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參議員都面對過無數這樣的壓力，這些互相衝突的事例僅僅反映了我們複雜的經濟活動中必然存在的矛盾。如果我們坦率地告訴選民無計可施，他們就覺得我們缺乏同情心或者無能為力。如果我們做出努力但是失敗了（通常是因為代表其他人利益的參議員在阻撓），他們會說我們像其他政客一樣不中用。我們唯有退入國會休息室，伏在表示同情的同事肩上哭泣，或者回家衝著妻子吼叫。
 
我們或許會對自己說，那些壓力團體僅僅代表一小部分選民──而事實也真是如此。但這些少數人的表達能力很強，他們的觀點不容忽視，而且他們是我們與普羅大眾聯繫的主要對象。這些人的意見我們可能不了解，他們的選票卻必須爭取到，但他們對我們努力去做的事情卻知之有限。（有位參議員在退休後說，他對每一個問題都戰戰兢兢地投票，希望到競選時大多數參議員記住他的好，而公眾絕不知道﹝更不要說記住﹞他對公眾福利問題投過反對票。但是大家可以放心，這種看似天衣無縫的做法在他那裡並未奏效。）
 
於是有良知的參議員會實際面臨到上述那些壓力：他不能無視壓力團體、選民、黨派、同事情誼、家庭需求、擔任公職的自豪、妥協的必要和繼續維持公職生涯的重要性。他必須自行判斷，該選擇哪條路，哪一步措施最有助於或最妨礙他理想的實現。他意識到，一旦他開始以競選連任機會的多寡權衡各個問題時，一旦他開始在一個又一個問題上放棄原則，做出讓步，唯恐不讓步就會妨礙他的大業以及將來為原則進行的對抗時，他已喪失了憑良知行事的自由，繼續任職也失去了正當的理由。但是可以在什麼觀點和什麼問題上冒險，這是一個需要絞盡腦汁才能做出的困難決定。
 
但是有人會說這不是實質性問題。可以始終按正確的方針去做，別管這個方針是否受歡迎。不要理睬壓力、誘惑和虛偽的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