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之國》的故事背景，設定在一個對同性戀和不婚者極度壓迫，假想中的未來日本，失憶的主角王寺滿在一步步找回記憶的同時，也加深了和體制之間的糾葛，並因為過去而產生更多懷疑和困惑。裡面的角色儘管只是懷有一些平凡的愛戀之心，卻因為外在的種種困境，除了當時的恐同政策，還有宗教背景的相異和三角戀，讓這些戀愛在阻道中被崎嶇的路面和尖角粗石打磨成叫人心碎的美麗模樣。

小說故事性強烈，從開頭就鋪陳許多懸疑，讓人想跟著女主角一探謎底，劇情緊湊，引人入勝。所有前往下一個目的的過程中都持續用小事件填充情節的空白，如在寺院等待尋找身份線索時，王寺滿幫助白鳥沙耶香參選，如朝聖的路途中遇見其他巡禮者進而觸發角色關係等等。但劇情進展（無論是正向或者逆向）過於順遂有人工的痕跡，如角色都能正確推理出下一階段將會發生的事，包括政府動向、女主角受傷的原因為殉情、她真正的職業是演員……在世界上眾多可能當中，我認為故事的鋪陳並沒有完整到能夠讓人確定這是唯一正確的選項。另，在故事強烈的同時，書中角色顯得稍不真實，善惡二元對立，王寺滿的設定過於理想化，無論是容貌、她對女人的強烈吸引力、在演藝方面的天賦或者對政治強烈不滿想要抵抗的心，都太完美，且這些設定都順和著劇情，讓閱讀過程少了一種更能撼動人心的內在衝突，只看得見劇情的矛盾，導致小說雖然好看卻少了犀利，沒有使人深刻反省的強烈力道，只是表面驚詫於故事情節。

本書用平易近人的語言拆解社會上普遍可見的厭女現象，觀點犀利切中要害，除了直接闡述女性對自我的厭惡、男性「好色」當中所隱含對女性的他者化、物化之外，更有許多巧妙的切入點，將厭女症立體化，擴大這個核心問題所帶來的周邊風暴。拆解完整塊狀的現實，意識到背後可能拼湊出現狀的碎片

大家熟知這個社會隱含某種男女權力失衡的產物，然而具體到什麼程度，卻並不一定清楚，甚至男性也是結構固化後的受害者。

厭女症表現在男性身上即為「女性蔑視」，在女性身上則是「自我厭惡」。「厭女症是男性在性的主體化過程形成的女性蔑視。」

讀者在對厭女症有所認知以後，對於發生在自己和周邊的事能夠更客觀地理解，並意識到社會中鮮少被察覺的（無論對男或對女的）迫害，這件事重要在於，即使無法迅速地改變現況，卻可以因為意識，而使自己不再成為不覺的加害者，停止不明所以地受害。

閱讀《小泉八雲怪談》時，想起的是一種非常古典而原始的閱讀經驗，即對一個完整，具有開頭，中間，結尾的故事的客觀書寫。這些怪談與其說是恐怖，更帶有一點童趣詭異的意思。本書收錄的多篇怪談，都有它身為一個故事吸引人觀看的特質，人物刻畫和情感經驗，多半不是其欲深究的紋理，它們擁有一個工整的架構，恰到好處的鋪陳、事件轉折，對我來說結尾雖合理安全卻顯得有些餘韻不足。

閱讀至今，加上各種媒材，如影視戲劇漫畫，對於一個「故事」的期待實已成長得非常龐大，必須高潮迭起，必須有出乎意料之外的轉折，必須緊抓著讀者一顆好奇的心，這些怪談是小品式的，讀來非常輕鬆有趣，也有諸多描寫到日本特有文化的篇幅，這些都是它在故事本身之外的特色。

「如果是動作靈巧的昆蟲會馬上飛走，但螢火蟲卻跟甲蟲一樣，受到撞擊後會無助地掉落到地上，而掉落的地方，你只要看那亮光——螢火蟲越是在恐怖與痛苦的狀況下，越是發光——就知道它們在哪。」——〈螢火蟲〉

本書前半收錄的怪談並不摻雜作者個人主觀意識，但我特別喜歡的是後半〈螢火蟲〉一篇，大篇幅地以科普、文化淵源的角度書寫螢火蟲這種生物，包括它們的習性、構造，介紹補螢人這種職業，引述和螢火蟲相關的怪談，俳句，語調平穩卻又不至枯燥，小泉八雲以這樣的方式，客觀鋪陳螢火蟲所具有的詩意，和他想使用的隱喻，讓讀者能夠循序漸進進入他所想要建構的，一個對於生命觀理解的世界。

「物質用某種方式正確無誤地不斷記憶，而不管是多微小的生命存在，都潛藏了無限的可能性。理由非常單純，因為所有極度微小的原子之中，都存在著幾億萬業已毀滅宇宙不滅而無限的經驗。」——〈螢火蟲〉

這是本引人入勝的散文集，書中名人在合宜的篇幅中展現鮮活的樣貌，用許多不連續的畫面、事件、思想切片完成人物的立體。然而在閱讀時偶爾會產生一些理解的斷層，無法完全嶔合入敘述情境。這也許和切入的方式有關，在故事開始前沒有建立背景和前提，直接從某個截面開始書寫，這讓每篇散文從開頭便能夠引人注意，犀利簡要，卻也造成些許閱讀的困難。

而我想作者書末引用納博科夫的話，很好地詮釋了這本書的書寫，以及書裡這十三篇散文分別書寫的十三位名人。裡頭的人們各以其所能達成，最適宜的姿態完成猶如墜落的一生，並苦思途經的牆壁圖案；圖案的謎底隨其墜入石板墓碑，卻在外頭遺留下斷簡，對無數相繼墜落的世人揭示他們所見到的美景一隅。

陶龍生的《善與惡》列舉數件美國司法史上重要的刑事案件，分別在各篇章中詳述案件的來龍去脈，使讀者能夠清楚了解事件當中的人物、事發原由、審判過程和結果，敘事聲音明朗，對案件本身的闡述保有一定的客觀性，然而在某些段落仍可見到作者著書時的價值評斷。

此書對於刑事案件的書寫剪裁雖然俐落，猶可感覺其在客觀性與故事性之間努力尋求一種平衡。為求事件的公正性，故事本身不可渲染，過於資料性又將使內容枯燥，故當中可見到一些說故事的技法，尤其節錄法庭上某些精彩答辯，除了讓故事生動起來，也展現了美國法庭審判程序中最基本和重要的「詰問」環節。說故事的同時，作者更欲傳遞的也許是美國律法漸趨完整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