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一個人的自傳時，你想從中得到什麼?

在看這本書時我不由自主地想到這件事。本書作者Lisa 實際上出書的身分就是Steve Jobs那過去曾經不承認的小孩，可以想像與父親的關係會是主軸，但在看書前我看到一段書評感覺有點感慨，大致上是這樣的：「好了我們都知道你爸對你有多不好，在豪宅裡洗碗真可憐阿，不要再自艾自憐」，意外的是很多人按讚，人們對於他人的遭遇似乎總容易簡化成表面，我們總是很難超出自己的經驗去同感別人，如同托爾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則各有不同』，他人身上的不幸，似乎總是沒這麼嚴重，然而，這本書有些地方讓我看了卻想要掉淚。

我是喜歡這本書的，我也不覺得它單純是本自艾自憐或想藉父親名氣賺錢的書，看完後反而覺得這是作者想藉由書寫自我療傷、並與父親和解的一本書。每個人的家庭狀況總是不同，試想你是這樣一個孩子，從出生便知道父親不承認自己是他的小孩，而他還經常提醒你這點；當你興高采烈地問爸爸他發表的產品是不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當然不是」；當你看著媽媽跟自己一度連住的地方都沒有，爸爸卻自己過著好日子；當你以為這樣的父親或許只是有情感障礙，並不是因為你有什麼缺陷而不愛妳，他卻與別人共組家庭，並疼愛著那些弟弟妹妹...，你很難不去覺得是不是自己不值得被愛，你也很難一輩子不試著跟這樣的議題和解。

我有個朋友，始終覺得自己是家中最不被疼愛的一個，有天她的父親對她說：「五隻手指都有長短不一，父母難免有偏愛的小孩」，或許是吧! 然而，她的爸爸不知道的是，對她而言，父親是只有一個的。父母的影響對孩子是很大的，當然，成年後自己須對自己負責，怎麼能什麼都推托給父母，但要完全抹滅家庭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很難的，從這本書中也很明顯看到作者自己的掙扎，他一路來是怎樣跟自己對話，說服自己自己值得被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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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前聊到的事--」他說。我意外他居然會提起之前關於情感的對話，他從沒對我做過這種事。「我想說句話: 那不是你的錯。」他哭了起來。「要是我們有一本說明書就好了。要是我聰明一點就好了。但那不是你的錯，要責怪的人不是你。我希望你知道，那半點都不能責怪你」他非要等到生命快消逝才想道歉。我一直在等這句話，就像是清涼的雨水流過燙傷。

「對不起，小麗。」他哭著搖頭，坐起身，把頭埋進雙手。由於他體重驟降、全身縮水，雙手看起來大得不成比例，脖子細到彷彿之撐不住頭顱，彷若羅丹的加萊義民雕像。「我真希望能回到過去，我希望可以重新來過，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我現在能做什麼?真的已經太遲了。」他哭得全身顫抖，嗚咽哽咽，我希望他停下來，之後他又說了一遍:「我欠你一回。」我依然不知道該回答什麼，只是一直坐在他的床邊。即便此時此刻，我還是不太能相信這一切，我想像他如果奇蹟康復，一定會回復原樣，忘記現在曾發生的事，回頭依然像從前那樣子對我。

『人在學會當人之前，不應該扮演上帝。』-- Paul Ramsey
『每個孩子都帶著健全的身心結構來到這世界，必須要成為首要的兒童權利。』-- Benyley Glass
『基因工程很可能會讓不平等現況更加惡化。新的生物科技程序應該會所費不貲，因此最大獲益者，很可能是出生特權環境中的人。這樣的情況不但會加深現有的不公現象，還會讓這樣的不公成為遺傳編碼，恆久留存。「基因治療與基因手術，很可能會從現實面上，直接動搖機會均等這個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踐的核心承諾。」』

從 1911 年的居里夫人(Marie Curie)開始，截至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一共186位得主，只有5位女性。但 2020 年諾貝爾化學獎同時頒給兩位女性 -- 珍妮佛道納(Jennifer Doudna) 和夏彭蒂耶 (Emmanuelle Charpentier) ，正是因為她們在開發基因編輯技術 CRISPR 的貢獻。
CRISPR 基因編輯是近年最重要的科學突破之一，本書除了關注 Jennifer Doudna 和 Emmanuelle Charpentier，但也關注了科學界其他對基因編輯有貢獻的人，一些更有趣的章節涉及生物駭客、競爭、專利和主要科學家的有趣的思維與個性，而隨著新冠疫情大流行，CRISPR 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這是用於開發新冠測試的技術，更重要的是，新冠疫苗開發如此迅速，因為經過數十年的研究，對RNA及CRISPR研究的基礎已經到位，在疫情下可以看到全球的科學家由過去的競爭轉為合作。

CRISPR 基因編輯除了在對抗新冠疫情有所貢獻，還帶來了倫理問題，很少有人會爭論開發使用基因編輯來治療或預防癌症、鐮狀細胞性貧血、亨廷頓舞蹈病、精神疾病等疾病。但是界線在哪裡? 父母應該能夠選擇孩子的性別、膚色、身高和智力，以及其他“理想的”特徵嗎？我們會消除導致愛因斯坦、莫扎特、達文西、賈伯斯等天才的多樣性和特質嗎？或許大家還記得之前曾經有「免疫愛滋基因編輯嬰兒」，人類可不可以扮演上帝可能是個宗教跟哲學上的議題，但生殖細胞系的基因編輯，是在人類的卵子、精子或是早期胚胎中的DNA進行，也因此，經過基因編輯的孩子，還有他們的所有後代，他們的每個細胞都會帶著編輯的痕跡。

除去遺傳上的問題，治療與能力強化之間的區別，其實也是條模糊的界線。透過產前檢測或胚胎著床前基因檢測，可以檢驗出特定孩子有比較矮、比較胖、專注力不足、或憂鬱的基因。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藉由基因改造來修補這些特徵，算是從有益健康的治療，跨越界線成為能力強化呢？

以前的我，可能只會站在促進進步的這一方，然而，科技的進步是否也有其需要停止的界線?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使用基因編輯防止疾病的同時，我們是否可以拿捏好界線? 當人類可以自由選擇特質製造出下一代，我們是得到還是失去? 我們是否還具備珍貴的多樣性? 這些都是很值得思索的問題。這本書海特別的還有，雖然書的主角是Jennifer Doudna，作者也著墨很多在其他有所貢獻的人，雖然略為提到歷史上女性科學家遇到的不平等對待，卻不會過度著墨於Jennifer Doudna是名『女性』科學家這件事，反而讓我覺得更平等，因為她之所以值得被書寫，不因為性別或是其他，而是因為她的貢獻，而她身為少數的女性科學家，她的故事除了激勵一般人，更能激勵被『女性數理不好』的傳統觀念所束縛的年輕女性投入研究與科學。

『要引導大家往前走，我們不僅需要科學家，也需要人文主義者。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能在這兩個世界都感覺自在的人。』
『我在本書中寫到的所有科學家，都說他們的主要動機不是金錢，甚至不是榮耀，而是解開自然奧秘的機會，以及利用這些發現，讓世界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我相信他們的話。我也認為這或許是此次肆虐的疫情所留下的最重要資產之一。這次的病毒大流行，提醒了科學家他們所負擔責任的崇高性。所以同樣的，希望新一代的學生在思考自己未來的事業上，能把這種價值深深應刻在心中。或許當這些新一代的學生看到了科學研究有多麼令人興奮、多麼重要之後，他們會更願意去從事科學的研究。』

烏克蘭各大城市饑荒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西方世界，光是在1933年，烏克蘭的城市居民就有幾萬人活活餓死。

廣場市集如今已沒有貨物與顧客，僅存的是非常不協調的死亡氛圍。一大早，廣場上只能聽見垂死者的微弱呼吸聲，衣衫襤褸的他們蜷縮著身體。某個春天的早上，在哈爾科夫市場上的一堆農人屍體中，有個嬰兒還吸吮著母親的乳房，但她的臉早就是一片死灰。路過的民眾對這場景可說是已經屢見不鮮，除了凌亂的整堆屍體，還有死掉的母親與活著的嬰兒，他們的小小嘴巴仍吸吮著僅剩的幾滴母奶，儘管乳頭早已變冷。烏克蘭人總是用一句話來描述這種景象，每次經過都會輕聲自言自語：「這不就是社會主義之春的花苞嗎？」

身在波蘭的許多烏克蘭人募款來捐贈食物，結果發現蘇聯共產黨政府嚴正拒絕任何援助。基於政治考量，史達林不想接受任何來自外界的援助。也許他深信絕對不能承認自己的第一個重要政策就導致大饑荒的發生，否則就可能在黨內被鬥倒。蘇聯時代的烏克蘭之所以會餓死幾百萬人並非因為食物短缺，而是因為食物的分配方式由史達林一個人拍板定案，他可以決定不給誰食物。
—《血色大地》

納粹德國與共產蘇聯的大屠殺政策，在血色大地上奪走大約一千四百萬人的性命。本書所謂的血色大地，是指一九三三到四五年間曾位於德國或蘇聯警治單位管轄之下，與大屠殺政策有關的地方。血色大地包含了現在的俄羅斯西部、波羅的海三小國、白俄羅斯、烏克蘭、以及波蘭。

以前我對二戰期間大屠殺的歷史，必須很汗顏地說停留在德國對於猶太人的屠殺上面，在閱讀這本書的一開始，我也不斷地反覆問自己：「我想要從了解這段歷史中得到什麼？」，所有的閱讀與求知都帶有目的性，難道我僅僅想了解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過去的歷史糾葛嗎？或者是，我僅想了解這一段歷史發生了什麼事？是什麼樣的原因可以導致人類對其他的人類無情的屠殺？

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有許多名詞片語在腦中不斷掠過：『瘋狂群眾與異常幻象』、『獨裁』、『極權主義』、『用理想合理化惡行』，然而，要將歷史劃分為你我、要將歷史的罪責推到一兩個獨裁者身上總是特別的容易，更為驚悚的反而是，透過拆解這些不合理的、對任何民族的屠殺，我們卻可以稍稍看到現代社會的影子。難道那些所謂加害者都是沒有人性的人嗎？他們終究是相信錯了一個理想，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深信為了理想總是必須付出某些代價，即使是人命，甚至去認同非我族群的人命是沒有價值的。我非常贊同作者在結語中所說的：『要是我們把那些加害者當成想法錯誤、因此於我們截然不同的人，那未免也太過輕巧。無視經濟的重要性與政治因素的複雜性，的確能營造令人寬心的假象，但事實上卻沒有人能夠自外於政經因素的存在。無論是這段歷史的加害者，或是我們這些思考大屠殺的人，都會受到哪些因素影響。要是忍受不了這種誘惑，宣稱其他人不配當人，那我們其實沒有遠離納粹的立場，而是向著納粹而去。』

再回顧這段歷史，更會發現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史達林與希特勒兩人從從政到最後，一直都宣稱自己是受害者，兩人還說服底下千千萬萬的人，說他們也是受害者，都受到資本主義或是猶太人的國際陰謀欺壓，在二十世紀，所有大戰或大屠殺行動的發動者或加害者全都是一開始就聲稱自己是無辜的受害者，沒有任何例外。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又在第二波侵略戰爭中看到這種自封為受害者的話術。發動戰爭的領袖不僅聲稱本國人民都是受害者，還明確提及他們所受的侵害，人類這種自封為受害者的本領顯然沒有任何極限，而一旦有人深信自己是受害者，就有對別人施暴的強烈動機。』

《血色大地》是這樣特別，在這本書裡面，所有屠殺的受害者不再只是一個個冰冷的數字，他們都有名字、有自己的生活，就像你我。這本書也不單單只看向看死亡，而是更深層的去看那些加害者，我們不僅僅要理解受害者，或許更重要的是去理解加害者，以及那些形成這些悲劇的背景因素，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分子，去理解這一段歷史，並用它去省思我們的現在，以防止這樣的悲劇在未來再度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