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無所不在的文學國度

余友梅／特稿

曾在巴黎長住15年的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形容巴黎是個「透過書本得知的虛幻城市，一個經由閱讀而熟識的城市」。(《巴黎隱士》，時報出版)即使你從未到過巴黎，但在你生命中曾佔有一席之地的世界文學作品中，它早已成為一個內在場景。從沒有一個首都讓你覺得如此熟悉而又陌生。即便在視聽影像佔據大量閱讀人口的新世紀中，文字書寫的巴黎反而經過新科技的幫襯，而更顯得活色生香。

在小說改編的電影《三劍客》、《悲慘世界》中，巴黎變成歷史之城、革命之城。在波特萊爾、巴爾札克、左拉、普魯斯特等流傳上百年偉大詩篇、不朽小說之中，巴黎成為法國文學地圖上的重鎮。

當你隨意從書架上拿起一本法國文學著作，你就從時光之旅中走入了這個無所不在的文學國度。

2000年8月出版的《九三年》中譯本(林鬱出版)，使你一下跌入1874年雨果筆下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處於成敗關頭的一段歷史。流亡的雨果花了12年的時間完成他最後這部重要作品。他以詩人的激情，濃筆重彩地直接描繪法國歷史上著名的「恐怖時代」。

而同年5月底出版的《金魚》 (皇冠出版)，還使你掩卷回味於法國當代「漂泊小說」那種有速度感的閱讀，所造成的出神狀態。隨著小說人物在漂泊過程中的覺醒，也啟動讀者對不同文化的感受力。

而當失蹤已久的離家男子，隨著《馬丹蓋赫返鄉記》(聯經出版)於10月堂堂進入台灣書市，好奇的讀者也跟著作者生花妙筆般的舖陳語調，到達400年前庇里牛斯山的小村落中。

那是蒙田(Montaigne)時期的法國。面對法國政局的完全惡化，這位文藝復興時期法國的精神領袖，花了20年自學的時間，完成了《蒙田隨筆全集》(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它是與黃義交熱戀時期的何麗玲的手邊書，也是蒙田留給後世最重要的精神遺產，蒙田把中世紀歐洲人的眼光，帶進更富現代意味的世界觀。

至於9月推出新譯本的《包法利夫人》（貓頭鷹出版），更是每一部論及法國文學的書，所必定要提到的經典小說。字勘句酌的文字藝術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將寫實派小說在他手上發揚光大。福樓拜強調小說的形式和風格比其內容更加重要，他要求小說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要來自仔細觀察或親身體驗，並要求文字具有音樂的節奏。因此寫包法利夫人中毒時，他感覺自己好像也中毒了。而福樓拜家鄉諾曼第所產的蘋果酒、「火車工人」蛋糕，都成為小說人物偏好的美食。

福樓拜研究在二十世紀成為顯學，即便是六0年代興起的法國「新小說」作家和理論家，也視福樓拜為先驅。沙特研究福樓拜，寫了一部兩千頁的大書《家庭的白癡》。祕魯知名作家巴加斯．略薩也寫了一部研究福樓拜的專書《無休止的縱慾》。

在福樓拜之前的巴爾札克（Balzac）是寫實派小說的創始人，他小說中的人物刻劃和事物描寫，都是以敘述者的眼光為準，因此人物第一次在小說中出現時，即為讀者作出了通盤性的描寫。

巴爾札克小說中的世界，涵蓋了巴黎與法國諸省，也對法國社會的中產階級，提出多元、縝密而相互連貫的分析。

與他同樣要使小說成為社會見證的喬治．桑（George Sand）被視為法國地方小說的開創者，小說《魔沼》努力反應鄉下人尊貴的一面。曾與劇作家兼詩人繆塞、音樂家蕭邦先後同居的喬治．桑，在小說中鼓吹女性獨立，時至今日，仍有女作家為她立新傳。

如果說繆塞是與巴黎緊緊結合的時代人物之一。那麼與他同期的梅里美、雨果、巴爾札克等人，就令人不難揣想法國浪漫主義時期的文風鼎盛。他們在塞納河左岸的咖啡館、餐館聚會聊天，回去後又不忘勤於寫作。從巴黎目前看到的路名，如拜倫路、巴爾札克路等，讓人們想起浪漫主義作品的盛世景況。

流亡作家的庇護所

而到了1920年代，這些地方又成為流亡到巴黎的外國作家的生活重心。龐德（Ezra Pound）說，２０年代的巴黎是「藝術領域裡的觀念實驗室」，在塞納河左岸，豪斯曼大道102號家中，過著遺世獨立生活的普魯斯特，在此出版了他流露現代意識流的大河小說《追憶逝水年華》的第一部。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艾略特的《荒原》都是此時期由龐德編輯出版。

尋求事業突破的海明威，接受美國作家薛伍德．安德生（Sherwood Anderson）的建議，來到「作家唯一該去的地方」巴黎。當龐德指導他寫作時，他則教龐德拳擊以為回報。又餓又窮，還和他人共用公共廁所的海明威，在他死後出版的《流動的饗宴》（九歌出版）形容巴黎「乾淨涼爽又可愛」，連「沒有樹葉的樹都是雕塑品」。

美國作家斯泰因所說的「迷惘的一代」（a lost generation）卻都在巴黎找到自己。除了一些法國重要的文學作品，如紀德的《偽幣製造者》、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是在這個時期問世外。許多帶有實驗性質的美國文學，都是在此出生的。諸如海明威的《在我們的時代裡》、《戰地春夢》、斯泰因的《美國人的成長》、威廉斯的《偉大的美國小說》都是在巴黎出版。而當時屬於新生代愛爾蘭作家的喬伊斯，其作品《尤利西斯》因淫穢理由在英美被禁之後，也靠在巴黎西爾維亞．比區的莎士比亞公司得以出版。當海明威看到這本書的時候，高興的大喊「天殺的最棒的一本書」。

海明威的《太陽照常升起》，就是以巴黎拉丁區的流亡者為背景。而一百多年，巴爾札克名著《高老頭》中布爾喬亞公寓的座落處就在這附近。

流亡者的巴黎到了五0年代成為存在主義者沙特、波娃、卡繆等人的集散地。沿著聖．日爾曼大道成排的酒館和咖啡館，都是這個時期許多重要文學作品的誕生地。

為逃避冷戰而暫住巴黎的美國年輕人，有「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詩人金斯堡( Allen Ginsberg)。布洛斯（William Burroughs）在巴黎時，手邊還帶著《裸體的午餐》的破碎手稿。一些個人出版社，更成為新文學思潮的接生者。如出版《裸體的午餐》的奧林匹亞出版社，後來又出版納博科夫(V. Nabokov)驚世駭俗之作《洛麗塔》（Lolita）（林鬱出版，先覺版譯《羅麗泰》）。

流亡者的巴黎即使到了二十世紀末仍成為作家的政治庇護之所。本次台北國際書展應邀來台的安德依．馬金尼（Andrei Makine），出生於俄羅斯，1987年在巴黎尋求政治庇護。作品《法蘭西遺囑》（先覺出版）獲得1995年的龔固爾文學獎、梅第西獎。新作《在愛的長河時光中》（大陸譯本名為《初渡愛河》）、《奧珈之罪》仍得到台灣出版社的青睞。（以上兩本均由皇冠出版）

而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亦是在當年定居巴黎。在他的得獎演說〈文學的理由〉中，他感謝法國使他「贏得自由創作的條件」。除了畫作收入外，高行健的戲劇都是法國文化部和一個戲劇基金會所訂購，收入是他稿費的十倍。也因為有法國這個以文學和藝術為榮的國家，使高行健的創作完全不用考慮到商業市場的偏好。

20世紀法國產生13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倘若你攤開二十世紀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歷史，當會更驚奇的發現，第一位得獎者和最後一位得獎者均是法國人。整個二十世紀，法國共產生了13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其中有國人熟知的羅曼．羅蘭（1915）、紀德（1947）、卡謬（1957）、沙特（1964）和高行健（2000）。

190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深受自然科學訓練的法國詩人蘇利．普呂多姆(Sully Prudhomme)，表彰其在「極為精巧的抒情詩中，探究了人類愛欲與人生不可避免的非永恆之間衝突，探究了人類的信仰需要和事實上的懷疑之間的衝突」。

這位被英國《獨立報》形容是一位「為氣球、氣壓計歌唱，為海底電纜、攝影技術，為物種起源和特定引力測定而歌唱的詩人」，其世界觀都植基於當時科學新發現之上。

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瑞典文學院決定將文學獎頒給理想主義作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肯定他在作品中一再揭示的道德真理。為了感謝瑞典文學院，羅曼．羅蘭甚至將他最出色的作品──《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手稿贈予文學院。

而在第二次大戰之後，瑞典文學院所選出來能帶給飽受戰爭後果折磨的歐洲的文學大師，仍是法國的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這位聲譽卓著的詩人、文學家，因為倡議世界和平和國際合作所作的努力，受到瑞典文學院的肯定。

192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行動不便的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肯定他的「創造進化論」，有別於達爾文的機械進化論。柏格森認為是直覺所揭示的生命衝動，在引導著進化的進程。

至於1937年得主羅歇．馬丁．杜．伽爾（Roger Martin du Gard）的小說《蒂博一家》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法國文學中繼承了大河小說傳統描寫特定歷史時期的最優秀著作之一。1947年得主紀德的《偽幣製造者》，就是題獻給羅歇．馬丁．杜．伽爾的作品。

195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給了出生於非洲的法國存在主義大師卡謬，這位在戰爭期間曾投入地下反納粹活動的作家，在作品中強調人類集體奮鬥力量的偉大。英年早逝的卡繆，留給後世的有《局外人》（或譯為《異鄉人》）《瘟疫》和《薛西弗斯的神話》等作品。死後美國意識流派小說重鎮福克納即指出：「有人說卡繆太年輕了，來不及完成自己的事業；但這不是時間長短或創作量多少的問題，而是『什麼』的問題。他在死亡之門的此側，寫出了每一個藝術家所意圖處理的，對死亡的預感與憎恨」。

與卡繆決裂的沙特，則在1964年獲獎。但這位存在主義的核心人物拒絕了這個獎項。沙特認為，作家決不能讓自己由社會機制改造，即使是最受尊重的有關機制也是如此。當時的沙特說：「今天的諾貝爾文學獎似乎專為西方集團和東方叛逆作家而設」，過了十年，他更表示，他反對由諾貝爾文學獎引起的文學價值的分級排列，認為那是對個人價值的否定。沙特認為，諾貝爾文學獎只是他所憎惡的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一種表現形式。

在這之後，直到1985年，才有了另一位法國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誕生。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瑞典文學院對提名法國作家仍感到敏感。但就在法國官方承認炸沈了紐西蘭海岸的綠色和平組織「彩虹戰士號」之後，有了一位法國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誕生。

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被認為是歷來爭論最多、名氣最小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輿論甚至指出，要是他沒有獲得此獎，他將還是一位默默無聞，沒有什麼影響力的作家。但是這位自己經營一塊葡萄園的作家，畢竟是法國第一位新小說創作的實踐者，他認為作家的使命即在於把語言作為一種工具，去探索世界。

與克洛德．西蒙同樣在得獎前鮮為人知的高行健，得獎後更引發諾貝爾文學獎含有政治目的的聯想。然而對高行健而言，他寧可用新的作品來回應外界的質疑。德國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朱錦陽亦指出，造成高行健在世界文壇知名度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和華語文學批評的落後。(《明報月刊》2000年12月號)

世紀末法國文學呈現私人性

從高行健《一個人的聖經》《靈山》所使用的人稱結構或馬金尼《法蘭西遺囑》中出現的「我」，可以感應到二十世紀末法國文學創作有了更強的私人性。作家追隨自己的氣質，為自己寫作。某些超現實主義作家和存在主義作家倡導的「介入文學」受到了質疑。

文學創作更追求個性的表達和對藝術的獨特體驗，更關注人的欲望、生活的意義等主題。各種人文學科也不斷與文學相互滲透。詩歌、小說、批評文類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作家和思想家一般不再以普遍性的名義發言，而是以個人、邊緣人、小團體的名義發言。

《小姐變成豬》、《莉拉說》、《金魚》、《假如這是真的》等法國文學作品陸續在台出版；法國作家如瑪麗．達尼厄斯克、安德依．馬金尼、馬克．李維等人，近兩年紛紛受邀來台。此種現象可以看出，國內出版市場對於實驗性、探索性強的當代法國文學作品是有相當的接受能力。反倒是法國經典文學作品，並未引起媒體太大的關注。

而在大陸，《茶花女》以及雨果、左拉等文學巨匠的著作，就有一二十個譯本，其中《紅與黑》印行量更高達500萬冊，二十多個譯本。前兩年大陸掀起「莒哈絲熱」，作家、漓江、上海譯文、海天等出版社均競相推出「莒哈絲」系列作品集，法國文學儼然成為出版新秀。

其實中國作家留法亦早有一段歷史。傅雷、巴金、錢鍾書和胡品清均是重要人物。錢鍾書的《圍城》的書名，就脫胎自法語「被圍困的城堡」。書中，錢鍾書就讓蘇文紈這位法國里昂大學的女博士用法語向意中人方鴻漸示愛，因為用外語來表達愛，就像「政治犯躲在外國租界裡活動，既安全又可靠」。當錢鍾書逝世後，連法國總統席哈克都致電吊唁。

眺望新世紀，法國文學仍依其在語言、文本、主題上的多層探索，展現其多重風貌， 法蘭西民族所蘊含的創作潛能，預料將使法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上成為一道深具特色的風景線。(2001/1/29 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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