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小國〉
 
La littérature et les petites nations
 
引文
 
有些作家大會比黨的大會更重要，或者至少更令人難忘。在共產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黨的大會一場接一場，如出一轍，了無新意，而作家大會可能是無從預測的，有時還深刻預示著政治權力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變化。
 
也有些大會的演講標誌著一個時代，於今重讀，依舊迴盪著獨特的回聲。我們會想到一九六七年五月索忍尼辛（Soljenitsyne）在莫斯科譴責審查制度的這場演說，它激發了紀伊．琵雅（Guy Béart）創作出一首美麗的歌曲：「詩人說了實話，他必須被處決……」一個月後，在布拉格，米蘭．昆德拉的演說揭開了作家大會的序幕，這場會議上的演說卻鮮為人知。
 
當時的米蘭．昆德拉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他發表的劇作《鑰匙的主人們》（一九六二年）、短篇小說集《可笑的愛》（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五年），特別是一九六七年的小說《玩笑》（在作家大會召開之際出版），讓他聲名大噪。《玩笑》呈現了一個時代，並且宣告它的終結，對捷克讀者而言（但也不僅限於捷克讀者），這部小說始終與一九六八年的春天連結在一起。在文化創作大躍起的浪頭上，當時在電影學院（FAMU）教書的昆德拉成了一個耀眼的人物。這個大躍起的趨勢在文學（赫拉巴爾〔Hrabal〕、史克沃萊茨基〔Škvorecký〕、瓦楚里克〔Vaculík〕……）、戲劇（哈維爾〔Havel〕、托波爾〔Topol〕），還有電影的新浪潮（福曼〔Forman〕、帕瑟〔Passer〕、曼佐〔Menzel〕、涅梅茨〔Němec〕、希蒂洛娃〔Chytilová〕……）等各方面，都展現出卓越的原創性和多樣性。昆德拉認為六○年代是捷克文化的「黃金時代」—這樣的說法不無道理—捷克文化逐漸擺脫政治權力的意識形態束縛，同時也不受市場的束縛。從這角度來看，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不該僅僅被簡化為政治面向，唯有將其視為整整十年文化躍進所達致的結果才得以理解。在這十年期間，《文學報》（Literární noviny）的發行量達到二十五萬份，全數可於一日售罄；整整十年，文化的解放加速了政治結構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