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的第一個好運就是出生在新加坡。我非常確信，如果我沒有出生在新加坡，就不會擁有現在所享有的生活。導致我出生在新加坡的偶然事件，是我父親莫罕達斯．馬布巴尼（Mohandas Mahbubani）在一九二○年出生後不久就成為孤兒。他是由姊姊們撫養長大，但因為她們有自己的小孩，無法分出時間來照顧他。這就是為什麼他的姊姊們在他十三歲時就把他從信德送到「狂野西部」的新加坡，讓他在那裡一家信德人的紡織店當苦工。結果，我父親在新加坡長大，成為一個無人管教的青少年。無可避免地，他養成許多壞習慣。他開始抽菸、喝酒、賭博。在這麼差的先天條件下，他最終過著坎坷的生活。我在成年後才發現這些事實。因此，儘管我和我的姊妹們在年輕時討厭（有時甚至憎恨）我們的父親，但了解生活對他很不容易後，我開始原諒他。

我父親的生活肯定也受到東南亞的動盪影響。幸運的是，他在二戰爆發前離開了新加坡，因此沒有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間生活在日本嚴酷的占領下。他返回信德與親戚住在一起。當時，他的親戚按照傳統印度教信德族的習俗安排了他與我母親的婚姻。我母親並不知道她要嫁給一個已經養成許多自我毀滅習慣的年輕人。

我母親在一個穩定而保守的家庭長大，完全沒料到與我父親結婚後等著她的是動盪的生活。來到新加坡後，她就遠離了兄弟姊妹的支持。儘管她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經歷了許多動盪，但她沒有可以求助的近親。

我們很窮。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是我六歲那年，剛入學的我被安排加入一個特殊供食計畫。所有小學一年級男生在進入塞拉雅學校（Seraya School）時都要量體重，我們當中有大約十幾個人被認為體重過輕。課間休息時，我們會在校長室集合，那裡有一大桶牛奶和一只杓子在等著我們。我們每個人都用那只杓子喝牛奶，快樂地分享彼此的細菌，無意中增強了我們的免疫系統。體重過輕顯然不是一種好狀態，但我很幸運在六歲時還活著。

我們的貧窮是父親無法長期維持工作的直接結果。有些時候，他的壞習慣會成為阻礙，尤其是酗酒和賭博。他還會變得暴力，酗酒後會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