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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噪音: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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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火炬傳過來了
現在就看你願不願意點燃心底那支蠟燭

  2003年春天,美國出兵伊拉克。那年冬天,席格的朋友約翰在一個寒冷雨夜開車回家,看到一個高瘦的老人穿著厚重大衣站在路邊,手上高舉著一個牌子,許多車子從他身邊快速開過。他認出那是八十四歲的老人彼得席格,但看不清楚上面寫著什麼。等到開得更近一些,他終於看清楚了這個孤單、沉默但堅定的老者手上牌子寫著:「和平(Peace)」。
他不能想像,以彼得席格如此知名的人,只要打電話給媒體就可以表達他的意見,卻在這裡默默地舉著抗議牌。事實上,從伊拉克戰爭開始,席格每個月都會站在這裡,靜默地抗議。

—節錄自〈Pete Seeger:穿越二十世紀的抗爭民謠〉

  抗議之聲,就是這樣疼痛成歌的。
  現實也是這樣,疼痛成為歷史的。

  我們記下並傳誦、大聲喊出這些先行者的名字,
  藉以告慰其他黑暗中的敲擊者。

  「無論寫得多好的一本小冊子都不會被閱讀超過一次,然而一首歌卻會被用心銘記並且一次又一次地被重複吟唱」。Joe Hill的這段名言無疑是音樂何以改變世界最核心的詮釋。畢竟,歌曲比起書本更能以一種無形的形式跨越時空限制而穿透人心。

  2004年,張鐵志用《聲音與憤怒》開啟中文世界的讀者對於搖滾與社會關係的新視野;2007年出版的《反叛的凝視》,則是對當代西方政治和文化反抗行動的反思;2010年,《時代的噪音: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結合了前兩本書的搖滾與反抗精神,進一步書寫關於西方重要的抗議歌手以及他們所處時代,因此,這不只是一本關於音樂人的書,而是一本紀錄二十世紀至今的人民反抗史。

  《時代的噪音》以人物故事為主,不僅對許多重要歌手做深入透析(例如Bob Dylan到底在什麼意義上是抗議歌手,Bruce Springsteen如何調和他的巨星身分與抗議姿態),也介紹了許多在中文世界比較少被討論的音樂人。另一方面,本書更深度著墨這些歌手所屬時代的社會史,並透過不同音樂人的故事書寫二十世紀至今的社會反抗史:從二十世紀初的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到六零○年代民權運動史,再到如今的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鬥爭。除了有系統的音樂論述外,全書滿溢理想主義的豐沛情感與堅持,一首首耳熟能詳的歌曲背後,是一頁頁血淚斑斑的反抗歷程,讀之令人動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張鐵志

  文化與政治評論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參與多個NGO。關注主題從國際政經、社運議題與文化,尤其是這些主題間的彼此連結。2004年出版《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獲媒體選為年度好書並已第十刷;2007年出版《反叛的凝視》書寫美國的社會與文化行動主義。現於台灣中國時報;香港信報、明報;大陸南方都市報、新京報、城市畫報、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等兩岸三地主要媒體撰寫專欄。

  部落格︰blog.roodo.com/SoundsandFury

 

目錄

第一部:左翼民歌時期
Joe Hill——抗議歌手的永恆原型
Woody Guthrie——唱人民的歌、為人民而唱
Pete Seeger——穿越二十世紀的抗爭民謠

第二部:六○年代
Bob Dylan——像一顆石頭滾動
Joan Baez——永不妥協的民歌之后 
John Lennon——愛與和平的理想主義者
附一:藍儂、傑格與1968
附二:「改變正要來臨」:黑權與黑人歌曲

第三部:七○年代至今
Patti Smith——相信民眾力量的詩歌搖滾
Bruce Springsteen——歌唱許諾之地的幻滅
The Clash——掀起白色暴動的政治叛客
Billy Bragg——用愛與正義殺死資本主義
U2——當搖滾巨星成為時代的聲音

 

作者序

繼續書寫

  2004年出版《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之後,引起許多始料未及的回聲。原本以為這是本只有同時喜歡搖滾和關注社運的朋友才有興趣的小眾書,沒想到現在竟然邁入第十刷了。銷量之外,對我有更大意義的是,常常遇到玩音樂的年輕朋友說,這本書讓他們開始去關心各種社會問題、參與NGO,或想組一支抗議樂隊。任何一個這種鼓勵,就更讓我確認書寫的力量。

  《聲音與憤怒》原本是計畫在三十歲我出國念博士那一年出版,作為我青春搖滾歲月的告別。沒想到,不僅書的出版晚了兩年,且竟然成為一場新的人生旅程的開始:我開始進行更多的書寫,主題從搖滾到政治,寫作場域從台灣到包含中國。

  曾有人質疑,怎麼我這些年來還是一直在寫抗議音樂的老梗,甚至可能會問怎麼又出了一本看起來類似的書。理由是,我越寫,就越覺得自己對這個主題、對這些音樂人、對音樂如何展現社會力量的認識還太少,所以總想繼續挖掘得更深。如果自以為完成了一本書,就瞭解一切,可以放棄這領域,那麼只會讓約翰藍儂發笑吧。

  這本《時代的噪音》是關於從二十世紀初到我們所處的二十一世紀,不同時代的西方抗議歌手如何用他們的音樂去記錄歷史、對抗不義、抵抗體制。相對於《聲音與憤怒》是以事件為主,本書則主要是凝視音樂人的生命與理念,並將其鑲嵌在不同階段的社會反抗史:從二十世紀初的美國資本主義與工運早期階段、三四○年代的左翼運動、五○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六○年代的反戰運動、民權運動,七八○年代的經濟轉型和雷根的新自由主義,以及九○年代的全球化/反全球化、戰爭與和平、發展與貧窮。

  這其中,有的音樂人是抱著改變世界的革命企圖,有的人僅是想說出心中的話;有的人一生始終堅持以音樂作為抗議武器,有的人則是把社會批評當作藝術表現的一個階段、或一小部分,或甚至拒絕抗議歌手的標籤。當然,我們真正關心的問題是,音樂如何可能真正改變世界?當民歌之父伍迪蓋瑟瑞在吉他上寫著「這把機器殺死法西斯主義者」時,沒有人比他更相信音樂的力量。但在斯普林斯汀、瓊拜雅、衝擊、乃至U2身上,我們看到的是巨星地位∕商業體制與抗議信念的多重矛盾與糾結。而在喬希爾、席格、黑人民權歌手和U2的實踐上,則讓我們反思是要實際的政治遊說、草根組織,還是透過歌曲和現場演場來激勵群眾,才是最有效的力量。

  如果《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是提出一個巨大的問題,本書則嘗試提出答案,雖然答案可能不只一種。可以透露的是,我相信的答案是在第一章喬希爾的臨終吶喊中;當讀者最終隨著這本書走過二十一世紀,在終章的最後一頁,也可以看到本書的結論如何呼應著喬希爾的信念。

  這本考察音樂與抗議的歷史之書當然有其限制,因為故事集中於英美愛爾蘭的白人搖滾與民謠。美國的嬉哈和雷鬼有著更強烈的社會意涵,而在非洲、拉丁美洲、亞洲、乃至東歐,也有更多透過音樂來介入社會反抗的故事。希望那些可能會留給下一本書。

  當然,我更想寫的,是台灣的音樂如何被時代形塑,並且如何反過來介入時代。

  這幾年我參與過許多令人激動的社運演唱會,從三鶯部落到師大小公園;記錄過許多音樂人的故事;更參與策畫、推動許多場社會議題的活動,如2008年底為國際特赦組織舉辦的小地方人權搖滾節,共邀請超過二十個台灣獨立音樂人,活動時間超過兩個月。不論是作為背後舉辦者、旁邊側記者,還是台下聆聽者,我總在許多音樂人的聲音中得到感動與力量。於是,我最大的渴望,就是為他們唱過的歌寫出下一本書。

張鐵志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6377952
  • 叢書系列:文學叢書
  • 規格:平裝 / 224頁 / 15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鮑伯狄倫:像一顆滾動的石頭
張鐵志

在許多人心中,鮑伯狄倫無疑是音樂史上抗議歌手的形象代言人。

他寫出六零年代、甚至音樂史上最偉大的數首抗議歌曲,他把民謠、流行音樂轉變為一首首犀利的抗議詩,或者揭示社會真實的寓言詩。而他在《時代變了》(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專輯封面緊蹙雙眉的憤怒神情,成為那時代最鮮明的臉孔。

然而,說他是抗議歌手可能是音樂史上的最大誤會。因為,他的抗議時期主要是在1962到1964年的短短兩年間,雖然他之後仍不時書寫關於社會議題的歌曲。

狄倫寫下了偉大的抗議歌曲、不情願地界定了抗議歌手的形像,卻拒絕被抗議歌曲所界定。

1.
1961年二月,這名十九歲、面容蒼白的年輕人背著吉他和破舊皮箱,走下灰狗巴士,從白雪冰封的明尼蘇達來到了紐約格林威治村。

這裡,人們暱稱為「村子」,是全世界民歌的中心。

不只民歌,這裡也是各種前衛文化、地下藝術正在發生的地方,各種顛覆性的創造與想像恣意地跨界串門子。在麥杜格街(McDougal street)上,畫家在Café Wha聽著爵士樂與民歌,民歌手和詩人在「煤氣燈酒館」(Gaslight)狹小的地下室輪番吟詩歌唱,或者不小心進入了小劇場中粉墨登場。

這個斑斕場景不是始自六零年代。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格林威治村就是美國波希米亞文化和激進主義的首都。藝術家、作家、革命者在這裡熱烈地揮灑他們的生命。

而這些波希米亞和革命份子並不是在華盛頓廣場—這裡是村子的心臟—的兩側各自生活著,而是在廣場中間一起相擁起舞:波希米亞們抵抗主流文化的壓迫,革命份子反對資本主義的支配;但革命家們沒有忘記美學與意識是革命所必須,作家與藝術家也深信想像力的解放不能沒有社會結構的改造。於是,這裡誕生了尤金歐尼爾的劇作、左翼記者約翰瑞德(John Reed)的激情文字,女性無政府主義者愛瑪戈嫚(Emma Goldman)的呼喊,以及後來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詩人們用詩歌和邊緣的身體點燃反文化的火光。

尤其是華盛頓廣場上的民謠。三零年代以來的民歌運動,在彼得席格(Pete Seeger)和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兩個民歌之父的領導下,早就根植著濃厚的左翼理想主義。大部分推動民歌的場所和雜誌都同時是政治的基地,例如麥杜格街上的「民謠中心」(Folklore Center),是無政府主義者老楊(Izzy Young)所開;民謠雜誌「唱出來!」(Sing Out!)更是老左派們結合民歌與革命的武器。

自明尼蘇達大學輟學來到紐約的狄倫,在村子裡比任何人都用功(他的師姐是1959年就紅了的瓊拜雅(Joan Baez))。他的主修學科當然是民歌,但他也在麥杜格街的酒館中吸收各種音樂精華,在十二街的藝術電影院看費里尼和其他歐洲電影,在布里克街(Bleeker Street)的咖啡館中傾聽社會主義者和安那其激辯革命道路,在朋友家的書房閱讀大量的歷史、藝術與文學,並和女友蘇西終日埋藏在劇場和博物館。

很快地,他成為格林威治村最耀眼的畢業生。

����在來到村子之前,狄倫已經熟讀了伍迪蓋瑟瑞的傳記。狄倫在他身上聽到了民歌的質地,愛上了他流浪者的形像,學到了為人民而唱的精神。他說,「伍迪是個激進份子,而我想成為那樣的人。」

所以他來到紐約尋找伍迪,去紐澤西的醫院探望病重的伍迪、唱歌給他聽,並為他寫下一首歌:「給伍迪的歌」(Song To Woody)。

��狄倫的風格很快突顯出來。他演唱許多時事歌曲(topical songs)——書寫和紀錄時事或歷史的民歌,用他獨特的編曲與嗓音。

他說,��「我唱的民謠歌曲絕對不容易入耳,它們並不友善,也不圓潤滑順。它們不會帶你平緩地靠岸;我想你可以說它們不商業。不但如此,我的風格對於電台來說是過於乖僻而難以歸類的作品,然而歌曲對我來說遠不只是輕鬆的娛樂而已。歌曲是我的導師,它們引領我,帶我到另一種對現實的意識,帶我到某個不一樣的共和國,某個解放的共和國……一個「看不到的共和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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