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中美南海撞機事件、啟蒙時代、東方熱、一幅沒有署名的中國地圖、中國最早的受洗者，這些片段資訊能串成怎樣的一個故事？恐怕多數人也是乍看不著頭緒，而這也正是本書作者漢學大師卜正明他最擅長的地方。
撞機事件當然只是個起頭，之後十餘年以來至今，南海問題都一直是中國與鄰近國家，甚至美國發生緊張根源的所在，以美國為首的周邊多數國家主張這片海域當然是自由的，不能適用兩百海里經濟海域的國際法論述，如果援引海洋以及其下陸棚是有歸屬權的這種大陸領土概念，各國將難以運用這條東亞的最佳捷徑；而就中國而言，這無異於忽視了中國（包含中華民國）在南海本來就許多固有的島嶼，而且自二十世紀以來，南海發現的新資源不斷增加，更讓中國這種主張更為強烈。
為了證明自己是對的，雙方軍機例行巡航次數越來越頻繁，結果意外導致了中美撞機事件，而墜機地點巧合的正是中國古地圖中中國海船出發分東西洋的導航點。撞機事件地點當然只是個巧合，可是這也讓雙方對立的層級不斷提升，先是軍武巡演，後有佔地造島，頗有劍拔弩張之勢。
學界也沒閒著。中國學界開始積極尋找與南海擴張相關的論述，企圖由各種古文獻資料來證明這些南海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活動、使用的部分；而與此相對，西方學界則企圖藉由對中國政治結構與對外政策的分析，反過來努力解構前述的「固有領土論」。
這邊作者無意淌這渾水，不過這些爭端讓他開始注意到圖書館中的一張古老地圖。那是一張由斯圖亞特王朝初年的東方學者學者賽爾登先生所捐贈的古中國海圖，上面的資訊在一開始因為語言問題無人能解而被冷落；稍後語言的問題逐步解開，卻因為荷蘭製圖世家布勞家族畫出更精美的東方海圖，而被視為「次等貨」於是被館方束之高閣。直到近年的海洋主權爭議再起，這張掛在走道邊的老圖才重新獲得應有的重視。
根據作者研究團隊的分析，這張看似比例失真的地圖與現在的GIS系統相對照，其實是份精準無比的中國南海航海圖，特別是南海的比例與方位，與當今的地理輪廓有著極驚人的相似之處；即使圖中的中國內部、日本、台灣等地的輪廓都有明顯錯誤，並且也使用了錯誤的羅盤作為方位標記，誤把風水堪輿的羅盤當成還海羅盤，但是這仍不損這幅地圖在中國南海地區的精緻。
賽爾登先生是怎樣成為收了這張圖的伯樂？作者從他的人生軌跡來分析，包含成長、求學、工作等紀錄，可以看出，賽爾登先生不但交遊廣闊，他有幸認識了最早來到歐洲的中國基督徒沈福宗，並隨著沈福宗而悠游歐洲上流上會，而且也很幸運地搭上了啟蒙時期漢學研究的高峰。藉由傳教士與東印度公司的資料，賽爾登先生即使沒有去過中國，也不太了解漢字，但是他也藉此累積了相當大量的中國文化資訊，並且成為那個時代代表中國的專家，也以此得到他的社會地位。當他過世時，這些未完全解開的蒐藏自然也成了博物館的寄贈品。
後面他的學生、友人雖然也想研究，可是時空環境變了，十八世紀各國對亞洲形勢理解已經大開，認識更深，再加上歐洲科學革命的展開，東方已經變成落後的代言人；更糟糕的是新教倫理已經開始定型，宗教改革時期原本出現那種對聖經研究的狂熱開始冷卻，讓想透過學習東方語言，了解那個時代文本的人數也大減，東方學瞬間變成冷門學科，於是這張地圖不再被文字學家、地理學家重視，而該知道它存在的歷史學家更是沒人知道。
藉著南海議題，這張地圖重新被人們重視了，但是也誠如作者的結語，史料本身當時製造有其目的性，這張地圖是當年中國商人的航海圖，它只是為了航海而服務，而不是為了其他任何政治目的，所以若是拿政治正確、地理資訊等角度來檢視它，它恐怕只會得出許多無意義的結論，因為這些結論大抵想怎麼解釋就可怎樣解釋。可是如果回歸歷史本身，這張地圖呈現的，反而可以看見當年沿海的中國人如何違抗主流意識，展開如此波瀾壯闊海洋之旅。就讓歷史回歸歷史，把它當成明代海洋風情畫來看吧！或許這是種對這地圖最好的唯美欣賞角度。

二十世紀以來，華人史學界或許是受到西化風潮的影響，原本重人事的紀傳傳統受到極大的挑戰，不論海峽兩岸皆然。新文化運動以來，先有梁啟超、何炳松等文人提出「通史」的概念，鼓勵大家多寫事，「打破將相王侯的歷史觀」，而在遷台後又受年鑑、後現代思潮的影響，「大歷史」、「史料當家」、「事件解構」成為學者研究的顯學；對岸的中國更不用說，馬克斯史學強調的是「歷史階段」，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其「積極、充分條件」，人只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罷了。這斯乎有些不妙，兩岸史學界對於「人」的研究似乎正逐漸淡化，這樣子作為表現人類行為的歷史學又算什麼呢？至少，在這本書的主題「通敵」上面，以上作法將會出現巨大的盲點。
相較於西方學界對於「戰後」、「敵後」這個領域的研究，亞太地區的相關研究顯然是不足的，特別是中國。或許正是前述史觀的影響，加上稍後的國共分裂，兩岸之間對於「抗戰」歷史詮釋的角力，讓這數十年來兩岸對於「抗戰」的研究許多都集中在戰場上。如果說對於「敵後」還有什麼論述，大多集中在「南京大屠殺」這個議題上，而且研究的重點也不是集中在活下來的人，而是那些不幸的戰爭冤魂。事實上「南京大屠殺」（甚至有「南京大姦殺」的說法）對於形塑中國抗戰的影響力實在太大，幾乎佔滿了一般人對於整個抗戰的認知；而至於1938年之後的故事，恐怕正如書中所擔憂的，「真相埋沒於歷史之中」。
這種擔憂也與史料不足有關。少了史料，年鑑學派最擅長的壯闊篇章將難以重現，也讓事實似乎落入只能用馬克斯史觀的那種簡單二分法來檢視，即大多數中國人民堅苦卓絕，而少部分頭殼壞去的才會去當漢奸。以研究歷史的角度來說，這種做法恐怕根本就犯了研究法的大忌，因為培根研究法代表成見的「四偶像」在此全員到齊：先是欠缺史料而自由心證的解釋，讓「洞窟偶像」一竿子打翻所有佔領區人民；再來是為了要強愛國與國共政權的正當性，這種英雄式的「種族偶像」從而否定了佔領區人民生活上遭受的精神壓力；而對於佔領區的缺乏瞭解，又只能從敵後特務工作的角度來看這段時間的歷史，形塑抗日版的「劇場偶像」；最後也因研究成果不足，於是只能利用前面的研究資訊，就形成勝利者式，人云亦云的「市場偶像」，最終讓歷史真相繼續遠離。
針對上面提到當前兩岸地區對於抗戰史研究的困境，卜正民老師的《通敵》提出了相當不錯的新研究方向。受限於中國的幅員以及資料搜集困難，書中不打算處理整個八年抗戰這麼長的時間以及場域，而是把時間地點濃縮在戰爭剛發生的1937年底，那些發生在長江下游重點城市的故事，並且藉由年鑑學派所謂的「歷史的泡沫」，也就是通敵者的紀錄來重新檢視這段歷史。
到底什麼是通敵？如同前面所討論的，只用單純的二分法、與敵人接觸與否這些簡易的根據恐怕都不是好方法，而作者採用的是西方學界目前研究納粹佔領區內的模式，即「在出現佔領當局所產生的壓力之下繼續運用權力者」，簡言之，就是「那些與敵人合作的人必須是使用權力的人，才能說是通敵」。這種分法雖然可能仍然會有些道德議題上的爭議，不過至少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在史料之中那些充滿道德批判的描述中藏著怎樣的實情。
比起1895年處理台灣接收問題的青澀，1937年的日本在處理佔領區的問題其實已經步入熟年，稍早的滿洲國雖然手法拙劣，但又提供了日本人一種更適宜宣傳的新佔領手段。於是1937年，在戰爭確定將擴大化之後即將進攻南京城的前夕，日本人開始自滿鐵、台灣等具備通譯中文人才的公司、地區找尋適合的宣撫人員。不同於滿州國建立時關東軍的角色，這時招募的宣撫人員刻意的以民間人員的身份登場，藉以形塑日本「親善仁慈」的形象，並且為「日支提攜」的口號背書。
但弔詭的是，宣撫工作雖然號稱是民間推動，但工作一開始推行，就相當（或說是不得不）依賴軍方特務機關的協助，宣撫人員才能基本掌握他們要「宣撫」地方的資訊，偏偏這時候日本軍在上海戰役之後軍紀事件頻傳，早已臭名遠播，讓許多宣撫人員到了宣撫地之後意外的落入根本「無人可宣」的窘境，居民能躲得早就躲光了，剩下的是跑不了的老弱人士。
可是即使「無人可宣」，資料還是要做。於是宣撫人員們藉由發行良民證以及成立地方自治會等方式，希望藉由讓中國人快速回歸「正常生活」的方式來達成他們的宣撫工作，但偏偏戰爭中的許多直接交戰地點也正是這些城市，即使宣撫人員有心，但是這些城市基本上都是殘破的；而且更麻煩的是居民的心態，如果說日本軍的姦淫擄掠是為了瓦解中國的作戰意志，在某些地區是有了初步成效：男人們被集中起來，被迫眼見日本軍姦淫他們的妻女，然後日本軍回頭在這些可憐女人面前槍殺這些男人。這種侮辱中國男人的做法讓日本宣撫班在這些地方要找自治會成員時根本找不到人，不是死了就是跑了。發現這點真相，讓有的日本自己的宣撫人員甚至乾脆放棄工作，另謀高就。
於是宣撫的工作更加複雜了。城市需要重建，商業需要重開，這些都需要錢糧，但這根本不是日本政府與軍方計劃中的事情。對於宣撫人員來說，這意味著他們必須盡其可能的尋找可以合作的中國人，而且最好是有辦法能協助解決重建與災民安置問題的人；而至於自治會成員當然是以這種人優先，即使他不是當地人也無妨。
當限制放寬後，可以看到各地的自治會如百花齊放的快速誕生，可是無可避免的，裡面的人員多不是宣撫人員的第一首選，自治會會長們的出現是一種宣撫人員與實際狀況妥協的成果，能提供錢糧的才是王道。可是就這些會長們的角度而言，當然他們也知道與日本人合作的負面影響何在，除非必要，這些會長，或者更好的說法，也就是地方的士紳菁英們根本不願意就這樣喪失自己在地方的影響力，於是雙方相互利用，倒也暫時成了一種平衡。這也讓日本人要找「漢奸」時省去了很多心力。
可是新的挑戰旋即到來。日本畢竟只是控制點狀的城市，廣大的農村、山區實在難以掌握，而這也是國民政府與共產黨繼續存在控制力的溫床。在他們的制衡下，前述的「漢奸」往往只能找到失意於國民政府的角色，而這種角色往往很難達成日本人希望的樣板作用，這也讓日本宣撫人員只能退而求其次，使用「很像」中國人或是有日本留學經驗的角色，如上海大道政府的負責人蘇錫文，可是這又回到前面宣撫剛開始的老問題，這些人跟宣撫人員一樣是空降而來，必須依靠日本的援助才能有所作為，偏偏這些援助資源不是在日本政府算計內的事。
外國勢力對於日本來說也是麻煩的象徵。這點在南京最明顯，外國人希望自己是個第三勢力，能中立於日本以及日本的「親善組織」之外，可是他們忘記了，光他們本身的長相，就已經是對日本「大東亞共榮」此一口號的挑戰。華人信任他們的程度遠超過日本培植的自治組織。宣撫工作至此又多了一個強力競爭對手。
受夠了的日本政府於1938年開始收網，專心致力打造一個可以跟國民政府競爭的新政府，同時開始廢止前述的自治會，並且基本上切斷那些成員的參政道路。這是一種相當冒險的嘗試，中國政府依賴地方菁英勢力協助辦事是已經擁有數百年歷史的深厚傳統，日本的作為則是徹底切斷了地方菁英與上層政治勢力的關係。既然在上位的「漢奸」們無須對地方負責，自然更不可能把地方利益置於優先，例如崇明島的例子，最後的新縣政府根本就是以貪污己任。
之後類似的模式逐步往日本軍的新佔領區推進。各地基本上比照長江下游的模式—自治、找人、新政府成立，逐漸公式化。或許，如果持續下去，真的會出現一個日本滿意的中國政府，但是這種幻想隨著1941年底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而破滅，日本軍的急速擴張讓有系統的建設變成不可能，如同日本在台灣的軍事化建築一般，日本在中國的政治建設因為軍情的緊急紛紛成了「斷尾樓」，即使有再多的理想也只是一種假像罷了；如果硬是要說有啥貢獻，恐怕就是日本徹底切斷了舊地方菁英與上層政治勢力的關係，並且讓潛伏在地方的中國政府，特別是共產黨的政府掌握了不用菁英而能自成一格的權力基礎，成為稍後的國共內戰共產黨勝利的基石。

自上古時代以來，「哲學」一直是信仰人文的知識份子們所奉行的圭臬，不論是在對話或是研究著作著作上。如同燈塔一般，在相當長的歷史長河中，哲學一直指引著學者們在茫茫學海中思辨、論證，讓自然科學尚未出現前的人類，得以藉此解開許多眼睛所不可見的謎團。
但是在啟蒙運動以來，哲學代表的求真精神卻逐漸的衰弱。浪漫主義、意識流等新概念不斷衝擊著哲學界，原本追求真理不斷求真的哲學，幻化為一把解構的菜刀，把知識界原有的信仰價值一一庖切。在二十世紀以來，當真理越來越模糊時，後現代思潮披著「多元」價值的皮征服了思想界，在各個思想領域不斷的解構，但是解構完了，它們沒有想要再留下些什麼；而這種表現在作者看來無疑是一種作繭自縛，身為學科之母，解決幫助問題的哲學，怎麼會弄的如此狼狽，讓自己喪失了早年的純真。
對於這些把哲學帶入死胡同的同業，作者以米老鼠、品酒家與熱氣球嘲諷他們，認為他們的作法只是讓他們自己脫離真理，而該怎麼回歸真理？作者明確指出，從事「分析哲學」是當前不錯的一條路。與前面的哲學家們不同，分析哲學不只依賴推論與文本，分析哲學更依賴哲學與它的孩子們，也就是各個科學學科的合作，除了思辨的技巧以外，更要融合各學科已經有的成果，重新檢視自己的思辨，同時賦予各學科新的思考方向。
作者沒有直接交代他的分析與何種科學有關，不過他先把哲學常見的爭議議題列出，分別為情感、語言、信仰、夢、行動、知識、美、思考、觸摸與生命，除了用辯證的方式討論這些意識的由來，更加入了當代許多新的科學研究成果，如數學、語言學等，把原本作為哲學延伸的學科們反過來，變成探究哲學本身的探針。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腦神經科學的加入。哲學本身畢竟是門牽涉到思考的學科，而在啟蒙時代，受限於當時的醫療與外科技術，人腦思維運作的邏輯往往被歸入是上帝的旨意，如笛卡兒等大學者便是這樣主張。不過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腦神經科學已經累積達一個世紀的研究成果，思維產生的軌跡已經是人們可以嘗試去追蹤的範疇，而哲學當然也是一個可運用的範圍，也因此在各篇章中，都可以注意到作者使用腦神經科學的相關知識。
例如在宗教的篇章中，作者就用了「腦中的靈性」作為標題，使用腦科學對顳葉的研究成果，說明許多人的宗教感應其實是與外在環境的刺激有關，當外在磁場刺激增加，顳葉越敏感的人越容易出現一些「感應」，而這或許也說明了為什麼宗教集會儀式總是要在一些特別的時空舉行。解構了這些宗教構成的元素，作者勇敢的喊出「我是無神論者」這樣的言論，並且反過來再運用哲學的思辨功夫，認為既然宗教本來就是透過人腦與思考的弱、盲點控制人，那麼這樣子反而只是彰顯越虔誠的信徒只是越高明的騙子；而「無神論者過著奉公守法的良好生活」。
對比最近的時事，這幾天發生的德國福斯汽車廢氣排放造假事件，事件主角德國福斯執行長溫特康在事件爆發前的去年接受媒體訪問時，還特別提到：「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這讓我看到他人的好，也無懼於未來的挑戰。」現在對比作者的先見，可說是一個最好的諷刺。或許，書名中的白兔也不如表面說的，是引用愛麗絲夢遊仙境的那隻兔子，而就是作者自己，他將以哲學家的身份帶領大家闖入腦神經的森林，再藉由森林歷險的經驗，讓大家重新觀察許多平時忽略的平凡。

回想到稍早的2008年，如果周邊有親友在金融業的人，相信一定對那時的狀況記憶猶新：華爾街的財經金童們把金融資產過度包裝，結果在一連串的失誤下，封包破滅，造成嚴重的金融風暴。這股風暴先起於歐美，然後衝擊到台灣，許多人把退休金投入高槓桿的連動債券市場，此時血本無歸。
這種風潮下，歐美出現了許多排斥金融界的運動，例如佔領華爾街，這也讓原本被捧為天神般的金融圈瞬間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金融圈內其實也不好過，減薪、裁員、人事凍結，整個氣氛急凍，當萬年代理的我很能理解這種感覺。不過，既然圈內圈外人都不好過，那這筆帳到底該跟誰算？
出自於對這個議題的關心，作者也相當好奇，到底是現代金融的營運方法出了什麼問題？當時的社會是因為金融體系的出現而顛覆嗎？於是作者從金融危機本身出發，先從全球市場與金融體系出現的歷史脈絡切入，爬梳「借貸」與「投資銀行」的起源，這樣一方面是找出答案，同時也是整理自己過往的教學理論。
與大家的認知相反，今天金融市場最開放的美國，直到二十世紀初都還是有著強烈的反商情結，十九世紀末美國的大學也才首次出現商學院，可是反觀今日，為何美國已經是世界上的經濟與金融巨獸？除開政治軍事的影響力以外，其實從歷史脈絡之中，可以發現到美國成功的一個關鍵，在於美國的金融體系因為不斷參考前人經驗改進，相較之下是民主自由的。
這不是自我溢美之詞，當有人類世界的出現，投資銀行的概念就已經無所不在；只是隨著人類歷史不斷的累積，銀行、投資行為會變得越來越多人參與，也就是越來越民主，這樣雖然會出現如金融泡沫般的陣痛，但也可以催生出更健全完美的金融制度，從而減少尖銳的階級對立，甚至是革命的發生。換句話說，革命的發生不一定是必然，而是在於體制的良好與民主的程度與否。
例如十九世紀的馬克思，馬克思主張的階級鬥爭，其前提認為所有資源其實都已經被中上階層掌握，中下者絕無翻身的機會。當他的預言書資本論出版後，在英國卻沒有發生相當劇烈的革命，這是為何？其實這正顯示了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不了解。事實上，在健全與自由的金融體系協助下，資本主義並不如馬克思宣稱的一般，是嗜血的食人巨獸，相對的，資本市場相當鼓勵膽大、有創意的人，只要你同時具備這些條件，就能順利取得貸款；而英國在1850年代的成就也正是透過貸款給新興發展國家，如德國、奧匈帝國、美國與南美洲而成，讓馬克思因此預言失準。
1929年的金融風暴發生當然是一次泡沫的幻滅，可是這種金融風暴只會讓金融市場更健全，在股災後，其實仍有許多財務健全、體質良好的公司就是透過紓困融資而存活下來，並且繼續發展成重要跨國企業。而唯一免災的蘇聯如何？歷史其實也證明，即使在紅色共產世界，仍然需要類似資本社會的運作方式，只是在資本世界我們稱為經理人，而在共產世界則是黨職幹部。大蕭條時期蘇聯雖然號稱沒有受到影響經濟持續成長，可是這種刻意打造的榮景終究是一種泡沫，而且更恐怖的是，在自由市場，泡沫會因為市場天擇而破滅，但是在極權國家中，對市場定價機制這種絕對領域的侵犯，只會讓骯髒泡沫持續更久，最終會讓泡沫破於其他的針尖，而這種不健康的泡沫一破，受傷的就不只是高層，而成為全民共業。蘇聯稍後出現的饑荒以及中國在二十世紀中推行的「大躍進」政策就是鮮明的慘例。
對經濟的干涉從反面來說，如果經濟體之間無法和睦相處，一定要全面控制對方，弄到無法雙贏，那也絕對不是一條可行之路，這是一種「大幻覺」。從歷史來看，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征服對於經濟的影響，就長遠而言，絕對是弊多於利；就富人的立場來看，這種狀況絕對適用，富人累積錢財不一定是為了剝削而來，而是為了滿足其人生目的，先富，而後貴。於是我們也可以發現當代最成功的藝術創作者中，有相當比例的人其實早已財富自由，因此擁有自己的思考空間，並有金錢支持自己的理念；甚至提出「公民不服從」的美國思想家梭羅，本身其實就是個成功的鉛筆廠老闆，湖邊散記只不過是他公餘時的休閒作品。
其實，金融與全球化自由市場絕對不是洪水猛獸，而是需要理解，需要參與的，而這牽涉到的就是民主自由機制的建立。而反觀當今社會會充滿對立，正是前述「大幻覺」橫行的一種具體表現，執政者要怎樣做才能順勢而為，事半功倍，除了繼續深化金融市場的自由化之外，恐怕財商（FQ）的建立更是當務之急，有普及的財商才有普及的市場參與，也才能有最健全的金融體系，不是嗎？

十八世紀，雖然大航海風潮已經燒了好一陣子，不過「全球化」對台灣島內多數人來說，或許還是一個無感的名詞，畢竟台灣在清廷的限制渡台政策下，已經封閉好一陣子了。而在這封閉的環境中，其實還是有許多官方掌握之外的事在偷偷進行著，例如本書中提到的貝紐夫斯基來台一事。
貝紐夫斯基作為一個匈牙利人，實在很難把他與千里之外的台灣連結起來，不過這也才是故事有趣浪漫的地方：他先參加波蘭抗俄戰的戰爭，而後因為被俘虜而來到遠東；來到遠東之後因為文彩而備受重用，而他也趁機奪船逃出俄國，路經日本、台灣與澳門，之後才返回歐洲，一整個類似韓國人楊景鍾的曲折歷險故事，只是剛好路徑顛倒而已；不過本書特別集中討論他在台灣的經歷。
來到台灣的貝紐夫斯基憑藉著自己的熱情與膽大，很快與本地原住民有互動，並且旋即與其中的友好部落結盟，對其他部落展開戰爭，最後取得部落首領的認可，承認他為「福爾摩沙之王」；不過考量要建立殖民地需要資金與力量，所以他只留下少許船員協助原住民後就返回歐洲。
不過貝紐夫斯基終其一生都未再返回台灣。他回到歐洲後，利用他的遊記週遊於列國之間，先是找到法國贊助，佔領馬達加斯加島；之後一度失勢，於是又企圖去加入美國獨立戰爭，不過未獲重用。貝紐夫斯基一度失意，於是把遊記交由英國的出版商出版；不過新建國的美國卻又派他前往馬達加斯加，而在與舊東家法國人的衝突中，貝紐夫斯基就死在馬達加斯加島。
以上是貝紐夫斯基與他的「遊記」誕生的簡單經緯，最早是被伊能嘉矩提出，可是受限語言能力以及之後傳抄的錯誤，貝紐夫斯基在台灣史的地位越來越接近另一位胡扯天王法國人帕曼沙。作者以他深厚的語文功力以及對台灣史的熱情，先是重新翻譯了遊記中與台灣相關的段落，然後再回頭考證段落中與台灣地理、文化相關之處，相當的不容易，也給了重現早期東台灣歷史一些可以考慮的線索。
不過本書最可惜的地方也在這裡，這本遊記長年被學者忽略，當然有其理由，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裡面對於人的記載。原作因為是用來爭取投資者用的，難免會依照歐洲人習慣的方式呈現；但作者對於貝紐夫斯基所提到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完全認同，然後再返回來去追究前因，這讓本書後半讀來有些生硬。
而且這種對外人著作的極度信任也有個嚴重的後果。還記得最近幾年台灣歷史的爭議中，有其他學科的學者提出其實漢人來台人數有限，幾乎台灣人都是平埔族的後代，並強調中國人法律嚴，偷渡人數真的有限；但是如果貝紐夫斯基所言為真，恐怕當時要偷渡進入台灣，其實真的相當容易，恐怕也不是前面學者所願意看到的。
筆者以為不要那麼嚴肅吧！其實正如同書首翁研究員說的，把貝紐夫斯基的遊記當成一部驚奇、龐德式的短篇來欣賞，或許會更有意思。

雖然這是一本歷史小說，但是他的細節幾乎無可挑剔，彷彿是真的史料重譯。這是因為作者耗費二十餘年，並親身追隨哈德良的足跡，探訪當年地點而成的淬煉之作。
　　全書以書信體的方式呈現，背景設定是哈德良晚年在交代後事給未來的繼承人奧里略治國之道，然後娓娓的交代出哈德良時代＂羅馬和平＂的面貌，也借此解釋許多哈德良較為爭議的大事，例如繼位之初與元老院的衝突/迫害基督徒等，勾畫出一個帝國經營者在面對事情時的種種無奈與被迫下的決斷。
　　書中最精彩的部分筆者以為是哈德良與少年安東尼烏斯的相遇與戀愛的過程。過程雖然有些冗長，但是清楚呈現了早年羅馬人與希臘人對於＂同性戀＂的態度，或者更精確的說，是一種男男間＂柏拉圖式的戀愛＂。這種精神的交流不但是哈德良治國精力的精神支柱，同時也是治國想法的泉源；可惜少年實在很難承受來自於政界的紛擾，最終選擇以自己的身體作為奉獻，奉身河神，還願陛下。這部分雖然是出自於作者的推論，但是其中細節描述的精緻，絕對不是坐在書房隨便想想就能掰出的。
　　筆者個人其實很少看小說類的讀物，原本只是與朋友相交遊的即興閱讀，但是開始看之後卻跌入了羅馬帝國，無法自拔。推薦給大家。

　　講到《對話錄》，大家都會想到這是古希臘大哲柏拉圖，利用記錄先師蘇格拉底與弟子對話的方式，把自己的哲學思維完整呈現的著作；也因為有了這樣的文字呈現，於是讓古希臘哲學思維模式可以具體保存，並且能對後世能發揮相當的影響。
到了中古時期雖然一時之間因為「神學」的興起，讓哲學似乎變成了倉庫中的老古董，不過哲學很快學會面對新時代的挑戰，先是有阿奎納的《神學大系》率先使用哲學思維反過來征服神學，後有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等人重新以人本的思維詮釋哲學，讓歐洲世界開始翻轉；哲學與基督教神學的對立逐漸消彌，哲學不再只是拆解宗教不理性層面的螺絲起子，哲學，變成承載耶穌升天的那朵祥雲。
把場景換到工業革命後的人類社會，那種類似哲學與神學的鬥爭仍然持續著，只是兩造雙方變成了「環境開發」與「環境保育」兩者。在工業革命時代來臨之前，人與自然還能維持一定程度的平衡（雖然還是有不少破壞的例子），不過之後由於工業革命候機器力的大量使用，「人定勝天」成了常態，許多原本自然風貌完整的地區，在「建設開發」的大旗之下，開始遭到許多難以預知結果的挑戰。
這種對自然的挑戰似乎在美國建國時就已經註定了：地廣人稀的新領土、大量進入的新住民、不斷擴張招人的新政策，這些措施讓北美洲新大陸土地開始不斷的出現重大改變，而且許多是不可逆的。這種人為新政的頂峰到1933年羅斯福總統新政開始後達到頂峰，各州各地的「農業宣導團」、「土地測量保護團」、甚至還有專職「捕獸員」——專門撲殺各地特別有害的巨大生物，如野狼王、灰熊，總之，就是一群僅
「用字母命名的保護主義者（p.133）」。
作者李奧帕德是少數早有洞見發現這種矛盾的有志之士。出身於愛好狩獵的商人家庭，李奧帕德在少年時代就已經培養出對於自然生態相當深厚的興趣與觀察能力，耶魯大學畢業後的他也成為州林務官，投入他最心愛的林野工作。
不過事與願違，林務官的工作重點是發揚林業經濟效益，這點讓李奧帕德相當困擾，因為在許多自然觀察的場合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可是「土地是個有機體，它的個部分就像我們身體各部分一樣，相互競爭也有合作。競爭與合作屬於內部機制的運轉。」可是美國林務太重視經濟效益，形成了「砍下友人的左手，珍惜他的右手（p.211）」這種弔詭，而這弔詭又因為科學尚無法解答「保存土地機制的所有組成部分」而更為強化。
這種工作逐漸被李奧帕德認為只是淪於形式，於是在1928年時，那個美國最紙醉金迷的年代，李奧帕德毅然離職，與虛偽的「生態保護主義」劃清界線，開始一邊寫文章接受社會資助，一邊展開全美的野生生物考察，以全新的「生態學」角度來實現他的理想。
《沙郡年紀》的寫作也是李奧帕德身體力行「生態倫理學」的具體表現。1935年，他買下威斯康辛河畔一座廢棄多時的沙地農場，依照他生物學家的背景，一方面復育環境，同時建構他自己的一套土地倫理規範概念，成為美國第一批的環境保護主義者以及現代野生動物管理研究的創始者，開啟了對生態觀念的哲學思考。
李奧帕德認為「生態學對歷史的詮釋表明：人類其實只是生物的一員」，所以「在人與土地形成的群體中，土地倫理讓人類的角色從征服者變成一般成員和公民。這必然意味著他對群體其他成員以及群體本身的尊重。」要踏出這一步相當不容易，因為很多人對土地的觀念仍然與《聖經》中的亞伯拉罕一樣，「就是為了把牛奶與蜂蜜送到他的嘴裡」，千年以來沒啥變化。
幸好二十世紀以來的科學成就已經發現「土地」此一有機體的複雜性，土地有機體整體運作良好，那麼生態的每一個部分都將運作良好，「只有傻瓜才會毀棄其中看似無用的部分（p.212）」；而失去平衡終將造成生態群落某個環節的失落，會有族群因此永久消失，而原生生態也將永遠無法重建。如果不幸落到如此田地，「生態教育的懲罰之一，就是讓人意識到自己孤獨地生活在滿身創傷的世界中（p.217）」。
美國當年的造林計畫就是一個典型的失敗案例，美國政府注意到五大湖區的森林流失開始積極造林，但卻沒有讓成長較慢的原生樹種加入，讓計畫成效大打折扣：歐洲德國的施佩薩特山北麓，即使經歷的兩個世紀的復育，仍然沒有辦法長出如南麓一般原生的茂密橡木林，而只能長出養分需求較低的歐洲赤松，兩者在照片上都是青翠一片，但是真正能發覺其中傷痕的，又有幾人？
透過上面自然與人類的「對話」，其實可以發現，對於土地和諧的追求，如同追求人類的絕對公正和自由，而這正是李奧帕德想提醒大家的，「怎樣才能讓人們為了土地的和諧共生而奮鬥」，這是當前自然保育教育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不過有了土地倫理哲學的建構，筆者以為，未來是將更美好的。

在哲學理論中，「滑坡理論」與「神槍手理論」都是常常被提出，拿來檢視評論是否有問題的簡單工具。前者是指說為了呈現某一特定結果，於是把前面的一連串原因相關性都強化了，導致最後推演出的「結果」或許也是事實之一，不過重要性就被刻意強化了；而後者指的是針對特定議題中，為了呈現自己的論點是正確的，於是只選擇部分對自己論點有利的說法，去說強調自己論點的正確性，並且刻意忽略其他的反例或者不關心其他類似事例。看起來這些理論有些負面，很不幸的，這也是自己看完這本經典大作之後直覺能想到的東西。為何會有這種感覺？或許是內文的陳述方式與內容吧！
本書雖然不是歷史著作，不過作者加萊雅諾用記者對社會觀察的細心，配合歷史時間軸，分析拉丁美洲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數百年來一直無法獨立自主，一直處於經濟弱勢的理由。拉丁美洲其實天然資源是相當豐富的，照理來講，這些上天的恩賜應該是帶給居民們幸福快樂的泉源；不過與事實相反，在作者眼中，這些上帝的禮物其實是把拉美居民牽入地獄的綑仙繩。
在哥倫布來到美洲後，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讓美洲成為世界最重要的糖產區。由於製糖業的高度勞力密集，作為原住民的印地安人遭到大量無情的捕捉控制，成為主要的勞力來源；其後因為過度勞動與疾病等因素，印地安人們甚至成了土地肥料的來源，死事之慘，甚至讓父母不惜親手殺了新生兒後自殺，可見環境的惡劣。
不過也是犧牲慘烈，讓勞力一度嚴重不足，不過這個問題在非洲黑人進場後暫時舒緩。非洲黑人被大量引入，變成南美新居民的一員，可是與先前的印第安人一樣，都是在大莊園主的控制下慘淡的求生。利用這批廉價的勞力，南美的天然資源逐步遭到榨乾，讓西葡等宗主國可以有錢有閒去堅持他們在宗教事務上的理想，與「誤入歧途」的兄弟馬丁路德對抗，然後卻刻意忽略在新大陸上的忠實信徒，把們排除在天堂大門之外。
拿破崙戰爭是一個轉變點。宗主國對殖民地的無止境壓榨讓數量也是白人佔多數的莊園主們早已心生不滿，利用歐洲戰局的詭譎多變，殖民地首次有了自己作主的契機，以海地為首，奴隸們奮起與殖民者對抗，並且獲得勝利。可是，這結果不是幸福樂章的開端，而是進入另一個悲慘樂章的序曲。戰爭結束後，英國自歐洲列強中脫穎而出成為新興霸主，也成為拉丁美洲物資最大的採購國。龐大的市場，穩定的收益當然是莊園主們所樂見的，於是他們也樂得跟英國為首的全球化資本市場合作。
這種合作看似把拉丁美洲推上世界的先端，其實比起先前的西葡等老牌殖民國更為兇狠，英國資本不斷以各種工業生產名義滲入拉丁美洲，與各地方政權結合，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推行關稅保護等措施頓時成了滔天大罪，人人得而誅之，於是假開放自由市場之名，英國資本不斷顛覆不願意與他們合作的在地政權，表面上支持自由民主的拉丁美洲國家獨立，實際上是為了確保自己的進口與消費品輸出而已。
十九世紀下半葉，當英國因為多次金融風暴以及殖民地風潮而逐漸衰弱之時，美國資本繼之而起。與英國的手法類似，美國資本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掩護之下逐漸侵蝕拉丁美洲各地，然後美國籍的跨國公司取代了總督府，成為拉丁美洲經濟的總管；更有甚者，美國的力量持續透過傳教士或各種慈善組織深入拉丁美洲鄉間，藉由宣傳節育，把未來的拉美游擊戰士扼殺於子宮內，而推行「現代化」，更讓居民的生活從此脫離自然，轉而受到外來文明的制約。
這是拉美的現況。作者認為，要擺脫這種宿命，全面的土地改革是必要的，而且也需要拉丁美洲國家之間的大團結。最好是類似波利瓦爾的「大哥倫比亞」聯盟出現，才能抑制外國資本的滲透，讓拉丁美洲的豐富天然資源對於西方列強擁有更大的議價權力，不會讓國內的資本只有外流的份。
以上是作者的論點，看樣子拉美的災難都是自由主義與美國造成的，可是這正是一種典型的神槍手謬誤，因為除了美國以外，1970年當時其實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大事發生，例如當時的巴西。當時的巴西政府因為出口暢旺，正在積極推行「新首都」巴西利亞的建設，也正符合作者希望的均衡區域發展；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項建設顯然是破壞資源且效益不彰，這點在作者近年的新增補序言中被刻意地忽略了。
類似被忽略的例子還有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成立。組織成立於寫作時的1960年代末期；到書籍上市的1970年代初期，能源危機正在蔓延，作為出口國的拉丁美洲自然經濟大受打擊，可是這是一次非西方國家成功抗衡的一次事例。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成立的經緯是什麼？阿拉伯國家如何可以順利排除西方勢力，並且建立自己的石油定價權？這是作者寫作時發生的大事，但是很可惜的，似乎作者關心的重點在當年美國企業的進駐，以及台灣的成衣廠搶了拉美民族工業的成果。
更有甚者，一方面希望拉丁美洲各國能團結強大，但是又很強調各國的堅持與主體意識，如何讓各族群的本質與跨族群團結兩者共存？答案或許還是得回頭去借鏡歐美國家的歷史發展，因為若是歐美國家沒有找到平衡點，恐怕今天英法仍然會繼續針鋒相對，美國仍然反英吧！但這些歐洲強權的歷史卻是作者批評的「勝利者歷史」，當下能給予拉美國家多少借鏡呢？會不會其實作者的不滿，其實只不過是一連串滑坡謬誤的累積？
筆者以為，有捨有得。人與人交往本來就是互相，一定會有部分的自我被割捨，換來的是與外界的和睦，夫妻間的相處就是一個例子。當然，如果要有堅持，那就看程度吧！如果堅持過甚，恐怕人際之間，只剩所謂「有錢人的任性」能存續下來了；而這樣的結果我想也不會是作者想要的，或許放棄原本的那塊靶，重新檢視一下每個滑坡，作者會找到更好的答案。

　　在介紹本書之前，先提一個與本書時代背景類似的作品，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坂上之雲》。這部作品早在1970年代初就已經寫成，但是在台灣要到兩三年前才因為本書被改拍成日劇並與日本同步播放後才較被人認識。
　　作品的內容是以四國松山出身的三位好友，也是史實上真實存在的重要人物－秋山好古與真之兄弟、詩人正岡子規三位的生涯為軸心，描述日本明治維新時的年輕生命們，是怎樣將一個海島小國變成一個與歐美列強並列的一等國。
　　為什麼這樣一部史詩大作卻要到出版後三十年才有變成電視劇的機會？這是因為司馬遼太郎本人認為「坂」書可能會被不當解讀為「讚美戰爭」，於是一直拒絕將作品改編成劇本，一直到司馬先生去世後的1999年才由夫人同意發行影片。
　　到此為止，或許讀者會有疑問，「這與《日俄戰爭的時代》有什麼關連？」，我想如果有看過「坂」書或日劇的人，可能會對於結局是設定在日本海海戰的大勝這段印象深刻，不過也可能會忽略一件事，除去稍早死去的正岡以外，這對秋山兄弟戰後的日子如何？
　　這裡其實正是本書的重要論點。雖然名為「日俄戰爭的時代」，不過本書前半段的相當篇幅其實與日俄戰爭本身無關，都是在介紹十九世紀後期以來的國際局勢，特別是歐洲各國之間的競合關係是如何影響亞洲的局勢，而「日俄戰爭」則正是這種競爭關係下意外發生的一場重要大戰。
　　本書並未深入討論戰爭本身，除了前述的國際局勢以外，下一個重點是在於戰後的影響。日俄戰爭之後對於全世界的各層面都產生了許多十分重大的影響，例如亞洲各地的民族獨立與親日風、歐美金融界版圖的變動、亞太局勢的轉變、日本本身的憲政內閣推動運動都是，不過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本身的內部民風轉變。
　　在日俄戰爭之前，日本還稱不上「一等國」，但是在戰後，由於軍方的刻意美化與日本海海戰日本大勝，讓日本國民開始有了「我軍無敵」的自傲心態，這種心態又伴隨著大量義務役兵的出國，與鄰近中、韓相較，又更加深了一般日本民間對於週邊的自傲心態，這也鑄下了之後日本軍國主義的興盛與文人內閣不穩的前因。
　　至此，回頭前面的「坂」書，司馬遼太郎作品結束於日本海海戰之意或許也在此吧！因為日本最終沒有變成東方與亞洲的干城，而成為西方的獵犬，從而讓自己的世界角色曖昧不明，只能沉迷在自己的戰後經濟神話，而不論軍事或經濟神話，全部都是來自於那場讓日本變成列強的日俄戰爭。
　　或許本書因為翻譯與日文文法問題，讀來會有些饒口，但是細細品味，不難理解作者寫作時對於國家民族的關懷，是如此的強烈。

　　俗話中的「作繭自縛」，指的是把自己綁手綁腳害自己不方便，不過一般人常常忽略了「作繭」本來的用意是為了自我保護。在現實歷史事件中，國民政府於戰後在東北發行的「東北流通券」正是這句成語的最佳範例。
　　918事件之後，日本勢力大量進入東北，為了加速統合東北各地資源，日本協助滿州國建立「滿州銀行」，開始發行「滿銀券」。費時數年後，日本成功把東北原本多達數十種的零散貨幣整合，讓中國東北成為獨立於中國的重要經濟體，也連帶影響中國華北出現類似的經濟圈。
　　1945年日本投降，而東北有聲有色的經濟建設讓國民政府相當珍視，因此在戰爭剛結束就請出曾經擔任過交通部長，同時也是江浙財閥重要人物的張嘉璈（公權）出面主持新成立的「東北行營」的財政事務。
　　利用在國外考察的經驗，張嘉璈規劃了一種新的貨幣－東北流通券，一方面用來取代流通多時的滿銀券，以做為國民政府主權行使的象徵，同時也可抑制嚴重通膨的法幣流入經濟相對富庶的東北。
　　可是計畫趕不上變化。在政治上，中共與蘇聯對於東北的侵奪完全打亂了流通券的準備金作業，隨之而來的國民政府大部隊也急需用錢。不得已之下，東流通券只好默默的違背最初的發行原則，逐次加印鈔票。
　　曙光一度乍現，1947年蘇聯軍逐漸撤退，國軍漸漸穩定南滿局勢，流通券開始滲入各地，國民政府當局也開始回收蘇軍佔領時的蘇軍票以及代用法幣，東北的經濟看似即將穩定，可是這時國府金融團隊也才確認作為流通券準備金所需的東北工廠機具早已被蘇聯軍與中共瓜分殆盡。
　　1948年東北戰局急轉直下，國軍軍事屢次出現重大失利，東北行營只能繼續增鈔應對，甚至鼓勵民眾移往華北，這讓流通券開始失控，東北民眾財富急速縮水；而流通法幣的華北地區卻落井下石的開始反抵制通券入關，讓局勢更為失控。
　　在此關建，張嘉璈被蔣中正任命主掌中央銀行而離開東北，在後繼不專業的財經政策干預下，東北的經濟開始完全失控，反而讓中共的貨幣開始逐漸成為主流，最後東北的貨幣統一了，但國民政府也失去了東北。
　　以上是本書的基本立論，其實不難在此看出，這是一場國府、中共與蘇聯雙方角力的貨幣戰爭，其實是相當不錯的一個經濟題材。為了讓冷冰的經濟數字更有人味，作者也盡力蒐羅了很多報紙，企圖重建當時的華北、東北經濟相貌，這是相當值得鼓勵的巨大工程。
　　但本書最可惜的地方也在此，這是一本經濟史的書，但是論述缺乏明確經濟架構，這讓讀者在企圖理解三方角逐的一些動作時會略覺吃力；同時大量使用報紙資料是很好，可是經歷過這幾年台灣媒體的洗禮，想必大家應該多少注意到媒體立場對於讀者的強大影響力，這點讓本書的內容呈現有點類似臉書被特定立場人士洗版的感覺。
　　更可惜的部分是在評論。在經濟金融的場合，除了數據解讀，筆者以為更重要的一個能力是掌握趨勢。就書中的資料看來，國民政府官員在處理東北金融議題時幾乎完全處於被動，沒有遠見，但是書中不見作者的思考，只有以「時局如此」一類的解釋帶過，這不是典型的「散戶心態」嗎？金融、歷史的結合，應該是一個人「洞察力」發揮的好場所，可惜了這些豐富的流通券相關資料。
　　不過至少，流通券是如何的砸了國民政府自己的腳，這點到是本書還是具有可看性的地方，還是推薦給對經濟史有興趣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