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Viktor Mayer-Schonberger 和 Kenneth Cukier，前者是牛津大學網路研究所教授，後者是《經濟學人》雜誌資料編輯，此書出版以英文出版於 2013 年，後手上的為第一版的繁體中文翻譯本。全書旨在說明大數據分析將能提供預測，並且探討這工具會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工作和思考。書中分為十章，分別探討大數據的現在與未來、風險與管控、價值與延伸意義、因果關係不再重要、一切都可資料化等。

兩位作者開宗明義，說明世界上的資料正在急速增長之中，甚至乎超過機器現時能處理的量，假如公元前三世的亞歷山大圖書館是當時知識的總和，現時擁有三百二十座圖書館的資料量。巨量資料需要達到足夠規模才可成事，從科學與社會帶來改變，然後會改變我們的生活、互動與思考方式。

其次，書中提出在大數據時代會有三大趨勢：能夠獲取和分析的資料量大增；不應堅持一切都精準；拋棄因果關係，而接納相關性。當統計學要求隨機抽樣，而大數據下不再抽樣，而用數據母體的完整資料集，理論不會終結，只是不會再從假說入手而已。資料數量比品質重要，而且在大數據下可能十分雜亂無章。

再者，作者認為巨量資料會為市場、社會和企業帶來價值，資料成為了生產要素來改變商業模式，比如沃爾瑪找到了颶風和小甜點的相關性來發財。資料化 (datafication) 與數位化 (digitalization) 不同，從文字到數字都在記錄世界屬前者，而數位化將資訊轉為機器可讀的格式。可以說是 Amazon 看到書籍數位化的價值，而 Google 則看到書籍的資料化價值。

此外，書中提出巨量資料的價值在於使用，而不是擁有，因此鼓勵授權給第三方使用，開放資料使其價值最大化。當然作者並不信奉不是大數據至上，更在書中後半部分討論其陰暗面，包括大數據改變了私隱的界線，現時的法律可能失守而需要按時代更替。

作者斯溫格爾 (Mari Swigngle) 乃現居於加拿大的臨床心理學家、治療師，此書出版於 2016 年以英語出版，更於 2019 年再版，手上為第一版的大陸簡體中文字翻譯本。全書按其 18 年臨床經驗，主旨為提出人們忽略了濫用數碼產品和互聯網的負面影響，並且試圖回答數碼技術究竟為所有人帶來的心理、生理、環境和人際問題。書中分為十四章，分別探討科技如何控制人們、數碼媒介的吸引力、溝通模式之不同、遊戲化下的結構性學習、性技術等。

首先，作者認為「焦慮、抑鬱、性功能障礙、性變態、失眠、社交孤立、假性親密關係、婚姻衝突、工作表現失常」都與濫用數碼技術 (i-technologies) 產品相關，而且不僅限於年輕人，而是所有人的問題。這些被濫用的產品主要指電腦、手提電話和電子遊戲機，包括互聯網成癮 (internet addiction)，種種症狀、障礙和疾病實在與暴食、酗酒和藥癮的根本原因類同。

其次，書中提出數碼產品帶來了便利，可是帶來大腦加速、經常高度興奮。一直刺激大腦的代價，便是人腦依賴科技產品的刺激，人們無法安靜下來、集中精神、深入人際交往、專注學習和工作。似乎我們被科技產品控制了，而不是控制科技。

再者，作為家庭和兒童的臨床心理學家，亦指出一點值得深思，便是科技產品不能簡化成解釋一切問題的根源。由於夫婦溝通不暢、兒童需要被忽略、家庭關係的毛病，在以往閱讀報紙或後來觀看電視的年代都有，有些問題不管有沒有互聯網都值得正視。因此不該一面倒指責濫用電子產品的危害，而忘記人有其責任。

最後，作者於結論中重申網路成癮和濫用科技產品不只是年輕人的問題，以往媒體的關注都在年輕人，這大概是全人類的問題。以往對於數碼時代的原住民和移民的分野，今天也許不再適用，濫用科技產品和網路成癮大概是人類整體的問題。

作者湯姆．斯丹迪奇 (Tom Standage) 是《經濟學人》雜誌的副總編輯、前數位編輯，此書以英語出版於 2013 年，手上的為 2019 年的大陸簡體中文字版。全書主旨在說兩千年來社交媒形形色色，其分享、消費和使用訊息的習慣一脈相承，而新媒體技術的出現不但改變媒體本身，更會改變社會。書中為主要的十一章，書中分別探討牆壁、莎草紙卷、書信、印刷機、咖啡館、學術期刊、電報、電台、電視和網路的技術，如何在西方扮演社交媒體的角色。

首先，斯丹迪奇認為現時社交媒體的成功源自於三個古老的基礎：人是社會性的靈長類動物、言語交流來建立關係、書寫文字增進交流。由於「人通過流言 (gossip)，可以宣示自己在群體中的地位，表現自己有知識、有信譽，是可交的同盟或朋友」，互聯網成為一種但不是歷史上唯一一種非在場的訊息交流技術，只不過是網路更高效、更即時而已。

其次，書中提出古騰堡開發的印刷機包含了三種元素：金屬鑄造的活字、比較黏的油墨、螺旋壓床。這技術比起中世紀的手二抄錄至少快 100 倍，能在一天複製排好版的頁面幾百張出來，慢慢從德意志美茵茨地區流行到歐洲其他大城市，在 1500 年左右已有 1000 架印刷機在歐洲運作。而路德及其信徒善用了這一技術，讓路德成為當代最紅、最多產的小冊子作者被讚賞和分享，據說宗教改革頭十年的出版品他佔了三分之一。

再者，作者認為從阿拉伯輸入西方的，不僅是咖啡豆和咖啡因，而是來自阿拉伯的咖啡館的社交空間和訊息交流。咖啡廳因此在十七世紀中葉成為西方的聚會和訊息交流新環境，不同城市的咖啡館因按主要活動而討論不一樣的內容，自由討論該行業的見聞。而且咖啡廳內閱覽和討論最新的小冊子、新聞紙、公報和新聞信札，成為科學家、知識份子、商人喜愛的聚腳點。

最後，我認為書中最值得一再細讀的一句是：「使用網路的現代人對此一定大感驚訝，他們也許以為今天的社群媒體環境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但即使在網路時代，我們分享、消費、使用訊息的許多手法都是建立在幾百年前就有的習慣和傳統的基礎上的。 今天社群媒體的用戶不自覺地繼承了一個有著驚人久遠的歷史淵源的豐富傳統。」

作者是漢堡大學的教授，是美國文化與文學的研究學者，此書嘗試美國舉辦的博覽會如何構造美國文化。首先，此書主要以回顧美國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由 1853 年紐約、1876 年費城、1893 年芝加哥、1904 年聖路易斯和 1915 年三藩市的五場博覽會，論證時引用的內容非常豐富包括文學、選址與建築、藝術、科技，用以說明美國文化和國族主義是在近代如何形成的。此外，作者更以圖片、詩句、藝術作品和建築物作為例子，說明美國博覽的故事。

此外，我本來期待的是這本書會告訴我美國文化建構的來時路，但好像作者沒有表達清楚其機制。相反，每章的四個主題只像係陳列內容，卻不知這背後的創作者的邏輯和意念，作品是如何被分類，誰是因誰是果。而文學與藝術則看不見重大意義，只係數白欖，沒有看見為何創作者的角色與為何會創作。我們從書中看到的是結果，文化生產的成果，是在美國科層組織決定好了的內容給觀眾看的內容，那麼背後的決策機制和標準何在？觀眾又是怎樣看的？

作者 Kate Crawford 是微軟的資深首席研究員，也是大學教授和研究人工智慧近二十年的專家，此書以英語出版於 2021 年。全書主旨在挑戰人工智慧既不人工、亦不智慧、也不中立，並揭示背後權力與資本的運作，反映鮮為人知的期望、意識形態、環境代價、欲望和恐懼。書中分為主要的六章，分別探討：過度搾取地球資源、取盡勞動和時間、有違背倫理的數據、分類問題、表情錯判、國家監控。

作者首先透過「聰明漢斯」的馬匹案例，來說明我們無從得知機械學習得到什麼，同時旁觀者期望也可能影響其結果。而背後也有二種謎思：第一是把非人系統當成與人相同的智慧，第二將智慧看成獨立、自然存在的東西，忘記其背後的社會、文化、歷史與政治。此外，書中指出人工智慧如何服務於僱用、教育和警政系統。

作者以地圖集 (Atlas) 作為人工智慧的比喻，因為人工智慧以不同方式來觀察和連結世界，也彰顯了產業的野心。就像地圖一樣，人工智慧用按特定的信念與觀點來建構，以一種特定的方式來衡量和定義世界，而由少數人所決定，來監視人類行為、交流和勞動。因此作者試寫一本關於人工智慧的地圖集，根據自身在美國工作和生活的經驗，來揭示其「實體架構、脈絡環境和占優勢的政治，並追溯它們之間如何連結，望而了解人工智慧在世界上的角色」。

其次，書中著重勞動對人工智慧形成的重要性，並指出大量手動的標記、修正的微任務支持下 ，才讓人工智慧系統看起來十分聰明。而且勞動也關於如何「有效率地」利用時間，書中以亞馬遜作為案例，來說明科技如何控制勞工如何做、何時做以及重複地做，讓勞工愈來愈工作在如此的環境。

再者，作者又論討到資料與分類的問題，忽略了資料的私隱和分類的政治性。前者的問題在於大量訓練人工智慧模式的圖片和文字，不少未經授權、不合倫理的資料集，而且形成合理化揭取資料來改善系統的道德要求。比如部分來自囚犯等的公家資料，部份來自互動摘取下來的公開資料 (如 Flickr 的海量圖片)，又有不少是隱瞞用家而來發掘的資料。更重大的問題是不少大學的倫理委員會並不禁止如此的人工智慧技術研發，只當作成應用數學的研究，忽略了潛在對人的影響。後者的問題在於，以生物和文化作為事物的本質和排序可以是危險的，不合理的分類會成為了壓迫的來源。

作者 John Urry 和 Kingsley Dennis 是社會學家，此書以英語出版於 2009 年。全書主張汽車時代看來如此穩定和不容改變，卻在正在倒數之中，全球變暖、石油供應減少和能源轉型、數碼化和智慧出行革命、人口爆炸和城市動態，正在塑造我們未來出行方式。書中分為七章，分別探討氣候變遷、汽車世紀、系統、技術、組織、模式、情景推測。

首先，作者指出 20 世紀被認為是汽車崛起的世紀，但厄里和丹尼斯卻主張汽車時代看來如此穩定和不容改變，卻在正在倒數之中。21 世紀該開啟「後汽車」的新時代，來避免現時每年超過一百二十萬交通意外死者和每年平均在二千萬到五千萬位之間的傷者，以及氣候變化的種種環境問題。厄里和丹尼斯分析過去數十年世界卻面臨四大削弱汽車系統的趨勢，正在塑造我們未來出行方式：第一、全球變暖及其眾多全球後果；第二、石油供應減少和能源轉型；第三、數碼化和智慧出行革命；第四、人口爆炸和城市動態。

其次，汽車不單單只是一台機器或獨立的駕駛活動，而背後有著一個龐大的汽車系統。現時的汽車系統有五大共通特徵：鋼鐵製造、汽油使用、四座為主、私人擁有、由個人按照交通規則來駕駛。但是我們難以逆轉汽車對個人提供的彈性、舒適和便捷服務，無論是公共交通工具、單車或走路也許都無法取代，相反厄里和丹尼斯認為應該以另一個交通系統的科技、政策、經濟和社會環境，來取代現時由鋼鐵、石油和工業大量生產撐起的汽車系統。

再者，汽車系統不旦代表了一個地點往另一個地點的交通方式，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當中代表了六大特徵：第一、在二十世紀發跡的著名大汽車廠牌；第二、汽車乃是房子以外最受歡迎的個人消費，汽車更為車主帶來了速度、安全感、安全性、性成功、事業有成、自由、家庭和雄性魅力的身分象徵；第三、汽車也與特定的機構、行業和職業連繫起來，比如汽車銷售，以及其行業的高利潤為汽車相關的設備、產品和服務帶來普及化；第四、「車托邦」成為大家心中美好生活的象徵，一種以汽車為本位的生活方式；第五、汽車司機的身體被汽車以及其系統環境所規訓，從眼耳、手腳都為駕駛服務，固定地坐下去來注意交通燈和噪音；第六、汽車帶來環境污染，以及大量人類死傷亡如同電影《Crash》所顯示。

另外，厄里和丹尼斯指出在世界不同地方也有不同的模式正在建立中，可以參考：香港和新加坡以捷運系統和高密度式的城市發展；德國不萊梅市一直在開發『整合、乾淨、智慧和以客戶為導向』的交通系統；英國也有「The Beddington Zero Energy Development」計劃；中國東灘的生態城市計劃；馬斯達爾城 (Masdar) 的可持續生態城市計劃。

最後，厄里和丹尼斯在書中繼而推理出未來會有三個可能情境：第一個可能情境是地方可持續性；第二個可能情境是區域軍閥割據；第三個可能情境是數碼控制網絡。而厄里和丹尼斯期待「後汽車」的新系統將以新能源、新材料、破壞性創新、非私有化、新的生活、工作休閒方式、智慧汽車、新交通政策、數碼化的特徵為核心。

作者紐波特 (Cal Newport) 是美國喬治城大學電腦科學系教授，此書以英語出版於 2013 年，手上的是 2017 年中時出版的初譯版本。全書主旨為面對連線的分心時代，深度工作力愈來愈稀有而且愈來愈具價值，按書中的概念和四大原則，可以創造出專注的深度工作時間和產出高品質的成果。書中分為兩個部份共七章，第一部份展析深度工作的概念，第二部則探討四大原則：培養深度工作力、學會擁抱無聊、拒絕任何網路的好處、排除淺薄事務。

作者首先以榮格、伍迪‧艾倫、JK 羅琳、比爾‧蓋茨和史蒂芬森 (Neal Stephenson) 作為例子，說明著名的成功人士都是深度工作者，與大多數的知識工作者行為和網路工作使用習慣不一樣。在新經濟中的贏家是高技術工作者、超級明星和資本家，而他們都需要具備非凡的學習力和既快又高水準的生產力，比如 Adam Grant 會顯示出外不在辦公室，但其實在趕工寫論文。因此深度工作具價值因為快速學習在資訊經濟之中有其必要，而且平庸與精通的分野愈來愈大，因此深度工作力愈來愈稀有而且愈來愈具價值。

其次，可是書中指出深度工作的最大挑戰便是職場之內的開放式辦公室、即時通訊軟件和社交媒體，三者對深度工作的破壞無可估量，而且以一直忙碌和網路連線作為圭臬的工作風氣，引致人沒有目標地忙碌於淺薄的工作，如同 Neil Postman 批評科技使其他選項隱形。而紐波特又從神經學的葛拉格專注分析、心理學的心流 (flow) 理論和哲學說明專注帶來意義，找出論點來證明深度工作有其必要。

再者，作者認為發展深度工作的關鍵在於建立工作的儀式和常規。確立自己的工作哲學，可以是修道院式的遺世獨立工作，也可以像記者般切割時間來深度工作，然後像企業般執行。還要學懂如何離開工作時，定立一個關機的儀式。

作者貝爾 (Daniel Bell) 是當代美國社會學家及哈佛大學教授，此書英語初版於 1976 年，其後再版於 1996 年加了一篇十分詳細的後記，十分值得關注。全書主旨為，分為主要六章，書中分別探討：現代主義、六十年代的文化情緒、後工業時代的宗教和文化、從文化到政治到自由社會。
 
首先，按貝爾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中提出的「三個領域」方法分析，既避免前人將政治和文化視為經濟領域附庸的決定論，又提出資本主義的矛盾點在於「技術-經濟」、「政體」和「文化」三個獨立領域間的摩擦，現化主義成為重中之重。換言之，在經濟上以效率優先，分工下十分非人化；在政治上，則強調平等平權；在文化上，反而提倡個性、自由、尊嚴，又缺乏了宗教的力量。

其次，貝爾認為，先進資本主義的「技術-經濟」結構已經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富裕社會，但它的成功同時又孕育了對資本主義經濟本身具顛覆性的力量。西方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已經被現代主義塑造，其原則越來越成為自我實現的理想，反對約束，以及對資本主義依賴的布爾喬亞倫理存在敵意。

再者，從新教的禁慾主義到現代主義的享樂主義的轉變，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對勤奮、紀律和負責任的勞動力的需求，與無節制和即時滿足的消費主義對經濟增長的需求之間的緊張關係，貝爾認為資本主義及其創造的文化孕育了自身滅亡的種子，因為它在成功的人們中創造了對個人滿足的需求，而這種需求侵蝕了他們最初成功的工作倫理。

因此《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一書中，匯聚了馬克思、涂爾幹和韋伯三大社會學派的思考，探討上世紀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貝爾認為乎宗教也可以作為解答之一。這些經濟需求與文化價值的矛盾，貝爾認為這些危機在二戰後繁榮結束之時會顯現，讀書可以自行判定是否屬實，你們看見這些危機了嗎？

作者波茲曼 (Neil Postman) 是生前為紐約大學的傳播藝術系主任，此書出版於 1985 年。全書主旨為美國社會有娛樂化的傾向，電視時代取代印刷術時代，從文字到電子的方式轉變，令與公眾相關的內容和質素不再一樣。全書分為兩大部分一共十一章，探討娛樂化對印刷業、娛樂業、思想、新聞、宗教、政治、教育的影響。

首先，波茲曼以不同城市作為美國精神的焦點，從政治激進主義的波士頓、大熔爐的紐約、工業的芝加哥，直到當代是娛樂之城的拉斯維加斯，以及曾任演員的時任美國總統列根。電視時代取代印刷術時代之下，當政治化妝術取代了意識形態，商品的展示比質量和用途重要。而電視卻沒法展現政治哲學，因為其形式展現的是形象和視覺，而不是語言、邏輯和精神，因為波茲曼認為人類溝通的形式與文化質素相關，就像《聖經》中〈十誡〉的第二誡所示，也如柏拉圖分析書寫帶來的知覺革命。

其次，波茲曼進一步解析他的研究中更大的主題是「公眾話語的方式是怎樣規範乃至決定會話內容的」。因為語言作為不可或缺的媒介，其語言結構決定了世界觀，即語言影響人如何看待時間、空間、事物和過程。波茲曼認為從文字到電視的媒介，每一種媒介都為思考、表達思想和抒發情感的新方式，從而創造出不一樣的話語模式，將 Mcluhan 的名句「媒介即訊息」修改為「媒介即隱喻」。因此全書在採討從文字轉換至電子媒介之時，媒介—隱喻之關係如何改變現代人的思考與文化內容。

再者，波茲曼探討媒介從認識論入手，而不是美學或文學上的。他認為鉛字印刷簡潔、嚴肅和理性，由於印刷術發明以來的四百年產生了現代意識、現代科學、國家民族和散文，乃十八至十九世紀的美國文化中心，因此名作《論美國的民主》提及報章和小冊子如何打開了當地的訊息之門。比如當年林肯與道格拉斯的辯論，以書面語來演講，著重理解而不是激情來引領深思。因為新媒介的出現將對真理和智力的定義產生變化，而「以電視為中心的認識論污染了大眾交流和相關活動」使話語變得荒唐，波茲曼擔心公眾話語的價值將會退步。

因此波茲曼在書中〈前言〉和最後的第十一章都提到，人們擔心《1984》中的外來壓迫，可是《美麗新世界》中因享樂而失去自由，更有可能成為現實。經過了將近 40 年電視也許不再是家庭生活的中心，那麼直到 2024 年的今日，讀書又會否認為手提電話、社交網絡和人工智慧提來了新的話語形式，從而為人類和文化帶來一次比電視更的轉變？

作者馬庫斯 (Herbert Marcuse) 是已故法蘭克福學派的德國社會思想家，此書以英語出版於 1964 年，當時此書成為在歐美西方社會批判資本主義的力作。全書主旨為分析在五六十年的發達工業化社會中，物質基礎和技術理性影響下，思想、藝術、語言、文化、政治和生活趨向單一化，在戰後形成了十分富有但不自由的極權社會，書中分為主要十章，書中分別探討：沒有反對派的社會、控制的新形式、單向度的社會、單向度的思想、尋找替代性方案、解放的大變動。

首先，作者認為「單向度思想由政策的制訂者及其新聞訊息的提供者系統地推進的。它們的論域充滿著自我生效的假設，這些被壟斷的假設不斷重複，最後變成令人昏昏欲睡的定義和命令」。因為工業社會一來完善了技術理性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二來工業社會制度遏制了這種趨勢下不合理的矛盾、以及質變。也由於機械化、自動化，令科技愈來愈無所不在，而且馬庫斯認為工業化的技術是政治性的。當科技進展與理性決策結合，便改變了原本被社會認可的理性，比如馬庫斯認為技術理性更成功地取代了政治理性，乃控制的新形式。

其次，馬庫斯也認為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利用核災難和與敵人戰爭，而動員起「聞所未聞的聯合和團結」，同時又提出福利國家又似乎能提高某種程度上的生活水平。因此他同時批判戰爭國家和福利國家，因為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法律、多元化都遏制了質變，把民主視為最有效的統治制度。書中指出極權社會會肅清對手，掃走他們存在的可能性，將其絕跡於大眾媒體、哲學乃至於社會的任何一個角落。馬庫斯認為讓發達工業化社會凝固了生活模式、否定一切超越、遏制了理論和實踐，讓社會中的人沒有辦法接觸到不一樣的聲音、找到尋在眼前以外的替代可能性，不但由於極權不容異議，甚至乎人們都失去了如此的動力和資源。因此真正的極權社會形成，尤其當技術並不站在人民的那一邊，而是站在權力的那一方。

再者，馬庫斯認為「現在，藝術遠離社會、冒犯社會、指控社會的特徵已被消除」，他稱之為藝術異化。因為馬庫斯認為高層文化作為另一向度，曾經代表了精英的理想，可是大眾傳播取代了藝術、宗教、哲學，換來以商品形式的交換價值，而不是其真正的價值。而在發達工業化社會中消除了雙向度的高層文化，媒體卻流於俗化的性慾、宣傳、商業、消遣，但卻容不下對立、異已和超越。另外，馬庫斯認為著重真理、科學，卻否定了否想的思維，換來肯定性思維，乃技術理性和統治邏輯。而且肯定性思維也帶來了單向度的哲學，哲學在發達工業化社會中形成政治任務，馬庫斯認為是全面操縱和灌輸的權威主義。

此外，馬庫斯似乎認為愛慾、個性、藝術可以帶來改變，帶來不一樣的價值取向和評判尺度，未知讀者在 2024 年的今日同意嗎？有趣的是，此書由 Rockefeller 基金所贊助而寫成的，讓資本家的基金資助出版如此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榜，誠為馬庫斯能夠提供「單一向度」以外另一個向度的力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