〈全程英文採訪的壓力〉

除此之外，還有口音這個關卡。

受訪者來自不同地區，澳洲、英國、愛爾蘭、美國東西岸、美墨邊境、英屬澤西島……更有受訪者是戴著呼吸器說英文、口音含糊不清的！再加上一起工作的英國團隊，導演是來自紐約的倫敦人，兩位攝影師中一位是有維京血統的北歐人、一位是敘利亞人，收音師是義大利人，整個工作團隊儼然是個小型聯合國。

製作單位投入了這麼多資源，我絕對不能搞砸，更不想丟亞洲人的臉，可想而知我想把英文說好的壓力有多大了。

這時我得要感謝老天爺給了我一個禮物：我的英文老師Joy。

當時我已與她上了半年多的課。Joy是多明尼加裔美國人，十多歲時從多明尼加共和國搬到美國亞歷桑那州鳳凰城讀高中與大學，二十多歲便來台灣工作，直到如今。

身為移民的她，對於生死、移民以及女性議題也十分有興趣，與我志趣相投。當她知道我接的新工作要討論這些主題，二話不說地願意助我一臂之力，更為我補充許多視野與背景（如美國非法移民與永生議題），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她，我真是太幸運了！

我與英文老師會先分頭看由紀錄片工作人員收集來的資料，再找時間一起腦力激盪。

當我們見面時，會以英文聊天的方式各自表達讀了資料後帶給自己的衝擊。我可能得用十句話來陳述一件事，但老師用兩句話就能充分說明，由此我便能得知用哪些英文字詞來表達會更恰當。

而討論的最後，我與老師會決定應該要問哪些問題：一個大問題之下圍繞著哪些小問題？問題的先後順序？要從個人經歷開始問還是從議題開始問？從哪個角度切入問題？……與英文老師這番沙盤推演，對於我日後的正式訪談，幫助極大。

〈出發前，我到底是誰？〉

離出發拍攝日二○一八年四月一天天逼近。

三月，我特地飛去北京與騰訊的團隊開會，臨出發前，北京、倫敦以及台北的我，三方再一起開了長達三、四小時的視訊會議。

此時一個個新的問題在我心中浮現：我在這個團隊中的定位是什麼？我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記者還是主持人？是一名觀察者？一個好奇的民眾？我到底是誰？……

出發前，這些疑問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