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的認知作戰，被不長進的台灣出版社全吃進肚子裡了，只懂英文卻不博學，對世界局勢麻木無感，全世界有193個國家，台灣出版社的總編輯卻像個井蛙無視歐美資訊的偏見。

本書先預設了結論再找材料支持自己的結論，和另一本《自由的窄廊》一樣，看似從現象裡發現了通則，其實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描述現象，還偷渡了自己的偏見，兩本書都讀之無益。

本書宣揚的不外是美國的經濟新自由主義，其實開發中國家之所以會失敗，西方富國也有責任，想了解實情的人可以參閱 Jason Hickel：The Divide: A Brief Guide to Global Inequality and its Solutions，自 1960 年以來，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收入差距大約擴大了兩倍。大約有43億人，也就是世界60％以上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費不足 5 美元，其中約一半的人甚至無法獲取足夠生存所需的食物。而世界上最富有的8個人擁有的財產，卻相當於世界上最貧窮的那一半人口財富總和。
窮國之所以窮，是因為它們以不平等的方式被迫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發展」的說法背後隱藏了導致貧困和不平等的獲利模式：富強國家利用操縱貿易協議、逃稅、掠奪土地等手段確保自己的經濟優勢。

西方富國真正長期保持優勢的成因本書沒有提及，就像《自由的窄廊》完全迴避美國民主政體的制度缺陷，導致資本家可以合法影響政治的嚴重問題。

民族的認知若認為是後天社會的建構，這是白板論，而白板論已被證實沒有科學依據。

中國自古即有華夷之辨，演化論學者認為民族主義是長期演化出來，具有環境適應的功能的。

美國政客的說帖、資本家的廣告，美國無限印鈔，政府雖負債，但美金落入擅長尋租的資本家的口袋，再換成海外有價值的資產，資本家賺取暴利，用政治獻金收買政客、學者和媒體，塑造有利於自己的社會氛圍，如此無限循環。

美國學者有不少人是為資本家和政客服務，這類垃圾書台灣照單全收，到現在台灣所謂專研經濟學的學者都還在鼓吹芝加哥學派，我們的教育失敗，就在於養出了這一群不博學，也沒有批判力專家學者，長期以來只是美國文宣的複製。

美國幸而還有史格迪里茲，台灣呢?

本書證明了，偏見使人刻意選出所謂的證據，以支持自己的胡扯。

雅言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創辦者是顏擇雅，就是那位因林智堅學位遭撤銷！而認為台大與中華大學應該把學費退還林智堅的作家：她說「我想問，台大與中華大學有沒詐騙之嫌。是否需要把收到的學費退還給林智堅？如果不必賠償林智堅時間損失的話。」

本書完全符合美國為台灣設計的被武統時的構想，簡言之是美方反對台灣軍方「拒敵於彼岸、擊敵於海上、毀敵於水際、殲敵於灘岸」之用兵 ，因為美國不想賣這類能阻止大陸渡海的武器，美國只想讓解放軍登陸後和台灣軍隊、人民打血淋淋的城鎮戰，因為可以更有效的拖垮大陸，台灣人如果還天真的相信美國，只能說無知者真的能亡國，有些訊息多讀書，不要偏聽美英媒體，多了解中東局勢都可以知道。

美國是為了阻止大陸威脅其霸權，故意挑釁兩岸戰爭，使台灣變成烏克蘭，然後美國漁翁得利，這只需去參閱Tim Weiner所著的《CIA--罪與罰的六十年》、琳賽·奧羅克所著的《隱蔽的政權更迭：美國的秘密冷戰》、布熱辛斯基的《大棋盤》即可知道美國的動機。

還有法國出版了一本研究阿拉伯革命的專書，叫《阿拉伯「革命」隱藏的另一面》指出美國是「阿拉伯之春」的背後推手，詳細介紹了美國如何培訓骨幹，利用互聯網等手段，促成這場阿拉伯之春。

《大棋盤》作者布熱津斯基是美國戰略大師，要用戰爭拖垮蘇聯，發起了「阿富汗陷阱」，就是1979年美國動員和支持外國聖戰者入侵阿富汗的秘密計畫。因阿富汗局勢變化，可利用當地反動勢力和外國戰士製造足夠大的混亂，讓阿富汗政府請求蘇聯提供軍事支援，總體目標是「讓蘇聯軍隊陷入困境」，因此有大約600萬阿富汗人成為難民，逃離混亂和戰爭。

多年後，布熱津斯基接受採訪時，仍很自豪此一戰略，當被問及是否對阿富汗幾十年的混亂感到後悔時，他明確表示：「後悔什麼?那個秘密行動真是個好主意。結果把俄國人拉進了阿富汗的陷阱你想讓我後悔嗎?」

阿富汗是美國對抗蘇聯的一個棋子。美國非人道的外交政策，從1978年對阿富汗的破壞一直到到目前美國凍結阿富汗政府儲備造成的饑荒。

本書作者說：「不用發展國造潛艦與長程飛彈，以及不採購M1A2T戰車。」其實很反直覺，臺灣遠程飛彈可做源頭打擊，在中國準備集結軍隊時，直接原地摧毀。

當然，中國也可以不用外科手術式的攻台(斬首而不傷及平民)，改成大規模的轟炸，別忘了台灣沒有核武，而美國絕不會為了台灣和大陸核彈互射。

M1A2T戰車很重要，臺灣現有戰車已逾30年以上的，如果中國軍隊登陸，才有進行灘岸殲敵的能力。

我強烈質疑本書寫作的動機不單純，因為很想美國的套路，去搜尋城鎮戰，一堆宣揚城鎮戰好處的文章，Google的大數據應該也被武器化了。

本書若要譬喻，就是「一發飛彈攔截率 70 ％ 三發就是210％」之類的胡扯。

完全不值得讀，無知還比偏見好，這是一本送我都只會當衞生紙用的書。

雖然科普書中已有不少涉及人類的非理性的實驗或學理者，但本書撮要綜述了和公民普選相關的研究，非常值得參考，也有些研究資料其他中文科普書未曾見過，我覺得所有關心比較政治學的讀者都應該參閱。

民主能以公民普選此一程序實現的前提是，人必須能理性抉擇，很遺憾，無論人是否無知，人都很難理性抉擇。公民普選是程序，有這個程序並不代表就是民主了，美國因政客需要競選時的政治獻金，當選後維護的是金主的利益，這只要了解相關研究即知是不爭的事實。

另外本書p.223有誤植，葛詹尼加(Michael Gazzaniga)的著名實驗其實是讓腦裂手術後的病患PS的左腦知道看到的是「雞爪」影像，而右腦看到的是「雪景」。接著，科學家讓PS用雙眼看許多圖卡(其中沒有雞爪、雪景)，要PS選出其中能跟「雞爪」和「雪景」搭配的圖卡，於是PS左腦控制的手拿起「雞」的圖卡；右腦控制的手選擇了「雪鏟」的圖卡。

但書中這一部份是：「他們要PS選出能跟爪子跟鏟子搭配的圖片。」這裡「鏟子」應該是「雪景」，這裡出錯會導致整個實驗難以理解。

我查過Michael Gazzaniga本人的演講，若有疑慮可參考這段影片

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繁榮的大唐已經煙消雲散，英國美國也將如此，這兩個殖民帝國雖掠奪了無數財富，歷史的偶然使其更早工業化，但經過二百年，他們自毫的民主政治並沒有令其長保富強，反而都瀕臨破產。

公民普選只是選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程序之一，與帝制相比較，其選出優秀領導人的機率不一定更高，但公民普選選出的領導人會受其背後政治獻金贊助者影響，而帝制不會，現代民主國家用投票這種程序培養了新的貴族階層，他們只以資本多寡論貴賤而不看血統。美國的民主體制早就被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綁架了，最富有的100個中國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有的100個美國人足以影響白宮決策。

二〇一六年美國參議員當選人平均競選支出超過一千萬美元，掌握金錢就是掌握選票，民主始終是撒錢多的候選人更有機會贏， Julia Cagé所著之《民主的價碼》考察英、法、美選舉的開銷和資金來源，發現從智庫、媒體到競選活動無不深受資金的影響，民主制度看似立意良善，但已經被資本家破壞了，Julia Cagé說：「美國這種競選支出動輒數百萬美元的民主國家，選出來的民意代表就其社經與職業背景而言，其實只代表最有錢的那個階層。換言之，勞工和受雇者是缺席國會的首要族群。」，英國《經濟學人》也說：「美國的民主已經變成了明碼標價的商品。」

一九七六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針對「巴克利訴瓦萊奧案」（Buckley v. Valeo）做出著名的判決，認定政府設立候選人自費支出上限違憲，從此美國開始逐步解除政治獻金的相關管制。在二〇一〇年指標性的〈聯合公民控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FEC) 之裁定以及其他決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對利用金錢影響政治過程的許多立法限制之後，就有一些負作用出現了。公共誠信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的一份報告指出：「2010年1月公佈的聯合公民控訴案之裁決，癈除對公司與工會關於獨立支出和資助競選傳播的禁令。此舉為公司和工會開了綠燈，允許它們在廣告和其他政治工具可以花費不受限制的金額，尋求個別候選人之當選或落選。」馬丁．沃夫說：「最高法院於2010年聯合公民控訴案之不當裁決，認定公司就是人，金錢就是言論，它證明，這是美國走向富豪政治的重要一步。」刑事賄賂罪變得合法，金錢可以公開影響公共政策的決定，普通大眾的利益、政治傾向和價值觀對政治的影響力，遠不及一位捐出巨額政治獻金的金主。

美國國會在1977年通過《國外腐敗行為法》，明文禁止美國公司賄賂國外政客，但同一家公司用金錢，不論是透過選舉或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去影響美國的議員，是合法的，被認為是民主程序的一部份。羅爾斯早已警告：「擁有最大私人工具的人，被允許利用他們的優勢控制公共辯論的方向。」，富有的人占有主導的地位，財富和政治權力就從普通美國人手中移轉到財閥。

普林斯頓大學兩位教授馬丁．吉倫斯(Martin Gilens)和班哲明．佩吉(Benjamin Page)從一千七百七十九個案例去研究，發現：「經濟菁英和代表企業利益的組織團體，對美國政府政策有相當大的獨立影響，一般公民和大眾利益團體只有少許，或根本沒有獨立的影響……在美國，多數人並沒有統治力——至少在實際決定政策結果的因果關係上，他們並不具有影響力。……美國人的確享有許多攸關民主治理的特色，譬如定期選舉、言論與結社自由……但我們認為，如果決策是由強大的企業組織和少數家財萬貫的美國人所主宰，美國號稱是民主社會的說法就受到嚴重威脅。」

政治經濟學家茱莉亞．卡熱《民主的價碼》（Le prix de la démocratie）說：「無管制國家的政治獻金自然多得嚇人……從過往紀錄看來，政黨越保守拿到的錢越多，而進步政黨想多拿政治獻金，往往必須放棄舊有的立場，不再為勞動階級發聲。」《民主的價碼：一人一票，票票「等值」？》（Le prix de la démocratie）

美國號稱是民主社會，但大眾對政策的影響力遠遠不及代表企業利益的組織團體是不爭的事實，比如槍枝管制問題。美國大規模槍擊案層出不窮，總統拜登在德州發生校園槍擊案，造成十九名兒童與兩名教師死亡後，曾問「我們何時才能起身對抗槍枝遊說團體」，他指的是長期遊說政府，反對槍枝管制的全國步槍協會(NRA)。NRA是特殊利益遊說團體之一，是20年間資助候選人高達2.03億美元（約合新台幣59億元）的龐大勢力。只是記錄在案的錢，NRA就每年花費約三百萬美元（約台幣八千七百萬元）在關於槍枝政策的遊說上，還有另外一部分是透過政治行動委員會和獨立捐款花在其他方面，這些資金難以追蹤，所以NRA可在槍枝政策上影響國會議員。曾獲三屆普立茲獎的佛里曼說道：「NRA不在臉書聊天室中，而是在國會和地方議會的衣帽間裡，用一大堆金錢和選票獎勵那些聽話的立法者。」，還說「槍枝管制的支持者必須用選票和政治獻金發聲，否則政客不甩輿論聲浪、為利益罔顧人命的現況不會有任何改變。」佛里曼這句話是說，只有選票還不夠，還要有政治獻金，否則不能促使政客支持槍枝管制。

CNN《市政廳》直播節目，17歲的校園槍擊案倖存者卡斯基（Cameron Kasky）問共和黨參議員魯比歐（Marco Rubio）：「任何願意做出改變的人，就是我們需要的盟友......魯比歐參議員，你可以告訴我，不再收全美步槍協會（NRA）1毛錢嗎？」卡斯基的提問得到全場掌聲，魯比歐卻不願正面回答問題，根據NRA公布的2016年選舉政治獻金表，魯比歐收取NRA超過100萬美元（約新台幣3000萬元）資金。

研究中心《Gallup》的統計顯示多數民眾認為控管槍枝應更加嚴格。但NRA多年周旋於政壇，讓槍枝管制法案難以通過，阻撓政府對槍枝的管制。槍枝管制法案雖有更多的民意支持卻多年無法成功，見端以知末，此事已經可知美國民主的失敗，此外還有更嚴重的經濟、軍事和外交的政策都受資本家影響。

美國國會的議題被利益集團利用資金充裕、高度組織起來的游說集團來設置的；比如軍工利益集團、游說集團與戰略智庫是共存共榮的，戰略智庫各種報告誇大地緣政治的某種威脅，也被資本力量控制媒體跟著鼓動，游說集團除了影響政客，也請學者專家辦聽證會、論證會、寫文章刊載於期刊，讓輿論抄熱如「中國威脅」之類的話題，進一步影響民眾，於是軍工利益集團就為美國創造了一個敵人，軍費便不會被削減，武器采購讓該集團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石油產業努力展開近海鑽探作業，同時推動立法，「允許業者免於承擔漏油的全部責任」，這等於要求公共補貼，泄漏的原油覆蓋廣大海面，導致魚和野生動物大量消亡，自然環境改變，漁民遷往別處，石油公司獲利提升，但所負的責任很少。伊拉克戰爭會爆發，主因是覬覦石油，布希總統圈內人如副總統錢尼的哈里伯頓公司可獲得龐大的利潤，川普政府從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到環境部長都與石油業關係匪淺。頂層富豪從戰爭得到的利益極高，他們很少有子弟從軍，國家若因戰爭預算吃緊，先被刪除的也會是中產階級稅賦優惠和社會福利，富人的優惠租稅和租稅漏洞仍毫髮無傷，美國頂層1%大權在握，不必支付戰爭的代價，所以毫無平衡和節制。

美國的多黨制的黨派只代表了部份利益，部份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有時會衝突。歐巴馬醫改一開始就引起美國部分利益黨激烈的爭論，政黨、政客、議員都故意將意識形態的偏好引入爭論，全民醫保本是政策問題卻變成了政治立場，甚至有諸如：「政府強迫公民購買醫保，違反了憲法中個人選擇自由的原則」道德指控。所以有許多州就以此為由向最高法院控訴奧巴馬醫改方案。醫改涉及到的利益攸關方是很多的，如美國有70%的醫保是私營商業公司、保險公司提供的，奧巴馬醫改方案是在私營醫保之外，政府要向市場提供一個公共醫保的選項，於是公私兩種醫保便有競爭了，商業保險公司自然激烈反對了，美國商業保險公司是會要求體檢的，如有先天性的糖尿病，他們可以拒絕保險申請。

在中國像醫改這樣的大問題，是由共產黨領導政府相關部門負責推動的，世界上多數國家也是如此，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2012年就高度肯定中國醫改的巨大成就，說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實現醫保基本全覆蓋，其他國家也應學中國的經驗。但在美國，醫改這類政策都屬於「立法問題和司法問題」，研究美國政治的人皆知，美國「治理的司法化」是美國民主政治的一個頑疾，「治理的司法化」使國家治理的成本非常之高，而且其程序最容易被各種利益團體所俘獲。如歐巴馬的醫改方案有2000多頁，這還只是醫改法案本身，具體執行的方案有20000多頁，這就是「治理的司法化」導致的結果，英國學者斯泰恩．林根曾說這就是「立法失控」，盤根錯節的各種利益集團競相游說，想讓他們所代表的各種既得利益方都要得到好處，所以要成為法規的一部份，所以法規條文就越來越複雜冗長。


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美國人是全世界花最多錢看醫生的國家，國民平均壽命世界排名只到50左右，沒有健康保險的人數還高達1/6。歐巴馬說自己最大的成就是醫改計劃，《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使醫療保險覆蓋面擴大到許多未投保人士，美國2013年民調，只有29％的白人支持這項法案，而支持的拉丁裔和非裔美國人分別為61％和91％。2016年川普上任後阻礙法案執行，還試圖廢除歐巴馬健保。西方多黨競選制度決定了一個政黨所制定的規劃，若換一個政黨執政可能就會被推翻，中國模式讓長期的規劃可以最高領導人一屆接著一屆進行，直到成功，西方則是這一屆否決了上一屆，美國民生福祉每四年搖擺一次。

中國人民民主和美國資本民主最大的不同，在中國利益攸關方不可能花錢請政治公關公司游說，以阻撓改革的進程，更不可能操縱中央最後的決策過程。美國商業保險公司可以通過贊助各種游說公司，來影響國會議員的態度，或影響國會討論問題的議程設置，甚至影響最後相關的決策。

參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的《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美國政治與經濟政策互相勾結，資本家利用金錢影響政治，以獲得特權，且損害大眾的利益，從而使自己獲得收益，這一類行為即尋租，是一種「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一再對銀行紓困，掏國庫的錢救大銀行的資本家們，民眾卻失業，信用破產與失去房子。美國政府讓銀行冒險而不必付出應有的代價，所以金融危機一再發生。

金融業對美國分配不均影響甚鉅：「金融業利用其政治力量，以確保市場失靈不會被矯正。」市場是由法律、政府的管理和各種機制所塑造。美國的市場經濟的塑造，只對頂層的人有利，對其他人不利，因為頂層的人有太多手段可以干預政治——在專制國家是非法的賄賂，在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是合法的政治獻金。

美國製藥公司和軍事承包商擅長將高於市場價格的產品賣給政府，如2003年美國政府延長業界需要的醫療照護保險計畫藥物給付時，法律中有條款，禁止政府議定藥品的價格，等於讓政府每年送出約五百億美元或更高的金額給製藥公司。

資本家以政治獻金攏絡政客，或高價請政治公關游說，以影響法律與政策，美國是個法制國家，有些不為人察知的立法變動，就可以坐收高達數百十億美元的利潤。為了讓政府相信芝加哥學派的㰻吹——不要干預市場自由運作，即便有違競爭原則——銀行家派出很多說客，據估計，每一位美國國會議員就有2.5名說客，銀行家想要否決信念與自己不同的政客，柯林頓主政時，提名人選若是想要管制銀行業，反對聲浪就會排山倒海而來，使其不被提名，或者即便被提名也會被否決。美國若一家銀行倒閉，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求償權，優先於員工、供應商、或其他債權人，即便自始就是衍生性金融商品造成企業破產。美國前四大銀行占有全國約一半銀行資產，如此集中的市場，他們若想秘而不宣的串通並不難。

美國1%的人掠奪了大量財富，2007年也就是金融海嘯前夕，美國頂層0.1%的家庭，「所得」是底層90%平均值的220倍，「財富」分配很不平均，最富有的1%，擁有全美財富的三分之一。GDP看不出分配不均的問題，因為水漲不見得船高，史迪格里茲：「美國的分配不均，大多是市場扭曲的結果，不是針對創造新財富給予誘因，而是給人誘因從別人那裡取走財富。」2007年美國57%的資本所得流入頂層1%的人手中，30年來美國工資低的的人所得只成長了15%左右，中產階級的所得幾乎沒變，美國貧窮人數迅速增加，2009-2010年，每六個美國人就有一個是窮人。美國2013年的中位數實際收入比1989年的水平還要低，全職男性員工的中位數收入還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美國民主因政治獻金導致演變成貴族(金權)政制，史迪格里茲的嚴詞批判美國資本主義政經體制是劫貧濟富的流氓。

美國911事件損失1萬億美元，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共損失3萬億美元，2008金融危機損失8萬億美元，美國現在債務是10萬億到20萬億美元，若美國失去美元國際貨幣的壟斷地位，美國也已經破產了。美國是個債務深重的泥足巨人，若全世界認清這一點，美元大厦就可能崩潰——西方民主制度要改變資本力量獨大的病根，否則恐日薄西山，餘光無幾。但資本家已完全掌控了美國政治，如〈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本能對金融投機採取一些控制措施，在銀行業的遊說下1988年第一次嘗試廢除沒有成功，後於1999年被癈除，成為引發2008年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

美國公眾大多數不知政府的行政、立法與司法分支，有將近百分之二十五的中學生不曉得希特勒，2008年儘管主流媒體已經不斷破除謠言，仍有五分之一的人相信歐巴馬是穆斯林，可參閱Rick Shenkman的著作：《我們倒底有多蠢?美國選民真面目》，無知可以用學習彌補，這還並非公民普選無法選出優秀領導人的主因，真正的問題在於人一天24小時，大多數時間都是不理性的，而且人不能覺察自己的不理性，反而用知識合理化自己不理性的選擇。

優秀領導人為何難以用公民普選的方式選出，據演化心理學，是因為我們更新世已成形的大腦只適合在小的(人數不超過150)社群裡，從自己認識甚至共事過的人裡選出領袖，不適合從媒體的報導訊息中去了解現代民主國家的政客，因為演化出大腦的環境不是現代民主國家，而是狩獵採集社會，我們無法在戰鬥中觀察誰更能坦然無懼，鄰居有紛爭時誰更能疏通協調，與其他部落談判時誰更能辯才無礙，有天災人禍時誰更能排難解紛——現在社會我們無法與候選人在日常生活接觸，我們演化出來的察言觀色——比如大腦令你無意識的分辨和你談話的人的瞳孔縮放——的能力無法發揮，所以投票時無法明智抉擇。此可參閱Rick Shenkman所著之《Political Animals: How Our Stone-Age Brain Gets in the Way of Smart Politics》書中有大量的學者實驗、研究報告。

人的不理性自己往往無法察覺，反會看似理性的侃侃而談其動機，想了解人的政治行為，研究群體比個人更有用，艾真研究證明。鯊魚攻擊人的事件對美國天堂灘地區選民造成的效果，居然和「經濟大蕭條」對紐澤西州選民的效果差不多，即便鯊魚攻擊的隨機事件和總統治理無關，仍然讓威爾遜得票率在天堂灘下跌了11個百分點。研究指出和政治不相干，人的許多感受、感官經驗都會影響選民投票選誰，但選民卻不能自我覺察；艾真後又發現乾旱影響了佛羅里達州多數選民投票，按歷史平均得票率來看，二〇〇〇年美國總統選舉佛羅里達州布希應該是不會取勝的，乾旱不只影響佛羅里達州，同時也衝擊亞利桑那、路易斯安那、內華達、新罕布夏、田納西以及密蘇里各州選舉，受氣候因素影響投票行為的總數大約有二百八十萬人，使他們在二〇〇〇年投票反對高爾——艾真和巴特爾後來將選舉研究廣泛應用，逐一檢視美國百年來的總統大選，交叉比對選舉結果和氣候，發現只要是遭受到洪水或乾旱的選民，便會遷怒於執政當局，儘管理性上知道沒有任何人可以控制洪災或旱災——這類研究還有學者發現，體育競賽也會感染民眾，贏球隊伍的粉絲比起輸球隊伍的粉絲，會更滿意執政黨的施政，如果投票前兩個星期，球隊贏球，其粉絲的幸福感會讓他們獎勵當局——投票決擇可以受不相干事件影響，隱而不顯的左右選民 潛意識，所以討論政客聲望時不能只依據政客言行或選民在民調時的說法。政治的評價是本能(及其觸發的偏見、情緒反應)和高階認知的拔河拉鋸。

班傑明、夏皮羅兩位學者找來264名學生實驗，有很多是哈佛的大學生，這些受試者觀看為時10秒鐘的影片，影片來自58場州長選舉辯論，看過後要回答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是：「你覺得哪位候選人將贏得這場州長選舉?」結果令人吃驚，竟有百分之五十八的學生正確預測勝選的候選人，雖然候選人的辯論能展現才智，但影片如果是靜音的，學生的預測反而會更加準確，可知這些候選人當時能夠當選，會不會是很多投票的民眾只是以貌取人?

托多洛夫的實驗，若只看一張照片判斷候選人的特質，7種特質中有一個是「能力」，他想了解其判斷與選舉的結果是否相關? 實驗受試者是普林斯頓的學生，照片是美國2000年、2002年及2004年的參、眾議員選舉的候選人，受試者只能看照片1秒，便要判斷候選人的特質是7種裡的哪一個，結果「被認為有能力的候選人約有百分之七十一點六選上參議員，百分之六十六點八選上眾議員。」這表示選民投票時所做的選擇和實驗的受試者差不多——民主的選舉等於兒戲，無法選出真正稱職的政客。

美國總統尼克森1974年8月9日因水門案下台，學者研究水門案發現，由此案可知民主政體的系統其實毫無功效，只是自欺欺人，因為水門案爆發於1972年6月17日，其間媒體報導總統連任競選委員會安全主管涉入水門大樓闖空門案(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就在水門大樓樓上)、購買竊聽設備的錢已經確認來自尼克森的總統競選經費、製造假新聞洩漏給媒體、尼克森幕僚陷害民主黨人等等——美國人在1972年秋天就足以知道尼克森濫用職權，只因水門案發生之前，美國人對尼克森的看法已經形成，這種心智的「固著偏誤」很難被後來相左的事實改變，所以尼克森在競選期間的民調都領先， 連1972年11月7日大選當天，媒體都滿是這椿醜聞的報導，尼克森仍然可以強勢問鼎連任，他贏得超過60%普選票，是總統選舉歷來最高紀錄之一。

許多支持尼克森的選民相信尼克森是好人，但1972年6月爆發的水門案裡尼克森卻很卑鄙，為了避免「認知失調」，他們就長期忽視水門案，11月尼克森仍高票勝選。歷史學者凱思．奧森研究後指出：「這椿醜聞對1972年的選舉無足輕重。」。尼克森直到1973年5月民調才降到48%，一年多以來美國民眾過半都是支持他的，因為他們都相信尼克森的謊言，他堅稱事先對水門竊聽案一無所知，一直到1973年初才得知有關的掩蓋行為。

公眾的問題不是無知，而是即便有知識，知識也不能為理性的抉擇服務。心理學家麥可．葛詹尼加指出：「百分之九十八的大腦功能都在意識之外。」因為在狩獵採集者的自然環境裡，生死存亡只在一念之間的判斷，迅速行動比審慎的評估更重要。依丹尼爾．康納曼的研究，人的認知系統有快速思考的系統一，也有深思熟慮的系統二，系統一大多發生在潛意識的層次，而潛意識的運作比意識層次的運作快了五倍，也更節能量。系統一喜走捷徑，事情若頭緒紛繁，我們就會高估其中我們能認得出來的事物的重要性，我們常常票投給一個只認得名字，其他則一無所知的候選人， 所以候選人花錢做廣告讓你認得他，還有他的微笑——候選人微笑著抱起小孩的照片比極有見地的國策還更能獲取選票。

除了上述人很難理性投票的研究發現之外，公民普選這種程序特別不適合人口眾多的國家，美國大選投票率一直在下滑，即便投票率有55%，而當選率為52%，如100個選民有55個去投票選舉，當選的政客是55票裡的52%的票，也就是20多票，請問這樣當選的政客能代表多數民意? 大陸有層級式的人民代表的選舉，也有協商民主，試想，若有一個政策90%的人贊成，只有10%反對，若是大陸，10%也是1.4億人口了，1.4億人口的意見亦不容漠視，否則足以令社會動亂，所以還需要協商民主，而無法像歐美的票決制，只要多1%選票就能贏家通吃。

民主始於選舉，但選舉並不是民主本身，選舉只是程序，另外，為何要強調民主，因為人民當家做主，治理國家才能以廣大人民的福祉為本。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有利於廣大人民的政策很容易被扼殺在搖籃裏，所以美國施政很難以人民的福祉為本，這裡，我們就要注意「民本」的概念了，所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本」才是目的、終點，而民主只是驅動力。一個良政善治的國家，應該是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及資本力量形成一種能促進於大多數人利益的循環系統，做到「民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不能像美國因為自由而忽視平等，資本家自由放任的使用金錢扭曲市場、推動利己卻不利於民的政策、癈止不利於牟利法案、收買媒體煽動不明究理的大眾，以獲得社會力量支持，使得國家貧富差距急劇拉大、貧困人口飆升。

綜上所述，美國民主強調的公民普選國家最高領導人、多黨制和「治理的司法化」，二百多年來因出版、媒體資訊大多仰賴美英等國的輸出，較嚴肅的研究美國民主、經濟弊端的著作大眾不一定會閱讀，所以美式民主給開發中國家人民一種享譽全世界的印象，像是一輛嶄新溜亮的跑車，象徵著富裕及自由，而不知美國其實是富人自由的合法賄賂導致了窮人的機會不平等。而且英美都曾是殖民主義的帝國，可說是祖上有錢，所以後來可以任性，英美以前的繁榮，公民普選之類的民主化程序並不是主因。開發中國家可能剛掙脫殖民帝國的控制，民窮財匱，一旦效尤西方則無藥可救。全世界193個國家，除了少數歐美國家，曾經殖民主義掠奪過，先富裕了才民主化，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鮮少有能因為民主化而成為現代化的國家，現代化是指經濟、技術、工業、教育、城市化各方面的發展騰達，很多國家反因為快速民主化而沒落，永遠貧窮，難以崛起。可參閱的書有《富國糖衣》、《The Divide: A Brief Guide to Global Inequality and its Solutions》(中譯書名為《為什麼有些國家愈救愈窮？》，完全失去富國和窮國之間鴻溝的原意。)。

中國最高領導人是以「間接選舉」產生，簡略的說是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中央政治局委員後，再從其中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而選舉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以十四億人口的國家來說這樣更妥當。選出的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前都在基層長期工作過，其歷練遠遠超過西方領導人，一般都要治理過兩到三個省，治理的人數至少超過一個億，並且在黨政軍各個部門工作過，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制度是好到選一個傻瓜治理也行的，像冰島的領導人無能，使國家破產，希臘也是，美國領導人也並不出色。中國中央國家機關的公務員90%來自普通家庭，而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也都來自普通家庭；就算少數紅二代領導人，至少也在各級崗位上經歷了30多年的歷練，積累了很多治國理政的經驗——「間接選舉」產生最高領導人的方式，使最高領導人之前的職業不可能是喜劇演員，由懂政治的人選出政府最高領導人非常合理，中國的迅速崛起並不奇怪，反而是民主政治有嚴重的問題卻被忽視才荒謬。

財富在美國這樣的公民普選、多黨制的民主政體創造出了新的政治階級，美國國會議員中富翁佔了50%左右，而美國民眾百萬富翁的比例只有1%，自從尼克森以來，每一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成為總統之前都已經是富翁了。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曾批評，今天的美國資本力量影響太大，已經是人民的「1%有、1%治、1%享」。英國學者斯坦．林根說：「在古希臘，當富人成為巨富並拒絕遵守規則，破壞政府體制時，雅典民主崩潰的喪鐘就敲響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臨界點。」希臘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發源地；英國是西方議會民主的起始；美國是自由主義霸權的推動者。西方民主一路走衰的大勢只要觀察這三個國家即知。西方民主的發源地希臘已經破產了，英國政府的債務佔GDP的90%，也快破產了，美國債臺高築，靠著美元的霸主地位才不致於破產。西方民主制度要改變資本力量獨大的病根，否則恐日薄西山，餘光無幾。

評鑑等級高是因為目前台灣較欠缺這一類的書籍，很多民眾還是很容易被新自由主義灌迷湯，全世界有193個國家，不是只有美英等國，無論經濟學或比較政治學，都要跳脫美國的框限。

不過《為什麼有些國家愈救愈窮？》不適合當書名，「鴻溝」會更好，或許「鴻溝-為什麼有些國家愈救愈窮？」也行，雖不完全忠實，但能兩全其美，因為「為什麼有些國家愈救愈窮？」這個提問的確符合書中主旨，也能讓讀者更清楚書中大概會講些什麼內容。

美國民主強調的公民普選國家最高領導人、多黨制和「治理的司法化」，二百多年來因出版、媒體資訊大多仰賴美英等國的輸出，較嚴肅的研究美國民主、經濟弊端的著作大眾不一定會閱讀，所以美式民主給開發中國家人民一種享譽全世界的印象，像是一輛嶄新溜亮的跑車，象徵著富裕及自由，而不知美國其實是富人自由的合法賄賂導致了窮人的機會不平等。而且英美都曾是殖民主義的帝國，可說是祖上有錢，所以後來可以任性，英美以前的繁榮，公民普選之類的民主化程序並不是主因。開發中國家可能剛掙脫殖民帝國的控制，民窮財匱，一旦效尤西方則無藥可救。全世界193個國家，除了少數歐美國家，曾經殖民主義掠奪過，先富裕了才民主化，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鮮少有能因為民主化而成為現代化的國家，現代化是指經濟、技術、工業、教育、城市化各方面的發展騰達，很多國家反因為快速民主化而沒落，永遠貧窮，難以崛起。可參閱的書有《富國糖衣》、《The Divide: A Brief Guide to Global Inequality and its Solutions》(中譯書名為《為什麼有些國家愈救愈窮？》，完全失去富國和窮國之間鴻溝的原意。)。

中國最高領導人是以「間接選舉」產生，簡略的說是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中央政治局委員後，再從其中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而選舉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以十四億人口的國家來說這樣更妥當。選出的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前都在基層長期工作過，其歷練遠遠超過西方領導人，一般都要治理過兩到三個省，治理的人數至少超過一個億，並且在黨政軍各個部門工作過，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制度是好到選一個傻瓜治理也行的，像冰島的領導人無能，使國家破產，希臘也是，美國領導人也並不出色。中國中央國家機關的公務員90%來自普通家庭，而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也都來自普通家庭；就算少數紅二代領導人，至少也在各級崗位上經歷了30多年的歷練，積累了很多治國理政的經驗——「間接選舉」產生最高領導人的方式，使最高領導人之前的職業不可能是喜劇演員，由懂政治的人選出政府最高領導人非常合理，中國的迅速崛起並不奇怪，反而是民主政治有嚴重的問題卻被忽視才荒謬。

財富在美國這樣的公民普選、多黨制的民主政體創造出了新的政治階級，美國國會議員中富翁佔了50%左右，而美國民眾百萬富翁的比例只有1%，自從尼克森以來，每一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成為總統之前都已經是富翁了。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曾批評，今天的美國資本力量影響太大，已經是人民的「1%有、1%治、1%享」。英國學者斯坦．林根說：「在古希臘，當富人成為巨富並拒絕遵守規則，破壞政府體制時，雅典民主崩潰的喪鐘就敲響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臨界點。」希臘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發源地；英國是西方議會民主的起始；美國是自由主義霸權的推動者。西方民主一路走衰的大勢只要觀察這三個國家即知。西方民主的發源地希臘已經破產了，英國政府的債務佔GDP的90%，也快破產了，美國債臺高築，靠著美元的霸主地位才不致於破產。西方民主制度要改變資本力量獨大的病根，否則恐日薄西山，餘光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