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看完HBO在2008年的影集《John Adams》後，北美殖民地究竟如何戰勝當時強大的大英帝國而獨立？這段歷史對於台灣能有什麼啟示？這些問題縈繞著筆者的心頭。而在這段期間，筆者注意到了這本《革命之夏：美國獨立的起源》，分析了這一場獨立革命成功的原因，也得到了許多啟發。

這本書透過敘述1776年美國獨立運動存亡之際命運交關的時刻，特別是1776–77年的紐約戰役，被作者約瑟夫．J. 埃利斯（Joseph J. Ellis）視為革命成敗的「關鍵之戰」，帶出當時美國革命所處的巨大視野。

環繞著這段時間，作者分別討論了北美殖民地內部對獨立和維持與大英帝國關係的爭論、華盛頓為首的軍人和費城政治代表兩者對現實認知的落差、大英帝國議會主權與北美殖民地人民同意權兩者對於「憲制爭端（constitutional argument）」認知上的落差（徵稅權利延伸至統治權的論爭）、獨立運動到底要仰賴職業軍隊還是民兵、民主共和精神與職業軍隊精神的衝突等等問題，並將這些問題的討論鋪陳出複雜但有趣，且立體、充滿人性的歷史場景。

本書的核心論點：「若華盛頓率領的大陸軍在紐約戰役被消滅，美國革命將會提早結束。」為什麼？因為他認為，大陸軍正是獨立運動的關鍵。

作者爬梳史實，指出北美殖民地「人民」本身就是一群矛盾的集合，雖然反對英國的「暴政」，但是事實上支持獨立者人數與反對獨立者人數差距並不太大，而中間立場者佔多數。北美殖民地人民雖然受到邦克山戰役（民兵使英軍慘勝）、波士頓戰役（英軍撤退）以及喬治三世派遣最大規模的軍隊與德國雇傭兵進攻北美等事件所激怒，出現了狂熱的愛國主義，對於北美民兵戰無不勝的迷思以及美國必然獨立的狂熱信仰，被稱為「76年精神」。但是事實上殖民地的大陸軍成立不到一年，錙重、訓練、制度、經驗等完全無法與英國相比。同時各州也消極抵制建立、給予軍隊支持，只願支持民兵。同時，費城大陸會議的政治家們如約翰．漢考克（John Hancock）、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等人對於大陸軍的樂觀估計，也與總司令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的現場經驗有極大落差，日後雙方看法才日趨一致。在要歷經戰爭的獨立運動中，政治家的意志與政治議程，往往需要戰場上的士兵加以落實，但是北美內部卻嚴重缺乏落實的軍事力量，內部甚至連「美國」的國家意識和「美國人」的民族意識都還未完全誕生，可以說局勢並沒有那麼「建國之父們」那麼樂觀。

對英國而言，國王喬治三世不能容忍底下臣民的叛亂，下定決心要給予他們「教訓」，儘管有老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和柏克（Edmund Burke）等上下議院中重量級的議員出言反對，也絲毫沒有動搖喬治三世的意志。作者也指出，當時英國軍隊確實有實力撲滅美國叛亂，上述北美的弱點，都是英國的優點，加上英國擁有最強大的海軍，要擊敗北美是相當容易的。但是，英國派去進攻的兩位指揮官理查德．豪（Richard Howe）和威廉．豪（William Howe）兩兄弟都是想給予軍事上的致命一擊，就讓北美殖民地回到談判桌回歸英國，而非一舉撲滅叛亂。

在這些想法與歷史事件的交錯中，使英國在紐約戰役中不斷錯失良機，讓華盛頓的大陸軍主力逃離，讓大陸軍能夠有機會得到重整，養精蓄銳並加以訓練，才能在之後的戰爭中取得勝利。而費城的政治菁英在紐約戰役中，認識到民兵的嚴重缺陷，例如在長島戰役中，毫無指揮經驗的軍官導致長島淪陷，隨後本要協助軍隊的民兵約有一萬名逃離（華盛頓考量到民兵毫無戰力，就讓他們逃了），剩下的也沒有太多戰鬥能力，而在基普灣戰役中，民兵光是聽到英國海軍砲火已經崩潰逃離，甚至反過來加入英軍。相反的，大陸軍士兵雖然也因指揮官失當而喪失紀律，但仍有不少士兵在長島戰役的數個角落仍頑強狙擊進攻的英軍。民兵和軍人的差距已經非常清楚。此後為了避免民眾喪失信心，各家媒體已經自我審查，不願透露各種戰敗情況，以免整個反抗情勢土崩瓦解。因此，費城的政治菁英們除了要堅持住獨立的信念以外，也更願意盡力支持華盛頓，培訓比起民兵更具有戰鬥力的大陸軍，華盛頓對費城也以信賴回報，並將「軍隊應控制於政府手上」貫徹這個觀念到軍中，也在未來的獨立戰爭中，逐步贏得勝利。

只是在紐約戰役後，美國各州仍然抵制各種軍事上的要求，只一直在滿足自己的地方需求和（儘管非常不可靠的）民兵力量，對於建立一支美國的軍隊，觀念與行動仍然抵制，並持續到獨立戰爭結束。這個觀念後來演變為「民兵」才是獨立戰爭主力的歷史觀，並極力抹黑了當年參戰主力的大陸軍軍人。作者對此予以強烈的駁斥，他認為這是後來的「虛構」，透過還原過去的歷史現場，他指出民兵完全無法依靠，職業軍隊才是獨立戰爭的根本，但是因為職業軍隊與美國各州「民主共和」的政治文化與獨立訴求有著根本的衝突（華盛頓從一開始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並頭痛不已），所以使得各州不僅一開始就抵制職業軍人，甚至後來還抹黑他們、不給予福利，才出現了民兵神話這種「必要的虛構」。

作者也指出，英國與北美的「憲制爭端（constitutional argument）」，是這場獨立運動爭論背後的政治哲學基礎。英國認為：「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不可抗拒的、絕對的、不受控制的權威，該權威擁有主權權利（jura summi imperii），或者說是統治權權利。」而這個權威在英國就是議會，因此議會必然擁有對殖民地徵稅與立法的權力；但北美殖民地人們則不這麼想，他們認為：「在沒有得到本人同意的狀況下，不得對任何英國公民徵稅或是要求他們服從法律。」由於北美執迷地人民並沒有議會席次，因此議會通過的法令對他們沒有效力，他們只遵守自己殖民地議會的法律。簡而言之，前者認為北美的統治權在議會手上，而後者認為當地人民同意才有統治權，而現在統治權是在各地自己手上，他們只是隸屬於英國國王，而非議會。這個問題仰賴於國王是否願意妥協，但如同歷史所發展的，喬治三世沒有興趣扮演這個角色，才有了這場獨立戰爭。

本書的另一個亮點，在獨立運動開展至紐約戰役這段期間，面臨成敗未知的命運時刻，其實把美國「建國之父們」心中的各種矛盾交織，生動地呈現了出來。例如華盛頓，作為一個沒有堅定信仰的人，但他在戰爭前後，都一直呈現出一種「盡人事、聽天命」的態度，將這一切都交給上帝，並向祂禱告。富蘭克林、亞當斯等人也都不一而同、但程度各有差異地表現出這樣的態度。而針對獨立過程中各種議程的討論，獨立宣言起草與發表，對於美國國內奴隸制、女性參政、選舉權等問題的隱憂，對法國等歐陸大國的態度等等，將「建國之父們」成功除魅化，還原為一個一個具有侷限、人性和血肉的人。

筆者看到，作者突顯出政治牽引著軍事的成敗，軍事也影響著政治能否成功。他指出，尋求獨立，一開始的愛國主義熱情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愛國主義熱情只是發端，卻不是維持運動長久的基礎，而且愛國主義極容易因為一次失敗就毀滅殆盡。相信軍隊、全心協助和意志力堅定的政府，以及在政府控制之下、優秀且強大的軍隊，才能把事業不斷地堅持下去。而美國革命最終逐漸構築出上述的主客觀因素。而「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戰場瞬息萬千，許多時後仍然仰賴老天的保佑，例如長島戰役敗北後，大陸軍的撤退有著天候的影響，或許是華盛頓等美國人信仰的上帝給予幫助吧。在這樣的情況下，最後美國獨立運動能夠成功，也不得不說是天定命運。

若從美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來看，民族主義情感只能是獨立運動的發端與基礎，並不能轉化為對抗中國的力量，況且情感是相當脆弱易變的，容易因為失敗而喪失信心。這時候需要堅定推動獨立意志的政府，以及能夠堅持下來的軍隊。若我們以美國的例子反觀臺灣當前獨立熱情與日俱增的狀況，臺灣民眾普遍對於軍隊的不信任與詆毀，軍事改革又甚為緩慢（例如軍人年金改革延宕至今，對基層也造成不安），其後果可能導致人員不足、軍事力量衰退，而臺灣社會也沒有民兵組織，也不注重軍事訓練。那麼，在推行獨立運動的政治議程中，倘若遭遇軍事打擊，即使有著意志堅定的政治理想主義者持續堅持，在民族主義不足以承擔軍事打擊帶來的各種信心喪失，而軍隊力量又衰弱至如同美國獨立初期的大陸軍，不足以對抗敵人時，與當年遭遇英軍的美國完全不同的我國，該如何是好？該怎麼做才能保衛國家？這是獨立意識日漸濃厚、但卻又相當反感軍隊相關事物的人們，該思考且無法迴避的問題。

在巴拿馬宣布斷交一事之後，對此事件，眾人議論紛紛，說法紛紜：有人指出，巴拿馬是「中華民國」建交最久的邦交國，斷交的象徵意義重大；另外一種說法是，與其凱子外交，不如建設國內；也有論者提出巴拿馬是與「中華民國」而非「臺灣」斷交，對臺灣絲毫無損；也有社評覺得，臺灣與中華民國有那麼容易截然二分嗎，這對臺灣同樣具有損失；還有見解指出，應該盡速公投，正名制憲，確保台灣外交生存。

上述種種說法，不過是筆者在網路討論中看到的其中幾種，在天下人皆可議論國政、群龍無首的民主社會中，自然還有許許多多筆者沒有看到的宏論。然而，藏身在斷交事件背後的關鍵，其實是臺灣／中華民國的「國家定位問題」。究竟「中華民國」是什麼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怎麼定位？「臺澎金馬」與上述兩者之間的關係，又怎麼判斷、衡量呢？

今年三月林孝庭教授《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以下簡稱「林書」）出版，探討「中華民國如何在台灣形塑的歷史轉折過程」，與此問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遙相對談。彷彿是延續著討論，六月底汪浩《意外的國父：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與現代臺灣》隨之出版。 作為業餘的中國近現代史與戰後臺灣史愛好者，筆者隨即購買來看。

作者自謙這本書的內容，本是「讀檔筆記」，然而修改後才發現戰後臺灣史的一條發展脈絡。[1]同時，他也受到林書以及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兩本著作的啟發。在從國際關係角度檢視戰後臺灣史後，他認為「有『意外的國度』就有『意外的國父』」。汪浩筆下的「國度」，是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而「國父們」即是戰後臺灣的三個領導者：蔣介石、蔣經國與李登輝。


這三人何以成為國父？
汪浩認為，為了保護「意外的國度」，蔣介石在一九五零年代，成功利用當時韓戰、臺海危機等一系列局勢，以務實的外交手腕達到了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目標，使臺灣能夠受到美國的保護。但隨著中美關係改善，聯合國代表權與位子之爭的生死關頭時，為了確保未來在世界上的生存空間，蔣介石願意放棄「一個中國」的代表權，以行動表示若由自己推動臺灣獨立（以「中華臺灣共和國」為國名）是可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美國援助臺獨毀滅他們。然而這個想法由於為時已晚，功敗垂成。作者感慨，「若如果能早幾年與美國充分協商，推動這一方案就好了。」

在作者眼中，蔣介石務實運用外交手腕，保住了臺灣獨立自主的國際空間，晚年並在日記對臺灣清楚定位為「獨立自保而已」、「邁向獨立自強之心理」，明確放棄「反共復國」，這是「國家定位」深遠、根本的轉變，從反共基地轉為獨立自保，「才有了臺灣主體性」，這是蔣介石為了保護「臺灣的事實獨立」，「被迫啟動『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史進程」，「意外」促成「現代臺灣 」誕生。因此，作者嘆道：「蔣介石晚年處理外交和國防戰略是非常靈活和實用的，臺灣歷史學家們卻未給他這一表現應有的評價。」就此而言，作者認為蔣介石實是「現代臺灣」「意外的國父」之一。

蔣介石死後，這段期間面臨著尼克森與季辛吉為求聯中制蘇而「出賣」了「中華民國」、中美關係正常化、中美《上海公報》的簽訂與「上海公報體制」的建立、中國三段論「一個中國」原則向外的宣示、奠基於《上海公報》和《臺灣關係法》的美國「一中政策」出現、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中共宣示永不放棄武力收復臺灣等嚴峻的國際局勢，蔣經國持續推動「中華民國臺灣化」面對這些挑戰。[2]

對美國方面，「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蔣經國除了堅持「中華民國」是「有效控制臺澎金馬」、在國際法理上不容否認存在的主權獨立國家外，更領導朝野如辜濂松、宋美齡、陳唐山等人，運用對美國會的影響力，成功推動《臺灣關係法》立法。同時進一步「臺灣化」：放棄「唯一中國」正統，提出「中華民國」在《臺灣關係法》被稱為「台灣政府」的建議。可惜此不為美國所採納。

同時，蔣經國推行「反共、親美、保臺」的「經國路線」，力抗鄧小平「一國兩制」統一攻勢，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將兩岸定調為「地位對等」，並將外交政策中心定為「確保美國忠實執行《臺灣關係法》」，對內則推動「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合而為一。作者認為，蔣經國說「我來了臺灣四十年，我也是臺灣人」這句話具有「深遠政治意義」，在於促進「中華民國＝臺灣」的認同。

簡而言之，作者指出，蔣經國的行為不僅是應對一九七二年中美簽署上海公報後，箝制「中華民國」的國際現實（若林正丈稱為「七二年體制」，汪浩則命名為「上海公報體制」），他更想當「現代臺灣（即領有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的國父，因此積極推動「法理臺獨」，但又因為平生謹慎，所以最終沒有走出最後一步，轉而「有意圖地」挑選李登輝作為繼承人，因為他認為李登輝與他理念一致，他相信李登輝會加速「中華民國臺灣化」，完成其未竟的事業。就這點角度來說，蔣經國也是「現代臺灣」「意外的國父」。

李登輝作為蔣經國後下一任總統，延續著兩蔣「臺灣化」、「中華民國＝臺灣」的路線，面對中美兩國建交後的蜜月期，為了確保國際生存空間，除了持續著推動非官方關係的實質外交路線外，也不斷透過各種曝光的機會製造兩岸是不同政治體的形象。

同時，雖然逐步與對岸建立交流管道，李登輝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只願意堅持自己的三段論「一個中國」原則，絲毫不理會「中華民國」的意願。因此他在「一個中國」原則上並不讓步，堅持著蔣經國「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概念，抗拒中國矮化兩方為「中央 — 地方關係」和「臺灣是中國叛亂一省」的宣稱，繼續推動對等的兩岸定位論述以為抗衡，最終版本就是俗稱「兩國論」的「特殊國與國關係」。然而面對中美關係的蜜月期，「兩國論」受到壓制。作者認為李登輝「有意識地去衝撞『上海公報體制』對臺灣國際關係和國際法地位的框限，希望為未來的總統開路，擔當起現代臺灣國父的角色，可惜，由於中國和美國聯手激烈反對『兩國論』，李登輝最終功虧一簣，沒能將『兩國論』入憲。」

總結上述，我們可以看到，整體而言，因應著國際／兩岸關係的劇烈變動，為了確保「中華民國」在國際的生存空間，汪浩認為，以蔣介石為開端，做出了劇烈的「政策」調整：「臺灣化」。這個政策調整以蔣介石遇到的「中」美關係改善、聯合國代表權之爭為開端，作者判斷，蔣介石願意接受改名、雙重代表權等舉動，已經是「臺灣化」的開端，「中華民國」開始向現實控制領域「臺澎金馬」收縮；而蔣經國面對著外部壓力的挑戰，除外交上也採取更務實的態度外，更進一步完成「中華民國」收縮至「臺澎金馬」的政治態度，並在「認同層面」將「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揉合，並堅拒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攻勢，堅持「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態度，並親自挑選一定會繼承他們臺灣化事業的李登輝作為後繼者；李登輝不負所託，為了對抗日益強大、美國與之親善的中國，他採取務實、製造曝光度的外交路線，並延續「臺灣化」，製造與之抗衡的兩岸／國際論述：「兩國論」，儘管受到美中的打壓而無法成功入憲，但也為未來鋪墊基礎。

作者在結論認為，後來的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事實上仍然延續著蔣介石開啟的這條「臺灣化」路線，這條路線。馬習會事實上代表了兩岸彼此承認是「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主張。現今蔡英文必須持續加深這條路線，說服外邦「中華民國＝臺灣」是事實獨立，並給予臺灣人民未來的決定權後，看臺灣人是否有勇氣在歷史關頭上勇敢取得法理獨立。


質疑與商榷
讀完本書，我對於作者書寫的意圖感到敬佩，梳理戰後臺灣史需要閱讀大量各界檔案，也需要同時理解冷戰局勢下的各種國內外歷史及其變化。然而卻也同時感到好奇，作者接受林孝庭教授「意外的國度」的看法，卻因此推導出「『意外的國度』就有『意外的國父』」，令我感到相當不解，難道有國，就一定要有國父嗎？國父的定義又是什麼？而且，需要「國父」嗎？而且，真的是「意外」嗎？

林孝庭「意外的國度」指的是「中華民國在臺灣」，在一九五零年代因《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形成。而若林正丈所指的「中華民國臺灣化」，則於「七二年體制」的內外困境下啟動。這些都是起因於國際關係變動的「外部壓力」，作者精確地抓到了這個緊要的切入角度。然而應當商榷的是，做出走向決定者是「具有多樣的選擇性空間」、「在非強迫的壓力下」做出決定，還是框架已經架好，只能做「無奈的選擇」？

或許汪浩先生會以「意外」有「accidental（偶然的）」和「unintended（非故意，不自覺的）」兩種意思為自己下的判斷辯駁，因此儘管兩蔣不情願，為了保住權力才做，也仍然意外地成為了國父。那麼我們更應該回到切入角度「國際關係變動」來看，或許製造兩個中國的毛澤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構出「上海公報體制」的尼克森與季辛吉等人，甚至是自1949年以後，在東亞採取行動，鞏固住兩個中國現狀的行動者們，才應該是「意外的國父」，因為他們的舉動已經決定了臺灣當時能走的路，兩蔣與李登輝只是按著規畫好的模糊路徑走，在統治基礎來源的外部正當性瓦解時，強化內部正當性來穩固統治權力而已。比起戰後詭譎多變的情勢而言，中美兩方的行動已經是確定的，所以「並不意外」，兩蔣只是在這個確定的模糊地帶中遊走，「有意圖」的採取「權宜之計」。不禁好奇，為何作者要說意外呢？就這點而言， 我嘗試使用汪浩先生事後回溯歷史的方式，發現若硬要為這三位送上「意外的國父」頭銜，或許過於牽強，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他們或許也不會同意。


二、作者的「臺灣化」定義為何？
另外，我們必須商榷汪浩先生的「臺灣化」定義究竟為何？我翻閱若林正丈教授「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定義乃是：

即所謂中華民國臺灣化，或許可以被定義如下，即1949以後出現的所謂「正統中國國家之政治結構（國家體制、政治體制、國民統合意識形態）只統治著臺灣」的事實發生變化的過程。換言之，就是構成正統中國國家之實體的各項制度、意識形態、以及維持這些制度與意識形態存續的各項政策，也就是那些被「量身訂做」的政策與戰後國家在現實上所統治的領域、人民和歷史逐漸相符的一種政治變動過程。………扼要說明其概念，則有如下四種內容：（a）政權菁英的臺灣化；（b）政治權力正統性的臺灣化；（c）國民統合意識形態的臺灣化；（d）國家體制的臺灣化。[3]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臺灣化」具有多重意涵。然而汪浩先生的意涵是什麼呢？是否僅限於政策面上的「疆域收縮」與「名號變動」？

作或許會以蔣經國「我也是臺灣人」言論說明「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合而為一，就是一種臺灣化，進行一種補充。恰巧在看本書前，我看完師大陳佳宏教授《台灣獨立運動史》一書，對「臺灣人」的定義提出了四種看法：

「台灣人」一辭至少有「福佬人」、「本省人」、「台灣島上的住民」、「台灣民族」四種意義。首先，將福佬人視為台灣人的同義辭，這是最狹義的用法；次之，政治菁英往往將台灣人與「本省人」交互使用，指的是一般所謂的「本地人」或「土生土長的台灣人」（native Taiwanese），用來與外省人（或大陸人）對照用；另外，近來對台灣人有了更寬鬆的定義：「凡認同台灣，自認為是台灣人的人，都是台灣人。」這種主觀的自我定義，帶著鄉土的認同（territorial identity）之涵義，也就是「台灣的人」（people of Taiwan）或「台灣的住民」（resident Taiwanese）的意思；最後，由於台獨之發展與演變，台獨者試圖以現代國家觀，進一步嚴謹且具體地將台灣人想像為「凡是認同台灣為自己的祖國，願意為她來打拼的人，就是台灣人」。也就是政治學上所謂的「台灣民族」（Taiwanese Nation），用來與中國人相區隔。其中第四種意義的台灣人認同，便是最直接的台獨認同。[4]

那陳佳宏怎麼看待蔣經國這番話呢？

蔣經國總統晚年於某次談話中嘗自謂「我也是台灣人」，被許多人解讀是蔣經國對台灣的一種認同。當時蔣經國已經來台近四十年，對長年相伴的土地心生認同感，這是極為自然的道理，但蔣對台灣的認同到底是何種層次，則有待推敲。依據蔣經國之子蔣孝勇的看法，這句話的意思，其實是「除了認同台灣之外，更希望在台灣的人民，了解自己也是中國人。」蔣孝勇認為，後來的人沒有強調蔣經國對中國的認同，是一種「斷章取義」的解讀。

蔣經國時期堅持「中國統一」的政策，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份，不可能將「台灣認同」至於其認同的最高層次，頂多是其中國認同框架裡的「次認同」，與中國認同下的「江浙認同」或「廣東認同」相類。所以，蔣經國所謂「台灣人」之語，並無法掩蓋其最終認同 — — 「中國人」。此台灣人云云，頂多屬於前述所析的第三種意義即是「台灣的人」（people of Taiwan）或「台灣的住民」（resident Taiwanese）。[5]

陳佳宏的說法，或許可以給予本書作者「中華民國臺灣化」的說法一點補充，但同時也指出了是在「中國認同」框架下的次認同而已，這樣的「臺灣化」與若林正丈教授所指的臺灣化，或許仍有不小的差距。

而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本書強調的「臺灣化」，只能是「政策」上的變動，事實上並沒有「理念」乃至於「建制」、「法理」的改變，他們並沒有轉而認同「臺灣」作為一個法理、事實上都不屬於中國，與中國斷絕關係的現代獨立國家觀，這些措舉頂多只能是「有意圖」的「權宜之計」，這從他們仍然不願意變動中華民國法理仍是「領土治權轄於全中國的合法政府」框架一舉可見，李登輝的修憲雖然有向前一步，但仍然並沒有動搖這個憲法法理上的歸屬，後面的扁、馬、蔡三位總統，也沒有變動李登輝的路線，也就仍是「法理一中，事實上獨立於台灣」。若我多有誤解，或許再請汪浩先生就「臺灣化」多給予補充說明。


三、本書的「國家定位」？
正如我一開始指出的，這本書也在談論著「國家定位問題」。這個非臺灣本土誕生的國度「中華民國」，偶然與臺灣緊密結合（而臺灣則是被迫緊密結合）後，必然面臨著「國家定位問題」，因為「中華民國」與被迫結合的土地，兩者的定位本來即是不同的。因此，當我們商談這個國度，必須理解這國度所具有的數種國家定位傾向，可粗略將其呈現為以下光譜：

統一 — — 獨立的臺灣（中華民國） — 中華民國獨立建國 — — 臺灣獨立

光譜中最兩端，為與中國統一（不論是否被迫），和毀棄中華民國憲法與國號、以臺灣為國號獨立建國並取得國際法上的法理獨立資格，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光譜中間的「獨臺」與「華獨」，前者的意思為中華民國是獨立國家，法理上仍代表全中國，但目前是為在臺澎金馬上的獨立國家；後者則意指中華民國是獨立國家，但國土僅限於臺澎金馬，法理上僅代表臺澎金馬，不代表中國。[6]

本書主旨，簡言之為中華民國如何從「正統中國」走向「獨臺」，以及預測其後的變化。兩蔣時代或許可以歸類於「獨臺」，李登輝有滑向「華獨」的傾向，其後三任總統，又滑回「獨臺」的立場上。可以說，汪浩先生想要描述的那一條發展脈絡，事實上已經是許多人所認識到的「獨臺」路，這也是汪浩先生所欲描寫、定義與支持的「現狀」。


結論
本書內容所敘述的這段歷史，未曾讓其他研究者們給予兩蔣與李登輝「國父」的稱號。我想，給予這樣的殊榮，除卻對前人的溫情與敬意，也是作者的「史識」吧！

汪浩先生心繫兩岸和平，仍盼望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認識到現有的狀況，在崛起的過程中，突破「一個中國」的迷思，放棄幾十年來武力犯臺的主張，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走向正常的國與國關係，或許才是最好的方式。這也許是他寫本書的目的與期許之一。

雖然我心中雖有許多罣礙之處，例如汪浩先生對毛澤東的評價事實上適用於他溫情敬意筆下的蔣介石；退出聯合國的幕後實是兩蔣意圖不明，而使美國友邦無法採取動作，更別提美國早已提供兩蔣替代方案；汪浩先生在〈序言〉中說「臺灣人民」形塑現代臺灣，但書中卻毫無提及；海外台獨在《臺灣關係法》成立上的影響力；黃克武先生推薦序中雖說：「本書中所徵引的材料都是有根有據，可以覆按，絕無虛構之處」，但也希望能夠將所運用的材料、研究附於書後說明，否則難免仍讓人覺得是否有過度推論或「腦補」的嫌疑等等。但若以一本書的篇幅，有些或許是過於要求。

還原當時的歷史，或許是一件好事，但是否有需要因此為前人安上意義未明、具有造神說法的「國父」，回到我所提問的「需要嗎？」我認為是不需要的，因為歷史情境中每個因素都互相牽扯著，又怎麼能決定性地下這樣的判斷，說他們是「國父」呢？不論是還原歷史或以史為鑑，或許這樣的說法，才是寫史者需要點出的問題，而不宜過度吹捧個人。另外，一個國家。其實未必需要國父、國母，需要的毋寧說是能夠反映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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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書內容均可於風傳媒專欄找到未集結成書的版本：
[2] 三段論一中原則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
[3]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15。
[4] 陳佳宏，《台灣獨立運動史》（台北縣：玉山社，2006），頁481。
[5] 陳佳宏，《台灣獨立運動史》，頁482。
[6] 本文此方面受益於傅雲欽先生投書民報的此篇文章。〈「華獨」有三派，有好有壞〉，民報，20150817

在巴拿馬宣布斷交一事之後，對此事件，眾人議論紛紛，說法紛紜：有人指出，巴拿馬是「中華民國」建交最久的邦交國，斷交的象徵意義重大；另外一種說法是，與其凱子外交，不如建設國內；也有論者提出巴拿馬是與「中華民國」而非「臺灣」斷交，對臺灣絲毫無損；也有社評覺得，臺灣與中華民國有那麼容易截然二分嗎，這對臺灣同樣具有損失；還有見解指出，應該盡速公投，正名制憲，確保台灣外交生存。

上述種種說法，不過是筆者在網路討論中看到的其中幾種，在天下人皆可議論國政、群龍無首的民主社會中，自然還有許許多多筆者沒有看到的宏論。然而，藏身在斷交事件背後的關鍵，其實是臺灣／中華民國的「國家定位問題」。究竟「中華民國」是什麼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怎麼定位？「臺澎金馬」與上述兩者之間的關係，又怎麼判斷、衡量呢？

今年三月林孝庭教授《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以下簡稱「林書」）出版，探討「中華民國如何在台灣形塑的歷史轉折過程」，與此問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遙相對談。彷彿是延續著討論，六月底汪浩《意外的國父：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與現代臺灣》隨之出版。 作為業餘的中國近現代史與戰後臺灣史愛好者，筆者隨即購買來看。

作者自謙這本書的內容，本是「讀檔筆記」，然而修改後才發現戰後臺灣史的一條發展脈絡。[1]同時，他也受到林書以及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兩本著作的啟發。在從國際關係角度檢視戰後臺灣史後，他認為「有『意外的國度』就有『意外的國父』」。汪浩筆下的「國度」，是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而「國父們」即是戰後臺灣的三個領導者：蔣介石、蔣經國與李登輝。


這三人何以成為國父？
汪浩認為，為了保護「意外的國度」，蔣介石在一九五零年代，成功利用當時韓戰、臺海危機等一系列局勢，以務實的外交手腕達到了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目標，使臺灣能夠受到美國的保護。但隨著中美關係改善，聯合國代表權與位子之爭的生死關頭時，為了確保未來在世界上的生存空間，蔣介石願意放棄「一個中國」的代表權，以行動表示若由自己推動臺灣獨立（以「中華臺灣共和國」為國名）是可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美國援助臺獨毀滅他們。然而這個想法由於為時已晚，功敗垂成。作者感慨，「若如果能早幾年與美國充分協商，推動這一方案就好了。」

在作者眼中，蔣介石務實運用外交手腕，保住了臺灣獨立自主的國際空間，晚年並在日記對臺灣清楚定位為「獨立自保而已」、「邁向獨立自強之心理」，明確放棄「反共復國」，這是「國家定位」深遠、根本的轉變，從反共基地轉為獨立自保，「才有了臺灣主體性」，這是蔣介石為了保護「臺灣的事實獨立」，「被迫啟動『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史進程」，「意外」促成「現代臺灣 」誕生。因此，作者嘆道：「蔣介石晚年處理外交和國防戰略是非常靈活和實用的，臺灣歷史學家們卻未給他這一表現應有的評價。」就此而言，作者認為蔣介石實是「現代臺灣」「意外的國父」之一。

蔣介石過世後，這段期間面臨著尼克森與季辛吉為求聯中制蘇而「出賣」了「中華民國」、中美關係正常化、中美《上海公報》的簽訂與「上海公報體制」的建立、中國三段論「一個中國」原則向外的宣示、奠基於《上海公報》和《臺灣關係法》的美國「一中政策」出現、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中共宣示永不放棄武力收復臺灣等嚴峻的國際局勢，蔣經國持續推動「中華民國臺灣化」面對這些挑戰。[2]

對美國方面，「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蔣經國除了堅持「中華民國」是「有效控制臺澎金馬」、在國際法理上不容否認存在的主權獨立國家外，更領導朝野如辜濂松、宋美齡、陳唐山等人，運用對美國會的影響力，成功推動《臺灣關係法》立法。同時進一步「臺灣化」：放棄「唯一中國」正統，提出「中華民國」在《臺灣關係法》被稱為「台灣政府」的建議。可惜此不為美國所採納。

同時，蔣經國推行「反共、親美、保臺」的「經國路線」，力抗鄧小平「一國兩制」統一攻勢，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將兩岸定調為「地位對等」，並將外交政策中心定為「確保美國忠實執行《臺灣關係法》」，對內則推動「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合而為一。作者認為，蔣經國說「我來了臺灣四十年，我也是臺灣人」這句話具有「深遠政治意義」，在於促進「中華民國＝臺灣」的認同。

簡而言之，作者指出，蔣經國的行為不僅是應對一九七二年中美簽署上海公報後，箝制「中華民國」的國際現實（若林正丈稱為「七二年體制」，汪浩則命名為「上海公報體制」），他更想當「現代臺灣（即領有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的國父，因此積極推動「法理臺獨」，但又因為平生謹慎，所以最終沒有走出最後一步，轉而「有意圖地」挑選李登輝作為繼承人，因為他認為李登輝與他理念一致，他相信李登輝會加速「中華民國臺灣化」，完成其未竟的事業。就這點角度來說，蔣經國也是「現代臺灣」「意外的國父」。

李登輝作為蔣經國後下一任總統，延續著兩蔣「臺灣化」、「中華民國＝臺灣」的路線，面對中美兩國建交後的蜜月期，為了確保國際生存空間，除了持續著推動非官方關係的實質外交路線外，也不斷透過各種曝光的機會製造兩岸是不同政治體的形象。

同時，雖然逐步與對岸建立交流管道，李登輝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只願意堅持自己的三段論「一個中國」原則，絲毫不理會「中華民國」的意願。因此他在「一個中國」原則上並不讓步，堅持著蔣經國「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概念，抗拒中國矮化兩方為「中央 — 地方關係」和「臺灣是中國叛亂一省」的宣稱，繼續推動對等的兩岸定位論述以為抗衡，最終版本就是俗稱「兩國論」的「特殊國與國關係」。然而面對中美關係的蜜月期，「兩國論」受到壓制。作者認為李登輝「有意識地去衝撞『上海公報體制』對臺灣國際關係和國際法地位的框限，希望為未來的總統開路，擔當起現代臺灣國父的角色，可惜，由於中國和美國聯手激烈反對『兩國論』，李登輝最終功虧一簣，沒能將『兩國論』入憲。」

總結上述，我們可以看到，整體而言，因應著國際／兩岸關係的劇烈變動，為了確保「中華民國」在國際的生存空間，汪浩認為，以蔣介石為開端，做出了劇烈的「政策」調整：「臺灣化」。這個政策調整以蔣介石遇到的「中」美關係改善、聯合國代表權之爭為開端，作者判斷，蔣介石願意接受改名、雙重代表權等舉動，已經是「臺灣化」的開端，「中華民國」開始向現實控制領域「臺澎金馬」收縮；而蔣經國面對著外部壓力的挑戰，除外交上也採取更務實的態度外，更進一步完成「中華民國」收縮至「臺澎金馬」的政治態度，並在「認同層面」將「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揉合，並堅拒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攻勢，堅持「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態度，並親自挑選一定會繼承他們臺灣化事業的李登輝作為後繼者；李登輝不負所託，為了對抗日益強大、美國與之親善的中國，他採取務實、製造曝光度的外交路線，並延續「臺灣化」，製造與之抗衡的兩岸／國際論述：「兩國論」，儘管受到美中的打壓而無法成功入憲，但也為未來鋪墊基礎。

作者在結論認為，後來的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事實上仍然延續著蔣介石開啟的這條「臺灣化」路線，這條路線。馬習會事實上代表了兩岸彼此承認是「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主張。現今蔡英文必須持續加深這條路線，說服外邦「中華民國＝臺灣」是事實獨立，並給予臺灣人民未來的決定權後，看臺灣人是否有勇氣在歷史關頭上勇敢取得法理獨立。


質疑與商榷
讀完本書，我對於作者書寫的意圖感到敬佩，梳理戰後臺灣史需要閱讀大量各界檔案，也需要同時理解冷戰局勢下的各種國內外歷史及其變化。然而卻也同時感到好奇，作者接受林孝庭教授「意外的國度」的看法，卻因此推導出「『意外的國度』就有『意外的國父』」，令我感到相當不解，難道有國，就一定要有國父嗎？國父的定義又是什麼？而且，需要「國父」嗎？而且，真的是「意外」嗎？

林孝庭「意外的國度」指的是「中華民國在臺灣」，在一九五零年代因《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形成。而若林正丈所指的「中華民國臺灣化」，則於「七二年體制」的內外困境下啟動。這些都是起因於國際關係變動的「外部壓力」，作者精確地抓到了這個緊要的切入角度。然而應當商榷的是，做出走向決定者是「具有多樣的選擇性空間」、「在非強迫的壓力下」做出決定，還是框架已經架好，只能做「無奈的選擇」？

或許汪浩先生會以「意外」有「accidental（偶然的）」和「unintended（非故意，不自覺的）」兩種意思為自己下的判斷辯駁，因此儘管兩蔣不情願，為了保住權力才做，也仍然意外地成為了國父。那麼我們更應該回到切入角度「國際關係變動」來看，或許製造兩個中國的毛澤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構出「上海公報體制」的尼克森與季辛吉等人，甚至是自1949年以後，在東亞採取行動，鞏固住兩個中國現狀的行動者們，才應該是「意外的國父」，因為他們的舉動已經決定了臺灣當時能走的路，兩蔣與李登輝只是按著規畫好的模糊路徑走，在統治基礎來源的外部正當性瓦解時，強化內部正當性來穩固統治權力而已。比起戰後詭譎多變的情勢而言，中美兩方的行動已經是確定的，所以「並不意外」，兩蔣只是在這個確定的模糊地帶中遊走，「有意圖」的採取「權宜之計」。不禁好奇，為何作者要說意外呢？就這點而言， 我嘗試使用汪浩先生事後回溯歷史的方式，發現若硬要為這三位送上「意外的國父」頭銜，或許過於牽強，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他們或許也不會同意。


二、作者的「臺灣化」定義為何？
另外，我們必須商榷汪浩先生的「臺灣化」定義究竟為何？我翻閱若林正丈教授「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定義乃是：

即所謂中華民國臺灣化，或許可以被定義如下，即1949以後出現的所謂「正統中國國家之政治結構（國家體制、政治體制、國民統合意識形態）只統治著臺灣」的事實發生變化的過程。換言之，就是構成正統中國國家之實體的各項制度、意識形態、以及維持這些制度與意識形態存續的各項政策，也就是那些被「量身訂做」的政策與戰後國家在現實上所統治的領域、人民和歷史逐漸相符的一種政治變動過程。………扼要說明其概念，則有如下四種內容：（a）政權菁英的臺灣化；（b）政治權力正統性的臺灣化；（c）國民統合意識形態的臺灣化；（d）國家體制的臺灣化。[3]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臺灣化」具有多重意涵。然而汪浩先生的意涵是什麼呢？是否僅限於政策面上的「疆域收縮」與「名號變動」？

作或許會以蔣經國「我也是臺灣人」言論說明「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合而為一，就是一種臺灣化，進行一種補充。恰巧在看本書前，我看完師大陳佳宏教授《台灣獨立運動史》一書，對「臺灣人」的定義提出了四種看法：

「台灣人」一辭至少有「福佬人」、「本省人」、「台灣島上的住民」、「台灣民族」四種意義。首先，將福佬人視為台灣人的同義辭，這是最狹義的用法；次之，政治菁英往往將台灣人與「本省人」交互使用，指的是一般所謂的「本地人」或「土生土長的台灣人」（native Taiwanese），用來與外省人（或大陸人）對照用；另外，近來對台灣人有了更寬鬆的定義：「凡認同台灣，自認為是台灣人的人，都是台灣人。」這種主觀的自我定義，帶著鄉土的認同（territorial identity）之涵義，也就是「台灣的人」（people of Taiwan）或「台灣的住民」（resident Taiwanese）的意思；最後，由於台獨之發展與演變，台獨者試圖以現代國家觀，進一步嚴謹且具體地將台灣人想像為「凡是認同台灣為自己的祖國，願意為她來打拼的人，就是台灣人」。也就是政治學上所謂的「台灣民族」（Taiwanese Nation），用來與中國人相區隔。其中第四種意義的台灣人認同，便是最直接的台獨認同。[4]

那陳佳宏怎麼看待蔣經國這番話呢？

蔣經國總統晚年於某次談話中嘗自謂「我也是台灣人」，被許多人解讀是蔣經國對台灣的一種認同。當時蔣經國已經來台近四十年，對長年相伴的土地心生認同感，這是極為自然的道理，但蔣對台灣的認同到底是何種層次，則有待推敲。依據蔣經國之子蔣孝勇的看法，這句話的意思，其實是「除了認同台灣之外，更希望在台灣的人民，了解自己也是中國人。」蔣孝勇認為，後來的人沒有強調蔣經國對中國的認同，是一種「斷章取義」的解讀。

蔣經國時期堅持「中國統一」的政策，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份，不可能將「台灣認同」至於其認同的最高層次，頂多是其中國認同框架裡的「次認同」，與中國認同下的「江浙認同」或「廣東認同」相類。所以，蔣經國所謂「台灣人」之語，並無法掩蓋其最終認同 — — 「中國人」。此台灣人云云，頂多屬於前述所析的第三種意義即是「台灣的人」（people of Taiwan）或「台灣的住民」（resident Taiwanese）。[5]

陳佳宏的說法，或許可以給予本書作者「中華民國臺灣化」的說法一點補充，但同時也指出了是在「中國認同」框架下的次認同而已，這樣的「臺灣化」與若林正丈教授所指的臺灣化，或許仍有不小的差距。

而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本書強調的「臺灣化」，只能是「政策」上的變動，事實上並沒有「理念」乃至於「建制」、「法理」的改變，他們並沒有轉而認同「臺灣」作為一個法理、事實上都不屬於中國，與中國斷絕關係的現代獨立國家觀，這些措舉頂多只能是「有意圖」的「權宜之計」，這從他們仍然不願意變動中華民國法理仍是「領土治權轄於全中國的合法政府」框架一舉可見，李登輝的修憲雖然有向前一步，但仍然並沒有動搖這個憲法法理上的歸屬，後面的扁、馬、蔡三位總統，也沒有變動李登輝的路線，也就仍是「法理一中，事實上獨立於台灣」。若我多有誤解，或許再請汪浩先生就「臺灣化」多給予補充說明。


三、本書的「國家定位」？
正如我一開始指出的，這本書也在談論著「國家定位問題」。這個非臺灣本土誕生的國度「中華民國」，偶然與臺灣緊密結合（而臺灣則是被迫緊密結合）後，必然面臨著「國家定位問題」，因為「中華民國」與被迫結合的土地，兩者的定位本來即是不同的。因此，當我們商談這個國度，必須理解這國度所具有的數種國家定位傾向，可粗略將其呈現為以下光譜：

統一 — — 獨立的臺灣（中華民國） — 中華民國獨立建國 — — 臺灣獨立

光譜中最兩端，為與中國統一（不論是否被迫），和毀棄中華民國憲法與國號、以臺灣為國號獨立建國並取得國際法上的法理獨立資格，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光譜中間的「獨臺」與「華獨」，前者的意思為中華民國是獨立國家，法理上仍代表全中國，但目前是為在臺澎金馬上的獨立國家；後者則意指中華民國是獨立國家，但國土僅限於臺澎金馬，法理上僅代表臺澎金馬，不代表中國。[6]

本書主旨，簡言之為中華民國如何從「正統中國」走向「獨臺」，以及預測其後的變化。兩蔣時代或許可以歸類於「獨臺」，李登輝有滑向「華獨」的傾向，其後三任總統，又滑回「獨臺」的立場上。可以說，汪浩先生想要描述的那一條發展脈絡，事實上已經是許多人所認識到的「獨臺」路，這也是汪浩先生所欲描寫、定義與支持的「現狀」。


結論
本書內容所敘述的這段歷史，未曾讓其他研究者們給予兩蔣與李登輝「國父」的稱號。我想，給予這樣的殊榮，除卻對前人的溫情與敬意，也是作者的「史識」吧！

汪浩先生心繫兩岸和平，仍盼望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認識到現有的狀況，在崛起的過程中，突破「一個中國」的迷思，放棄幾十年來武力犯臺的主張，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走向正常的國與國關係，或許才是最好的方式。這也許是他寫本書的目的與期許之一。

雖然我心中雖有許多罣礙之處，例如汪浩先生對毛澤東的評價事實上適用於他溫情敬意筆下的蔣介石；退出聯合國的幕後實是兩蔣意圖不明，而使美國友邦無法採取動作，更別提美國早已提供兩蔣替代方案；汪浩先生在〈序言〉中說「臺灣人民」形塑現代臺灣，但書中卻毫無提及；海外台獨在《臺灣關係法》成立上的影響力；黃克武先生推薦序中雖說：「本書中所徵引的材料都是有根有據，可以覆按，絕無虛構之處」，但也希望能夠將所運用的材料、研究附於書後說明，否則難免仍讓人覺得是否有過度推論或「腦補」的嫌疑等等。但若以一本書的篇幅，有些或許是過於要求。

還原當時的歷史，或許是一件好事，但是否有需要因此為前人安上意義未明、具有造神說法的「國父」，回到我所提問的「需要嗎？」我認為是不需要的，因為歷史情境中每個因素都互相牽扯著，又怎麼能決定性地下這樣的判斷，說他們是「國父」呢？不論是還原歷史或以史為鑑，或許這樣的說法，才是寫史者需要點出的問題，而不宜過度吹捧個人。另外，一個國家。其實未必需要國父、國母，需要的毋寧說是能夠反映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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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書內容均可於風傳媒專欄找到未集結成書的版本。
[2] 三段論一中原則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
[3]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15。
[4] 陳佳宏，《台灣獨立運動史》（台北縣：玉山社，2006），頁481。
[5] 陳佳宏，《台灣獨立運動史》，頁482。
[6] 本文此方面受益於傅雲欽先生投書民報的此篇文章。〈「華獨」有三派，有好有壞〉，民報，20150817

自 2008 年以降，臺灣政經社會情勢、勞動條件逐漸惡化，加上貧富差距擴大，國內出版業敏銳察覺社會氛圍，紛紛開啟翻譯、出版馬克思相關經典的計畫，這股熱潮在 2018 年前後開花結果，例如聯經、木馬等出版社紛紛出版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入門書籍與經典著作。

馬克思作為意圖改造世界的思想家，對資本主義經濟有著深度剖析，同時也為這個經濟病症開出處方籤。過往馬克思的信奉者曾依照他的處方，在世界各地進行大規模社會實驗，不過最終皆以失敗收場。然而，許多人認為，馬克思對現今資本主義問題的評析並沒有過時，這也是出版潮為何再次湧現的原因。

法蘭西斯．昆恩（Francis Wheen）這本《遊蕩世界的幽靈：馬克思，《資本論》的誕生》，正是這波熱潮中，出版的一本入門馬克思與其思想，以及思想餘波的好書。本書一來不厚，二是文字清晰淺顯，簡潔明白交代了重要論述，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入門佳作。

本書共分三章。第一章討論馬克思的時代、生平、家庭、思想、習慣、文風與資本論內容體裁的相關性，並述該書誕生過程中的許多軼事。

如果以現代場景比喻，馬克思是個令出版社編輯頭痛的拖稿作者；由於他的生活十分困苦，社會局可能會前往探視他的家庭。如果是在社會運動場景，他是個會與戰友之間互相傷害的同伴，如果是在擇偶市場，他則會被視為沒法扛起責任的另一半。然而，撇開這些負面評價，馬克思無可置疑的是個犀利的時政評論家、博學多聞的研究者。

作者在第二章接續分析馬克思思想中重要的關鍵概念，例如拜物教、勞動與剩餘價值、資本主義性質、馬克思寫作文風與其思想的關聯性等。作者於此章也述評歷來研究對馬克思思想的討論。

不過本章對於不熟悉馬克思理論的讀者來說，可能是最難理解的篇章，甚至會懷疑馬克思想號召的對象，其實無法理解他提出的理論，而理解馬克思所言者，反倒會是如同馬克思一樣的學術知識工作者。

第三章作者則論述「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世界各地的擴散與演變，是一幅 20 世紀馬克思主義思想史與學術史的精簡版。作者除了提及我們熟悉的俄國、中國革命史，更花了大量篇幅說明西方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何走向學院派，而學院派又如何分成兩條道路：一條是研究日益細瑣、碎片化、更令人難以接近的後現代文化研究，另一條則是分析國家機器的運作，最後卻成為替屠殺、非人道行為辯護說這是不可避免的犧牲，最知名者如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如阿圖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

作者也在第三章引用學者的言論 ，指出一件諷刺的事：在西方才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在奉行馬克思主義為官方教條的國家，馬克思主義已被政治束縛，成為一灘死水，已經不具備馬克思所希望「改變世界」的那種變革力量。

令筆者覺得有趣的是，作者忽略了現今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多為學院中人，實際上解決現實問題的行動與改變現實的能力低落，僅能透過筆桿發表看法、打打筆仗，而無論他們吹捧彼此的論述如何重要、多有現實關懷，事實上也早已離大眾甚遠，畢竟他們所寫的艱澀語言，有幾個人看得懂呢？

當檢視現今的馬克思主義，若不是成為僵化的教條，就是獨裁國家的遮羞布，或者象牙塔學人鑽研的玩物，它與平民之間有著巨大鴻溝，兩者彷彿存在兩個不同世界。

因此，在現實世界中，不管學者或左派媒體歌頌馬克思的敘述如何精準、思想多麼真實與深刻，或是想盡方法召喚馬克思的幽靈回到當代時，都無法改變左派面對新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挑戰，所呈現沒落無力、無法應對的現實。

特別是在民粹主義面前，當代左派不是成為教條或象牙塔之物，就是因為與右派日益趨同，許多過去的主張也為民粹主義者所吸收。當代左派於是成為可以被取代的傳統政治成員，也變成被批判的對象，這或許正是當代左派即使不斷批判民粹，卻無人在乎、沒有說服力的原因之一吧。

提到德國，人們腦海中浮現的是什麼呢？

現今的德國卻成為世界經濟與區域強權，在文化、政治、經濟、人權等諸多面向上，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人們趨之若鶩的學習對象。然而，回想自己以前聽聞的德國，卻只想到他們輝煌卻滄桑、陰暗且血腥的歷史。德國究竟是如何轉變至此，成為具有過往不同的吸引力的新星？又有哪些值得我們學習與反思？

前中央社駐德記者林育立，正是抱著上述這樣的疑問，找尋德國與臺灣都面臨到的問題，追尋德國的軌跡，提供給臺灣的人們思考與借鑑的成功案例。畢竟，要先認識、了解，才有思考與借鑑的基礎。

這本《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正是作者思考訪查的心血結晶。

本書分成四個部分與三個問題意識：首先，國人該如何理解現今德國？在第一部分與第四部分，作者分敘德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各種至今不斷變化的歷程與現今；其次，第二部分談論作為核能與煤炭大國，如何推動轉型為綠電為主的能源轉型，以及公民社會為何對此積極參與；第三，面對希特勒、面對東德極權的黨國體制統治，德國如何面向過去而生，展望未來而活，積極推動轉型正義。

而貫穿全書的主軸，則是「改變」。作者以政治、產業經濟與環保、能源、轉型正義等方面，敘述了德國在戰後巨大的「轉型」，而這些轉型均是奠基於「反省過去」的基礎上。

不論是東德的黨國極權統治、希特勒納粹德國的陰暗歷史、捨棄環保的發展主義至上思維、種族歧視的仇恨政治、何謂「德國人」的身分認同、民主政治與公共空間該如何的思考、媒體的自律、為何從核煤轉型綠能的理由以及發展可能，上述種種都是冷戰以後德國的巨大「改變」，也是本書的核心內容。其中能源轉型與轉型正義著力最深，這是作者認為台灣重要且已提上議程、但卻停滯不前的社會議題，透過採訪，反省的過程、思考與行為躍然紙上，字裡行間我感受到的不只是作者藉德國關懷臺灣的熱情，更含有德國人反省的深刻。

在閱讀的過程中，我腦中不斷將德國與臺灣對比，雖然感到具體例子自然具有各層面的參考價值，但是我認為最具有落差、最具有對比性且最應該參考借鑑的，是德國人與臺灣人在面對各種事情、過去與未來的「態度」與「思維」。

德國面對過去、迎向轉變與創新的態度，與臺灣形成鮮明對比。國人在面對未來時，呈現的是守舊、滿足於現狀與不思進取的思維；看待過去時，則表現出不願面對、只想和諧的鄉愿、偽善、逃避。加上只聽自己想聽的情緒化行徑、求快心切、貪圖便利、無法冷靜下來討論，難以形成一個具有理性思考、能夠理性辯論社會議題且引領政府的公民社會，也成為臺灣無法對話、無法設定一個長遠國家議程的阻礙。

以產業與電力發展為例，臺灣仍然擁抱著過去的發展模式與邏輯思維，然而已經走入瓶頸。書中德國的產業例子，恰好對應我國的石化業、非核家園的能源轉型等重大議題。

例如德東過去引領經濟起飛的洛伊納（ Leuna）工業區，如同臺灣工業採取發展至上、不管環境汙染的模式，最終在東德也走到盡頭、失去信心且為人唾棄。但在兩德統一後，卻因為改採環保、創新、高工安、與社區共生的模式，卻重新成為德東地區與德國工業發展的領頭羊。此即為臺灣各工業區的參考。

而在能源議題上，德國從公民社會、政府到能源集團E.ON，齊心逐步推動以各種更環保、安全的能源取代核、煤，推動下一代發展議程。此時臺灣卻不斷因缺電而重啟老舊的核一核二廠，同時天然氣與煤電造成的巨大空污，也讓臺灣成為毋須沙塵暴就擁有PM2.5的空氣品質。

面對這一問題，臺灣社會所想的解決方式，仍然只是照抄過去認為最便利的核電模式，而臺電如同過去德國巨大的能源集團，透過核能與煤電來誘導人們。在反核與擁核之間更無理性對話，雙方只願接收與自己立場相同的資訊，不願意去思考世界各地解決的方式。

從非核家園推動的困難上，也反應出臺灣社會多數人們守舊、沉溺於過去，只想保持現況，卻毫無勇氣面對未來的思維。不願多方思考、嘗試將非核電力作為未來臺灣的新興工業發展，反倒可能因此錯失了推動下一波新興產業，使得經濟好轉、教育模式變動的可能性。

至於轉型正義則陷於停滯。根源於社會多數人對此情緒化地不理解或不願理解，又逃避、怯懦於面對過去，維持現狀為滿足，加上民主化後威權政黨仍然長期執政，以及當今執政者只求保守權力而想討好所有人的思維等種種政治、社會、歷史因素相關。

「不要一直沉溺在過去，向前看」、「不要搞分裂，拚經濟才最重要」是臺灣人面對過去陰暗不堪的真相時，下意識的逃避、鄉愿與偽善，表現出一直想把過去捨棄的態度。然而，人又怎麼能捨棄、不面對過去的歷史呢？人正是站在過去的基礎上面對未來的，不願面對過去，不就找不到自己應該走的方向了嗎？

或許，是因為臺灣對於「轉型正義」內涵與案例的不了解，加上上述的因素，而無法面對。在此，德國的例子比起能源轉型更具有說服力。與德國對比，我們會發現德國之所以進步，就是站在正視自己骯髒陰暗歷史的起點上，努力面對過去，以此為基礎重新出發，才走出現今的新道路。正因如此，作者才詳述德國的經驗，讓我們參考。

平反過去的不義與「賠償」（而非補償，因具有道歉意涵），如何讓人認識過去，鼓勵加害者出來承擔罪責，對加害者責任的歸屬與究責，保存檔案的重要性，對威權體制問題的理解，黨產的追討與歸還，重建平等、重視隱私與人權的政治與社會，落實民主作為保障人民、人權的政治制度等。這些不僅是政府的行動，公民社會對於轉型正義重要性的認知，以及推動的用心與努力，才是使德國政府持續下去的背後動力。這才是我們所應該思考，如何使公民社會與政府互相成為推動的背後支持力道。

又或許有人提出，也應該對日治時代進行轉型正義。雖然超出本書範圍，然而德國業已對過往殖民地納米比亞進行賠償，在針對繼承了日本在台體制遺產的威權政府，我國或許亦可參考。[1]

相較之下，我國當前只停留在追查黨產，其他如檔案、賠償、正名、人權價值的樹立等步驟，雖已在去年通過促轉條例，並在今年二二八事件七十一週年宣告正式推動，但已落後太多。[2]

即使不和德國比，鎮日喊著「好想贏韓國」的臺灣社會也應該認識到，我國在轉型正義也大幅落後韓國，韓國也正是不斷地面對過去，不僅在經濟上，轉型正義方面也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例如前一陣子韓國國防部長對光州事件的道歉，更是韓國又邁出一大步的證據，受到世界矚目。[3]

與德國甚至是韓國比較，臺灣人因為沒有反省過去，遂沒有穩固的立足點，因此沒有辦法從對過去的反省中找出相對一致的自我認同與未來發展的路徑，也無法發展出健全的民主政治、公民社會與認同價值，卻始終只會如同鴕鳥般逃避現實、哀怨，甚至是因為不願意面對、反省過去，而始終無法擺脫如國族認同困境、發展主義思維等過去的糾纏。我國若繼續這樣鴕鳥下去，恐怕停滯將成為永恆的噩夢。

正如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言：「直接支配人類行動的是利益（物質的與理念的），而不是理念（Ideen）。但是由『理念』所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常如軌道上的轉轍器，決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利益的動力推動著[人類的]行動。」[4]

我深信，唯有改變國人守舊的態度與思想，轉而面對、反省過去，才能構築出我們國家前進最重要的基石。思維與態度的轉變是最重要的，而轉型正義是不可或缺且不能停止的重要步驟。

臺灣有獨特的在地問題，因此展開行動時也需要考量我國在地問題的特殊性。但是臺灣不能永遠守舊、鄉愿、逃避，而應該踏在檢討、面對過去的基礎上，勇敢向前邁進，建立起更好、更尊重人權、更公平正義的政府、制度與社會，成為更好的國家，重新站上世界舞臺。

最後，需要注意的是，作者過度推崇現今德國的光明面，令人感到有些煽情，雖然有提負面例子，但篇幅過少，令人懷疑事實上是否德國真的如此光明，而且也無法看到德國社會各項議題的思辨過程。因此，閱讀本書時，不能完全被作者帶著走，同時也必須審慎思考本書提供的案例、思維背後可能有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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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年前屠殺納米比亞10萬人 德國需於2017年完成賠償〉，Ettoday新聞雲，20161229。

[2] 〈查明二二八真相 蔡英文：組國家轉型正義報告撰寫團隊〉，風傳媒，20180228。

[3] 〈南韓國防部長 首度為光州事件致歉〉，自由時報，20180209。

[4] 轉引自鄭祖邦，〈韋伯的政治社會學：對「民族國家」與「支配」的分析〉，《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6期（臺北，2006），頁191。

香港反送中運動塑造了香港共同體與身分認同的劇烈變化，香港與中國的疏遠程度已是前所未見，更有中港玉石俱焚「攬炒」的聲音出現。

回顧香港歷史，或許有人認為天安門事件是第一次中港關係疏遠的分水嶺，而反廿三條立法、反國教運動乃至雨傘運動是則是不斷加強。然而，真正造成中國與香港之間關係疏遠、塑造香港身分認同的第一場運動，其實是中國、港府乃至左派諱莫如深的「六七暴動」。事實上，港府針對反送中動用具有高度爭議的《緊急條例》，也在這場暴動中動用過。

本書作者張家偉因為看見臺灣探討二二八事件歷史傷痕的關心，反思香港對六七暴動的冷漠，因此致力於還原這段官方、民間下意識躲避的歷史。而理解這段歷史，或許可以明白香港人為何對中國始終戒慎恐懼，也可以避免有心人藉錯誤的歷史抹黑反送中的可能性。


暴動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中國確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不主張收回香港。但中共港澳工委仍然利用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今中聯辦）的掩護，在香港廣布統一戰線，對工人小販貧苦群眾、不滿國民黨的第三勢力人士、知識份子乃至海外各國與華僑進行統戰，建立左派團體，構築情報網，與美國、國民黨鬥爭。英國為了確保香港與在華利益，不僅與中共建交，對此亦默許，但壓迫其往地下活動，致使香港左派非常不滿，一直希望有所動作。

香港亦得益於冷戰及其地緣優勢，成為中外間的媒介，並因此成為熱門的投資地點，經濟前景良好。然而，社會卻出現高度貧富差距、通貨膨脹、勞動條件無比惡劣，社福、教育體系長期缺乏，政府又以「繁榮安定」為由，徹底偏向資方，且對庶民常使用的公共服務不斷加價，加上無法傾聽民意的殖民專制統治，使得人民內心苦悶難言。

這些都成為了六七暴動發生的本地肥沃土壤。其中，1966年港島與九龍間的交通工具「天星小輪」加價，遂引發人民抗議，港府以警力壓制，使人民更加不滿。不過，此時香港左派並未譴責港府與社會不公，反而支持港府「維護社會秩序」。

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國走向極左路線，香港左派遂起躁動。周恩來雖然下令駐港成員，勿將文革搬至香港。然而高級幹部紛紛落馬，失去外交控制權，文革小組進駐外交部，若不走左傾路線，恐將被召回批鬥，人人自危。而澳門左派發動的「一二三事件」成功迫使葡萄牙屈服，更使香港左派相信時機已經來臨，若暴動成功，北京將會協助甚至解放香港。

1967年上半，全港工潮四起，新蒲崗人造花工廠的工潮，給了左派發動暴動的藉口，六七暴動因此而起。起初左派並未插手介入，但勞資調停與政府介入未能成功，左派開始介入、教導工人貼大字報批鬥、唸《毛語錄》等文革手法。隨後勞資因出貨糾紛，引發流血的「大有街事件」後，香港新華社藉此口實，指揮左派全面介入。


左派發起暴動
在工潮初期，焦點在改善勞方待遇，由於香港普遍生活困苦，曾引起社會同情。然而，工聯會、《大公報》、《文匯報》等中共直接控制的左派團體與媒體，將事件政治化，稱此為「英美勾結反華」、「民族大壓迫」，放棄爭取改善福利的措舉，將矛頭對準港英當局。

隨後工人的抗爭和警方的鎮壓接連上演，雙方逐漸泛暴力化。中共港澳工委發動長期潛伏的統一戰線，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作為對外活動的統戰團體，楊光為主席，左派團體、報刊和學校等重要人士均加入。

當時香港社會非左派各界均呼籲冷靜。然而，極左派控制的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提出照會、向外發表聲明，要求英國屈服，文革小組又以已控制《人民日報》，鼓吹香港左派發起鬥爭，各地紅衛兵又發起支持行動，香港港左派受到巨大激勵，決心與港英政府全面開戰。而港督戴麟趾認為，接受中國的條件無異於投降，因此採取強硬姿態，絕不退讓。

因此，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在背後操作統一戰線，發動人們到港督府前面示威遊行、遞交抗議書，並發動左派電影、工會、學校、新聞、在港中資機構乃至親近團體全面支援。

由於雙方曾私下接觸，起初抗議平和。然而，雙方仍在花園道產生流血對抗，引發全面緊張。港府實行在二戰日軍佔領後的首次宵禁，並使用《緊急狀況條例》頒布一連串緊急法案，擺出強硬姿態，穩定人心。同時左派也決心提高對抗程度，並拒絕再與港府談判。


全面對抗
當時港督戴麟趾（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強硬對付左派，對左派要求都予以拒絕。他判斷中國政府不是幕後主使，也無意收回香港，因為中國若想收回香港，英國毫無勝算，而中國根本沒有實際出手。因此，雖然中國輿論攻勢全面加溫、政治人物口說支持，讓香港左派更加強硬，但英國對此並不擔憂。

香港左派不斷提升文宣攻勢，港府則查抄、撕毀左派據點和宣傳，封閉左派戲院。因此左派遂發動第一波英資企業工人的罷工，然而不如理想，左派六月再發動全港大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企圖「香港變死港」，許多學校內潛藏的職業學生發動成立鬥委會，進行遊行抗議。

由於中港互相進出口許多生活物資，因此罷市受到支持文革的中國各省運輸等部門協助，不將物資運入香港，成功導致物價上漲。但左派未蒙罷市之利、反受其害，市民怨聲載道，而罷工事實上也只有佔全港少數的左派工人支持，並未得到全體工人的響應，故僅有一定程度但非致命的影響。

此時港英政府一邊粉飾太平，一邊與私營企業強硬開除罷工員工，導致大量工人失業。鬥委會雖有北京以中國總工會撥款的兩千萬支持，但因為包辦所有工人的生活，資源消耗過鉅。罷市和部分罷工遂在七月初平息。

港府更成立宣傳委員會，進行「心戰」，負責進行正面輿論宣傳、接露左派醜態、動員民眾支持港府等爭取民心的行動，因為支持安定的人們並非主動支持港府，而只是對左派更為反感。此時左派已經陷入低潮。港府也開始塑造香港人身分認同，讓人們認同香港，而非盲從中國。


邊界衝突
然而，中國民兵此時卻在邊境攻擊港英警察、軍隊，加劇邊境緊張，隨後又有綁架港警事件。這些事件後來雖經由外交談判平息，但卻鼓舞了陷入低潮的香港左派升級暴力行動。

港府此時頒布一連串緊急法令，形同戒嚴，左派則對此嗤之以鼻，雙方不斷升級對抗，導致雙方互有死傷，港府甚至出動英軍。一些無辜市民因對抗受害，左派報刊不斷宣稱「人民勝利」，但非左派報刊對此強烈譴責。

到七月中旬，中共港澳工委在沒有請示北京的情況下，透過香港新華社指示左派系統性地使用更具殺傷性的武器，甚至在各地擺放炸彈，更炸死了兩名8歲、2歲的姊弟，引發民憤與恐慌，社會開始一面倒強力譴責左派。然而左派仍持續擺放真炸彈與假炸彈，製造恐慌。

港府判斷中國政府應無插手之意，為表強硬，再頒發數十道可能侵犯人權的緊急法令，決心平亂。而香港各界和英國政府均對港府此舉表達關切，寄望勿侵犯人權下使社會回歸平靜。

港府亦曾向北京溝通，但周恩來疲於應付國內政爭，僅透過辦公室表示無能為力，但仍會盡力。港府明白北京需要時間，也沒有提供武器給左派，但港府仍得先靠自己，英國外交部、駐北京的外交官與港府官員必須盱衡情勢，採取行動。


暴動結束
此時港府也打擊左派一向強勁的宣傳團體，但取締的是那些銷量長紅的親左獨立報章，而不取締《大公報》和《文匯報》，以免直接與北京對抗。北京文革小組此時已控制外交部，向英國發出通牒，然而英國明白，退縮無疑自毀長城，因此置之不理。

英國的態度激怒了北京的紅衛兵，八月二十二日紅衛兵更毆打英國外交官後、焚毀英國代辦處。周恩來與毛澤東得知此事後大為憤怒，不僅屢次在外交場合直接向英國政府道歉，更嚴厲訓斥和控制北京紅衛兵，關押帶頭造反派。這個態度讓英國政府和港府摸清了北京的底線，決心要一舉擊垮香港左派。焚燒代辦處事件，最終導致了六七暴動的結束。

同時，在火燒代辦處兩天後，左派在路上淋汽油燒死一向反對左派的電台廣播主持人林彬及族弟，又在報刊上列舉暗殺名單。但左派不僅內部產生路線分裂，在社會上業已遭到孤立、恐懼與仇視，港府也持續鎮壓、搜捕左派和查抄據點，加上左派又失去北京支持、資源耗竭，無力支付暴動費用、照顧失業工人，暴動至十二月漸次平息。


影響與傷痕
回顧這場暴動，中共港澳工委和香港新華社扮演了主導角色，左派一直希望發生場大事解放香港，但這與中國對港方針卻完全不同。所以文化大革命將中國高層鬥垮後，給予了他們機會「迫中央上馬」，香港長期只顧富人的制度與社會不公的土壤，也給了他們點火的燃料，導致了這場長達七個月的鬥爭。

然而這卻對中國卻十分不利。中共長期經營的統戰網絡全部暴露且被港英政府摧毀，左派更因為產生「被北京背叛」、「被圍困」的自我封閉心理，自我與社會隔絕，左派也成為社會上骯髒的代名詞「左仔」。而響應的工人再也回不去原本的工作，更遭工聯會遺棄，生活無著，妻離子散，也對左派產生怨恨。學生們的前途也大受影響，幾乎無法升學。

中國政府直到現在都未對六七暴動參與者表示公開歉意或照顧，甚至左派政黨民建聯已故主席馬力更認為不需要平反，也讓參與者極為不滿。不過不少暴動參與者也認為自己所作所為沒有錯，即使害死他人只能算是意外和手段錯誤，他們仍然應該中國政府乃至社會得到「肯定」。

因此，香港社會對共產黨主政的中國、發動暴動的左派產生極深的恐懼、排斥與不信任，與中國漸行漸遠。曾經只把香港當避難所的人們轉而開始認同香港，認為香港相較中國，仍是值得珍惜的樂土，至於年輕一代更開始產生香港認同。正視、區別中港之間的差異，乃是踏出第一步。

長期壓制改革聲浪的港府，也決心推動改革。暴動初期香港人事實上對左派較同情，因為當時香港的社會不公與種族歧視非常嚴重，有一種出一口氣的感覺。後來香港人支持鎮壓左派，絕非認同港府，而是「被迫支持一個比較不爛的」，因為他們更厭惡共產黨。

港府明白勢必要改革爭取民心，過去一直反改革的商界也轉而支持港府改革。因此港府推動就業與失業保障、工時、薪資、勞動條件、免費教育、公屋、強積金、交通運輸等一連串社福與勞動改革，對無效率和貪腐的公務員進行改革，並開設吸收市民意見、解釋政策的「民政署」，讓香港政府對市民需求更具回應性。說來諷刺，左派發動反殖暴動，卻反而強化了殖民政府的認受性。

同時英國明白，未來終將與中國談判香港歸屬，也自此時開始準備各種談判腳本，於1971年由職業外交官麥理浩接任港督，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反思：六七與反送中的對比
回顧這段歷史，中國一直在香港發展統一戰線，統戰各方，當他們有需要時就可以瞬間發動。而他們的最終目的一直是收回香港，而非推動改革、為民謀福。這場六七暴動就是左派利用社會矛盾，發動統一戰線，意圖製造港版文革「解放香港」的操演，而起初也是成功的。部分左派聲稱暴動帶給來良好後果，不過是想為自己的行為開脫。

這場暴動帶來的深遠影響，不僅僅是香港後來幾十年繁榮的基礎，還有香港身分認同的形成。香港與中國有所不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六七暴動可謂香港身分形成的開端，其後的事件，則暗中逐步加強這種想法，到了現今的反送中運動，我們可以看見以此身分認同為基礎的共同體已然形成，但這並不是香港人全然主動形成的，而是歷經中國帶來的苦難，而逐漸誕生的產物，而至今仍在變化。

這段歷史我們也看到一場有趣的對比。六七暴動前的港府主張維持「繁榮安定」，維護富人利益，對一般人民漠不關心，也視種族歧視理所當然，不想推動改革，製造了社會矛盾的土壤；而1997年將香港併入領土的中國，採取的統治做法與此如出一轍，更認為香港利益來自中國施捨，以「中國人」歧視香港人的角度，譴責香港人就是被英國殖民所以「不夠中國」、不夠愛國，才整天上街鬧事。

而相同的是，雙方面對人民抗爭，都採用了惡名昭彰、侵犯人權的《緊急條例》，這也是為何中國政府希望保持殖民體制為特區政府體制的原因，因為有許多可以濫用的權力。

但是，港英明白必須改革，尊重且回應人民，才能統治長久，香港人對港英的懷念，證明了他們的措舉是正確的。中國政府及其傀儡特區政府卻如同當年的左派，只會升級暴力鎮壓，乃至殺人，同時又想運用「愛國主義」的道德高地，形塑抗爭者為受外國影響響「顛覆政府」、「分裂國土」的敵人。然而五大訴求何來獨立之說？完全僅是中國政府恐懼且反對民主，加上內部政爭和美中對抗的外部壓力，決心鎮壓，才導致至今無法和平落幕。

況且，六七暴動當年並未得到多數香港人民支持，而是由中國政府及其在港成員刻意發動、意圖弄垮香港以回歸中國的暴動。但是反送中運動卻是多數香港人們的願望，否則早已被多數港人「譴責、割席、篤灰」，因此兩者情勢完全不同。相同者，唯有遠高於過往的政府暴力。

香港局勢仍然很黑暗，身處海峽對岸，只能持續關心，並在看到香港人以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教訓後，明白不能信對岸的甜言蜜語，用選票把自己的自由交出去。

也不要再誤以為文化上認同的中國人，或者認同是中國人但不認同共產黨這些說法對中國來說是可行的。因為香港人也證明了，愛國就必須等同愛共產黨，不僅不能忤逆黨，黨要給什麼、要你做什麼，都只能接受。

唯有珍惜台灣現有的自由，不要再回去極權體制，你才有選擇的機會。並注意台灣是否也有左派政黨，假社會正義之名，行奪權、協助中國代理人奪取行政、立法權之實，讓中國對台統戰更進一步。

戰後本應和平的世界，為什麼爆發冷戰？東亞的韓戰為什麼發生？蘇聯出動軍隊殺死波蘭與匈牙利的抗議人士，其實背後是中國出手？中國與蘇聯共產好兄弟，為何最後鬧翻？而美國專家都預測不到對手蘇聯的滅亡，為什麼蘇聯突然就滅亡了？那中國又為什麼能夠存活至今呢？

這本《冷戰在亞洲：沈志華講演錄》，正是在告訴我們，這些過去因為政治、資訊片段、閱聽喜好等許多原因，導致我們不知道的一段歷史。

本書的內容，是作者沈志華2010–2013的十場講演集結而成，主要是以2010年的演講為主，2011、2013各有一場，構成本書的主體內容。

作者的研究，運用了許多俄國檔案、中國檔案（許多現在又看不到了），同時因為沒有美國作為冷戰「勝利者」、蘇聯與社會主義是「失敗者」的預設立場，所以他能夠在沒有意識形態的基礎上，扎實地運用史料進行研究，得出與美國冷戰研究相當不同的看法，而本書許多部份即針對了美國學界做出了回應，並指出這種後設性的看法顯然有誤，以及為何許多國家選擇社會主義（其中的蘇聯史達林模式）的緣故。

這對只引進美國冷戰研究的台灣，這本講演作為入門，補充了相當另類的視角與史實，對於理解當時的國際局勢、東亞情勢來說，很具有參考價值。

沈氏以帶有現實政治關懷的問題意識：「為何蘇聯走不下去？而中國為什麼走下去了？」去研究歷史。所關心的，正是中國該如何走下去，這就得要回頭去看當時蘇聯為何走不下去的原因。蘇聯一直是中國的借鏡，研究蘇聯（包含中蘇關係），對於中國具有某個面向上的現實參考。

本書扣著這個問題意識，環繞著蘇聯史達林模式的興衰、蘇聯的對外戰略與內部問題、中蘇關係的演變和韓戰的起源等大議題展開論述說明，並在此提出許多新觀點，例如美國在促成中蘇同盟的作用、中國出兵韓戰的政治意涵、中蘇地位變化的影響、對美國冷戰史觀的挑戰等，具有相當的顛覆性或補充性，進一步對自身提出的問題作出解釋。

作者首先提醒我們，蘇聯的史達林模式壟斷了社會主義模式的涵義，所以當使用此模式的蘇聯崩解，美國人就認為蘇聯失敗就是社會主義失敗了，這也是美國史家帶來的主流看法。但是作者指出，這其實只是實踐上的史達林模式失敗，而非「社會主義」的失敗。

而史達林模式是一種戰時體制，戰爭時好用，但是承平時代有著諸多問題。蘇聯領導者必非沒有意識到此問題，但蘇聯最後沒成功轉變的原因，在於蘇聯錯過了三次的改革機會：認識到問題的列寧過早過世、二戰帶來的錯誤看法以及中蘇交惡，不僅錯過了改革的機會，史達林模式更是層層強化，無法解決自身的問題，到最後一任總書記戈巴契夫時，已經積重難返。

但中國之所以後來能改革成功，一是因為中國從來沒能像蘇聯一樣建立完整的模式（中國建不起來，少數能成功都靠蘇聯指導），二來是毛澤東政治運動對整個國家的破壞，使得鄧小平能夠在沒有蘇聯那樣的制度包袱下改革，第三，就是在中國改革時，沒有像在蘇聯改革時，盟友毛澤東出來搗亂的緣故（外在環境有美國的協助）。這正是蘇聯失敗、中國成功的一種解釋。

其他有趣的部分，例如2016年林孝庭《意外的國度》出版時，講美國希望毛也「狄托化」，在前幾年轟動一時，但沈志華早已透過檔案與研究，提出過這個看法，指出杜魯門與艾奇遜對逼迫史達林所做的意外效果。沈氏並指出，這對中蘇同盟關係、朝鮮戰爭的爆發有著深遠的影響，因為這逼使史達林喪失了旅順港與中長鐵路，所以史達林才推動金日成開戰，而毛澤東為了挽救因為取回上述利益、瀕臨破滅的中蘇同盟，理解到軍事上必敗、但政治上是必要的，才決心出兵，重建了中蘇同盟的信心。

在歐洲部分，筆者曾讀東尼．賈德《戰後歐洲六十年》，當時對1957年蘇聯鎮壓東歐波匈等地方的部份，只認為是蘇聯必然的行動。然而透過沈氏廓清中蘇關係之後，才知道史達林死後，中共在共產集團足以與蘇共匹敵，甚至凌駕於蘇共之上，處理這個事件，乃是赫魯雪夫請求中共的協助，最後的鎮壓、事後的安撫都有著中共運籌帷幄的身影。

這種下了毛澤東瞧不起赫魯雪夫，想要取得共產集團領導權的巨大野心。所以毛澤東主張世界核戰爭（因為只以為核子武器是大一點的炸彈，跟蘇聯對現代科技的認知有巨大差距）、超英趕美大躍進（中國是政治大國，經濟上也要超越蘇聯成為大國，才能領導共產集團）等等自己的作法，與赫魯雪夫背道而馳，挑戰蘇聯的領導權與改革路線。毛澤東也不斷設計赫魯雪夫與蘇聯，最終導致中蘇同盟瓦解，毛澤東與國際相連的國內政策也走向更加激進的道路，也是東歐集團最終與毛激進路線分離，選擇與蘇聯同道的緣故。

如此的變化才導致了中美走向合作，中國又藉此成功走向改革開放的緣故。沈氏的研究環繞著自我的問題意識，最終得出了蘇聯史達林模式與中蘇同盟歷史的成敗興衰，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與蘇聯過去、現今與未來走向的答案。這也成為作者解答自身疑問、分析古今與以史為鑑的利器。

筆者跟著作者的思路閱讀本書，對許多過去只限於理解美國、歐洲、台灣、中國、蘇聯各地單獨、片段的歷史，藉由中蘇外交史，逐漸能夠連結起來做整體性的理解，覺得對世界歷史有更廣的認知。對戰後世界史有興趣的朋友們，讀完肯定有一種對複雜的歷史更深一層了解的感受，本書更是有志深入者的入門磚，後面附有沈氏著作的附錄，有興趣深入的朋友，也能從中尋找著作再作深入，推薦給大家。

「東亞史」現今在臺灣已成火熱名詞，不僅108歷史課綱制定期間，支持傳統「中國史」分類的學者與強調更廣域視野的「東亞史」支持者之間爭論不斷，雙方各執一詞，民間出版業也出版不少各國學者出版的專著與歷史普及讀物。

這本由中國重量級經濟史學者李伯重師法當代史學潮流，撰寫15至17世紀、以中國為主角的東亞史普及讀物，也是熱潮下出版社引入的作品。然而，本書既有結合當代史學趨勢書寫的優點，卻也有中國學者帶有的嚴重問題。本文將引介此書內容，並提出自身的批判與反思。


當代脈絡
人們對歷史的提問與認識，必然根據當代進行改變與反思。作者在第一章進行了學術回顧，指出現今全球史的「新史潮」源自當代經濟全球化與中國興起的現象，因此，這本書就是根據「全球史」的概念進行重新書寫。

全球史顛覆過去以西方為中心的「西方中心論」型世界史，也批判、摒棄過去民族主義與國家歷史的研究方式，強調進行跨越國別、大範圍與長時段的研究，認為觀察全球歷史的發展趨勢，要透過觀察與比較人口增長、技術進步與不同社會的互動交流等層面，並注重「全球性事件」的影響。

多數史家認為，肇端於1500年前後的經濟全球化，既是全球史的起點，也是世界史分期中「近／現代（modern）」史的起點。但與過往有所不同，全球史突破「西方中心論」，指出儘管西方的擴張與征服極具關鍵，但是「現代化」非西方特有，而是世界各地交流、匯聚才出現的產物。

而作者口中的「東亞世界」，就是中國與中國以外的國家與地區，是各個國家、民族與文化在不對等的支配與臣服關係下，進行交流活動的空間。因為中國既是其他國家無法迴避、具有特殊意義的巨大他者，也是個特殊性明顯遠勝他國的國家。

自1500年起，「東亞」地域即將迎接歐洲人開啟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以及其所帶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全球化的兩大面向：帳簿與火槍
「帳簿」與「火槍」是本書兩大「全球化」敘事主線，前者是經濟全球化，後者即軍事革命。

作者對「經濟全球化」的定義為：全球形成一個統一且唯一的市場，形塑經濟全球化則仰賴貿易以及些微暴力。他認為在15世紀前，儘管有海陸絲路等商貿路線、印度洋等區域貿易體系，蒙古甚至建立世界帝國，但在歐洲人發現新大陸和創造大航海時代之前，這些商業路線危險又無足輕重，各貿易體系也因缺乏共同的商業規則與商貿語言，貿易緊密程度有限，商業往來也不密切，消失於草原的蒙古影響則更微。直到歐洲人串聯各地，建立果阿、麻六甲等貿易大城，並引進規則和語言，將美洲白銀與日本白銀建立起貿易體系的白銀貨幣後，才解決過往問題，並建立往來密切的貿易網絡，構築早期經濟全球化的秩序與基礎。

進行貿易活動、串起世界經濟體系的是世界各地的商人，他們複合著海盜、政府特許商人、商幫、武裝商人等多重身分，彼此間既競爭又合作，既貿易又掠奪。又按照貿易地域的不同，角色重要性也不同，但以歐洲人與中國人為最重要。

隨著海上貿易發展，東亞區域出現了商貿往來緊密的國際貿易網絡。相較於此，作者認為陸路貿易因穆斯林不斷發動宗教戰爭，加上海上商業路線的影響，已逐步走向衰落。

至於「軍事技術的全球化」，不管是軍械技術進步的「火藥革命」，還是戰術、組織等全面性技術變革的「軍事革命」均因經濟全球化而生。作者指出，早期戰爭技術流動是基於戰場接觸，然而這種傳播具有極大侷限，導致技術流傳緩慢，例如源自「中學」的火器傳到歐洲就花了數世紀之久，直到早期經濟全球化後，速度就大為增加。

作者以「管形火器」：槍、砲的發展為主軸，指出自宋朝發明火器，經由蒙古帝國傳播，東南亞、內亞、中東乃至歐洲等地均開始使用並改進槍砲技術，並對冷兵器時代的戰場霸者「騎兵」產生威脅。

15世紀後，歐洲於槍砲等技術進步上領先世界，其中歐洲更出現全面的「軍事革命」，成為其稱霸世界的基礎。但穆斯林世界的火器部隊亦不遜歐洲，鄂圖曼帝國、波斯薩法維王朝和蒙兀兒帝國的興盛，使得其他穆斯林世界亦廣泛採用先進火器。而隨西力東漸，東南亞和東亞世界先後從歐洲商人處引入火器與技術，其中日中兩地學習、改進最為深入，已能與歐人匹敵。

隨著地區之間的聯繫強化，利益衝突因此增多，為了應對過去與未來的潛在對手，各國莫不引入歐洲先進的火器技術。這些知識也因為全球經貿網絡的誕生，縮小了時空限制，使得隨著商人四散各地的技術知識傳播更加便利。技術傳播的便利、競爭與合作的加劇，又反過來強化了技術的發展、改進與傳播，「軍事全球化」現象於焉確立。


15至17世紀的文化圈變遷
隨著早期經濟與軍事全球化的發展，明代以前構成亞洲世界的三大「文化圈」：東亞的「儒家文化圈」、東南亞與南亞的「婆羅門教文化圈」和中亞「伊斯蘭教文化圈」，以及夾雜於三大文化圈之間的「佛教文化圈」和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圈」也隨之變遷。

作者指出，15至17世紀的最大變遷是伊斯蘭教第二次大擴張，範圍以中亞、南亞與東南亞為主，先前活躍的宗教不是範圍極度縮小，就是被穆斯林以殘暴方式連根拔除。鄂圖曼等帝國隨後更藉由軍援等方式，協助東南亞的伊斯蘭統治者擴大版圖，使伊斯蘭文化圈版圖不斷擴大。

不過，從北亞蒙古、新疆到東南亞緬甸、泰國等地，「佛教文化圈」也進行擴張與復興。而過往只有上層認同儒家的「儒家文化圈」地區，也深化其意識形態到民間。作者認為，幸好佛教文化圈構築了一道防禦伊斯蘭教的長城，才使中國等地倖免於難。

而在這段期間，基督教也藉由貿易和槍砲，逐步開始在世界各地擴大信眾，以菲律賓、安汶、澳門和日本取得較大成功，構成了網狀的文化圈。

除了儒家文化圈仰仗中國整合區域經濟而擴散，其他以宗教為核心的文化圈的發展與商人的擴張密不可分，而文化圈的整合與擴散也對技術、知識等資源分享有所幫助，也為15–17世紀各項層面的全球化發展建立基礎。


烽火連天的東亞
在經濟全球化之前，各地即陸續出現、形成整合國內經濟、對外進行貿易的國家，這些「國家」對國土有優先的強制力與控制力，但並非當今有明確主權、邊界與民族認同的民族國家，仍屬於邊界模糊的王朝。而中國是這些國家之中，在中央集權、區域整合、官僚系統和軍事機器各方面發展得最好的國家，遂藉此在東亞成為「共主」，以「朝貢體系」處理區域問題。

不過，全球化使各地區、人群的連結緊密，也帶來更多摩擦，東亞因此較以往更多衝突。憑藉新技術與資源，蒙古、日本、安南、緬甸、暹羅、滿洲乃至歐洲等新興地區強權，不僅重組地區勢力，也嘗試改變中國的朝貢體制秩序。

本書後三章以「中國的明朝」為主角，分析晚明東亞世界變遷、明朝的應對與遺產。第五章詳述從北亞到東南亞的地緣政治重組，描繪從北到南親中勢力覆滅後，周遭新興強權對明朝形成地緣政治、世界秩序甚至是王朝存亡的威脅，作者也指出當時中國人意識到「祖國在危機中」，不僅譴責假扮倭寇的中國人毫無祖國認同，亦推動軍事改革，意圖挽救明朝。

在第六章，作者重彈中國自秦代以降「劃疆自守，不事遠圖」的傳統國策，與15世紀後作者認為奉行對外擴張國策的新興強權作為對比。他指出中國自秦「版圖確立」後，除卻「天朝無所不有」的富庶，四周險惡的地理環境也制約了中國擴張的意圖。而在近代以前，外圍地帶經濟價值低落，出於政治與經濟考量，成本收益極不划算，油水不足，加上自秦以降不斷確立的「固有版圖」較為富庶，特別是對華中華南這些「內部邊疆」進行拓殖的成本低、收益高，因此作者認為：「中國何需擴張？」中國只需要運用其強大的國力，建構由中國主宰、不對等卻承認各國主權的世界秩序即可。

而中國在地緣上是容易遭到進攻的國家，加上領土過大、軍隊過少，防守不易，因此中國發展出主動進攻、殲敵於外的積極防禦，以及禦敵於國門之下的消極防禦兩種戰略。在向外拓展勢力的積極防禦戰略失效或無力施展時，就會採取與敵人在邊界交戰的消極防禦，例如宋朝起初主動攻擊不願意接受他們賜予「封號」的西夏，但因大敗而簽署和平協議後，不僅承認西夏的地位，此後交戰也採取偏向防守的消極防禦。

明朝也運用過這兩種模式。然中晚明雖採消極防禦，並以強化抗敵裝備為發展方式，卻因領土過大，新式裝備耗費巨資，加上明初沿襲的軍事體制效率低落，傳統軍隊素質極差，無法應對晚明多場重大戰事，應對各大戰事仍得仰賴少數民族軍隊。這引起明朝士人的憂患共識，積極推動軍事改革。

晚明的軍事改革成果是一支師法歐洲軍械與操演方式、但數量極少的精銳軍隊，對抗倭寇、後金時卓有成效。但因為數量過少，加上落後的軍事體制、政治鬥爭乃至皇權的不信任，這支軍隊最終不僅未挽救明朝，更新式軍隊中許多更成為清朝漢軍八旗，諷刺地成為清朝稱霸東亞的利器。

「全球化下的東亞與中國」至此告一段落。作者在代結語中指出，貪婪「利益」的「必要之惡」促進了早期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日益緊密、紛爭日益增加，文化圈的擴散與移轉，不僅加速軍事和貿易全球化進程，也使得戰爭更為密集，使世界秩序走向叢林法則，進而催生了能夠帶來秩序與安全的新興國家出現與區域整合。

作者並從後人的角度，對明朝並未承擔起國家責任，不僅無力改善中國國家安全飽受威脅的現狀，也未趁著國際新形勢的機會，使中國走向西歐式「近代社會」而感到遺憾，更對清朝也未發展出近代體制，讓中國又多花兩個世紀才近代化這點感到唏噓，並奉勸中國絕不能重蹈覆轍。


本書的優點
讀畢本書，對於已在專業領域已達顛峰的作者不滿於現況、挑戰全新的研究與寫作這件事感到欽佩。他在這本書將全球化潮流、文化圈變動、新金屬與航路的發現、新式武器與新型戰爭、各地區新興國家與新政治秩序等重要特點，和豐富的歷史知識整合，並以自身國家中國作為理解這段歷史的出發點，讓讀者能夠以「一個中國人」而非歐美、日本等地的角度去理解這段歷史，以及自身國家在歷史中的重要性。

閱讀本書時，最令我驚豔的是第一章，內容不僅簡潔明白，更是因為過往未曾見過歷史普及讀物會做學術回顧。其次，本書主軸：「世變中的中國」不因龐大的歷史知識與架構而模糊，作者適時地提醒中國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令讀者能夠不偏離主軸。再者，作者以各大文化圈的演進配合全球化浪潮，指出當時整個世界的劇烈變化。而本書將亞洲各地競相發展軍事技術的動態競爭突顯在世人面前，推翻過往東方落伍停滯、西方前進的觀念。作為突破既有觀念的普及作品，本書貢獻良多。

但是本書也有不少嚴重缺陷，若忽略這些缺陷，對臺灣讀者將有不小影響。這些缺陷可分為兩類：中國中心論的「中國民族主義史學」與「西方中心論」。看似矛盾的兩者，卻在作者筆下巧妙地揉雜入本書。


批判西方中心論
先論「西方中心論」。第二章介紹全球貿易的論點，建築在「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上，採用倒捲珠簾的寫作方式，藉由歷史與論述的排列組合，論證經濟全球化中歐洲人的重要性，讓史實來符合他的前提。作者的論述模式如下：「先有歐洲人做出獨一無二的經濟全球化的前提→歐洲人的事情必須著重，並弱化其他人→寫作上以史實配合前提→論述出歐洲人創造了獨一無二的經濟全球化。」藉由此種寫作技巧，將「唯有西方帶來文明」的西方中心論點運用於本書，塑造歐洲人獨一無二的地位。

作者對非西方的描述則恰好與西方形成對比。印度洋、東南亞與東亞海域的經濟商貿，不僅毫無規則章法與共通商業語言，更是一個商貿極為薄弱的地方，唯有歐洲人到來，才將規則、語言帶入，創造出商業大城和全球商貿體系，產生正向「質變」。

日本學者羽田正在《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一書中指出，此地早有商貿規則與共通語言，並且貿易十分繁榮。但是歐洲人不僅以武力破壞當地規矩、創造自己的新規則，藉此來獲取財富，強迫自由的海洋成為奴役的海洋，更到處燒殺擄掠、佔領城市。作者稱讚的商貿大城科欽、麻六甲等早已是商業大城，何須歐洲人建立？事實上，葡萄牙人攻佔麻六甲後，麻六甲即一蹶不振，歐洲人真的帶來正向改變嗎？

而此地亦已是全球貿易體系的一環，海陸路「絲路」與大量的商貿隊伍串連起歐亞非。歐洲人加入後，雖帶動貿易量增加，但亦是以其軍事力量摧毀舊體系，方創造出本書的前提「經濟全球化」。然而作者省略負面敘述，僅在代結語強調這是必要之惡。至此引人好奇，為何侵略東南亞等地就是必要之惡，而中國人面對歐美日在中國的進出，卻不認為是必要之惡呢？這也是晚期至今全球化中重要的一環，不是嗎？

第二章也抹煞蒙古帝國和內亞商貿路線、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對於全球化的重要性。正如同米華健（James A. Mildward）和杉山正明等學者指出，內亞商貿路線乃至蒙古帝國的發展，促進了更早期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蒙古治下的和平（Pax Monglica）」促進了世界的交流，而伊斯蘭帝國和穆斯林更是促進全球技術、商貿交流的要角，歐洲正因此而獲利、成長。

但在作者筆下，伊斯蘭卻成為只會破壞文明、血腥嗜殺的征服者，不僅對全球化毫無幫助，更導致陸路貿易衰落。若非佛教文化圈長城興起，使中國倖免於文明滅頂的災難，加上歐洲人突破穆斯林阻礙、發展先進科技，否則讓中西雙方的交流以及經濟全球化難以成為可能。

儘管作者是為了強調描述歐洲人的重要性，歐洲人與全球化卻時有所關聯，然而作者貶抑內亞與穆斯林的重要性、對東南亞歷史錯誤的描繪，明顯是接受西方中心論的成見。


掃除中國民族主義
另一個缺點，是帶有中國中心論的中國民族主義史觀。首先，本書邏輯一貫地採取了「各朝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史學概念，這源自晚清至今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們為了塑造國家認同感，遂透過歷史書寫將歷朝歷代和超地域「文化共同體」的華夏概念，塑造成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源遠流長、綿延不絕的特殊國家與民族觀，「中國自秦代以來………」就是這種史觀的書寫方式。這種觀念在華裔群體中非常成功，也讓早年西方漢學家廣為採納，並成為本書反過來證明此觀念的證據。但是事實上，歷朝歷代是否為中國，仍難論斷。

作者雖融合了全球史與東亞世界的觀念寫作本書，卻仍無法擺脫「民族主義史學」和「中國中心論」，這種觀點在書中層出不窮。例如第二章敘述內亞商貿路線「絲路」的存在、興衰與重要性，均以「中國官方是否參與、開啟商貿」為標準，若中國官方撤出，絲路等同停擺，中國官方參與則絲路才有開啟，這條商業路線才是重要的，無視這條商業路線繁榮的貿易。一本談全球史的著作，卻僅用「中國是否參與」決定一條帶動全球化的貿易路線有無價值，這種以中國為審核標準的寫作方式，即有濃烈的中國中心色彩。

其次，第六章第一節充分顯現中國歷史學家善於隱蔽、美化乃至用以鞏固政權的史學寫作傳統。正如前述，作者認為中國自古就不愛擴張、只愛防守，是因為中國富裕，更有「內部邊疆」可以開發，「中國何需擴張？」

然而這是種美化的寫法。因為用「版圖確立」，就可以一筆帶過領土擴大實源自殘酷殺戮的「戰爭」，亦隱蔽這些領土本來不是中國「自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曾經是眾多王國、部落的領土。中國龐大的版圖，實來自千百年殘酷血腥的戰爭。

作者也承認，除卻中國國力無法負擔遠征、軍力遠遜於各地政權而只能防守外，不向外擴張是因為四周領土實無油水可撈、過於貧瘠，導致成本高於收益之故。過往中國政府對於戰爭的反省，也僅是因成本過高感到不值。但若國力充足又有利可圖，中國將會採取「積極防禦」的擴張路線。

上述想法透過國家教育體制和廣泛流傳的歷史書寫，使人們接受「中國本來就有這些領土」，確保人們接受當代中國政府對於各領土的主權控制和統治正當性，穩固現有政權，塑造人們認同「ＯＯ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領土」主張的偽歷史合法性。本書第一章的地圖顯示19世紀的中國已經失去外蒙古，然而第五章的地圖卻顯示14世紀明朝建立時，已經擁有台灣主權，這體現了中國歷史學界為政治服務的史學書寫，貼近當代中國的領土原則。

因此，接受此種論述的人們不會質疑為何中國領土為何如此大、哪些地方一定是中國領土、動武只是「消極防禦」等論點，並沉浸於「中國愛好和平」的高道德虛妄謊言，進而成為接納中國對外擴張的支持者。


質疑歐洲「質變」說
作者藉由強調早期的「經濟全球化」和「軍事全球化」，強調歐洲人帶來全球貿易與區域的質變，不過筆者對此持保留態度。這是因為這個區域的貿易規則整體仍維持在中華「朝貢貿易」、東南亞「曼陀羅」等秩序與貿易體系之下運作，歐洲人一方面帶來改變，但另一方面也融入當地的秩序，並從中受益。

直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該地政治、經濟秩序才產生巨大質變。不僅是歐洲經過兩個世紀貿易，產生巨大的財富積累，配合歐洲本地情勢和工業革命，帶動現代資本主義的誕與歐洲經濟的崛起，加上各國的東印度公司從貿易公司轉型成領土國家，隨後歐洲又解散東印度公司直接進行殖民、轉型成帝國主義國家後，從本書著重的東亞世界乃至全球，整個世界的全球化秩序，才徹底轉型成以歐美為主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秩序。

因此我並不贊同本書的看法，認為本書強調的現象僅是世界貿易的「量變」，而經過長期的積累，到十九世紀才出現真正的質變。


結論：歷史書寫是可怖的
作為一本寫給「中國」人民閱讀的普及史書，本書藉由全球史的新敘事模式和豐富的歷史知識，運用較為親民的文字寫作，予讀者大量整合知識與視野，是十分不錯的作品。可惜的是作者雖試圖以全球史替代過往狹隘的民族主義視野，但寫作中國部分時，仍無法避免一種為鞏固中國當權者統治、確立他們對外擴張正當性與合法性的民族主義史學模式。

對台灣讀者而言，則必須注意到本書是為中國人而寫，寫作點以中國出發，假設的讀者都是「中國人」。而對台灣人來說，過往威權統治70年與國民黨執政8年均致力於中國認同的建構，使得台灣人認同錯亂，在閱讀這種書時，可能會對本書的中國色彩有著親近感與親緣感。這種錯亂的認同以及因此而生的情感錯認，帶有消融「臺灣主體」的危險性。

因此閱讀本書時，必須時記我們必須以臺灣為出發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以免被中國觀點所誤導，對兩岸現實有所誤解。若未理解這些內涵而直接閱讀本書，恐怕將使這套論述潛入臺灣人的潛意識，讓台灣人腦海深處與潛意識成功地被中國統戰，增加對這套威脅台灣與世界的民族主義和帝國擴張論述的正當性與接受度，乃至接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錯誤認知。畢竟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曾言：「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當我們閱讀對臺灣有侵略意圖的外國研究時，應更謹慎。

然而，作者嘗試寫作東亞史普及讀物這件事，非常值得台灣史家效法。特別是主張課綱、歷史認識應該不再走「中國史」、而應該選擇「東亞史」的學者們，若能不再局限於自身專業領域，寫出如同羽田正該書的海洋史觀般具有「海洋臺灣」觀點的「東亞史」，讓台灣人不再仰賴外國作品去認識「東亞」，這就是本書最有價值的地方，也是建立臺灣人看待世界史的史觀所必須踏出的一步。

不同族裔、文化的人群相處時，總會產生不同的激盪與火花。雜碎之所以誕生，源自於美國與清帝國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接觸，從商貿、傳教到華人移民海外，不同文化在兩國之間交錯融合，雙方的飲食文化也交互交流。

移入美國的華裔移民，促使了中餐在美國的傳播與轉變，而美國人則從排斥轉向接受，最終使中餐也變成了美國多元文化的一部分。「雜碎」就是一道風靡美國各大族群、成為中國菜象徵的菜餚。在雜碎之後，美國人越來越喜歡中國菜，並且像饕客一樣，追求更多風味的中國美食。

美國作家安德魯．柯伊（Andrew Coe）這本《雜碎：美國中餐文化史》，不僅介紹中餐文化在美國逐漸被接受的歷史，中餐被美國所接納的過程，其實也是一部美國華人史。


兩個世界的撞擊
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商人尋求更大的市場與貿易機會，渴望賺取錢財，而當時充滿傳教狂熱的美國傳教士則渴望拯救那些信仰異教的迷途羔羊，這些人遂東渡中國。起先雖不得其門而入，但隨著1848年清英鴉片戰爭的結束，美國人藉此盼望向中國大力擴展商業版圖與宗教福音。

在這段期間，商場上不免觥籌交錯，美國商人與傳教士以帶著東方主義筆法的筆觸，記下對於當時他們所見所聞的中國飲食文化、餐點的味道乃至販賣食材的市場風貌。其中以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中國總論》，以及他和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合編的《中國叢報》尤為詳細，成為後來美國人認識中國的案頭必備，但這些書刊卻進一步形塑、強化了美國人對中國的文化偏見。

他們的紀載寫下，從豬牛羊雞到貓狗老鼠，中國人無所不吃，餐點、廚房與身上都充滿難聞的味道，特別是大蒜味，中國人的用餐禮儀也令他們無比反感，特別是用自己的筷子夾菜給美國人這一點，讓他們感到噁心。但在中國人眼中，這群「蠻夷」既不懂用餐禮儀，更不懂品嘗美味，而女士不懂得在餐宴上迴避賓客更是野蠻，所吃的東西也粗糙難吃。

雙方互不瞭解、誤會的情況，在美國特使顧盛（Caleb Cushing）和欽差大臣耆英簽署《望廈條約》的招待餐宴上顯露無遺。顧盛與耆英彼此招待，耆英更以滿漢全席招待顧盛，然而顧盛並不了解這頓餐宴的箇中「安撫蠻夷」的文化含意。因此雙方雖都尊重有禮，然而對彼此無甚好感、對不同的飲食習慣感到「驚嚇」。而在條約達成後，美國人就對「了解中國」喪失興趣，只對能賺錢有興趣，並以充滿偏見的老舊觀點看待中國移民和菜餚。


華人前進美國
十九世紀中葉，美國西岸因為發現金礦，引發一股淘金熱，不論是美國人還是華人均受此浪潮吸引，前往西岸一圓發財夢。這批前往美國「金山」的華人，以廣東台山等地的窮苦男性為主，他們也將家鄉菜色帶往美國，這讓美國人長年誤以為華南菜等於中國菜。

許多華人來美國當淘金工人，但其中也有人發揮企業精神，針對日常需求，做起飲食、日用品等各種生意。他們引入了在家鄉的生活方式，發展農漁業以買賣農漁產品，也從中國進口食材與日用品，滿足當地華人乃至於美國人的飲食需求，而低廉價格吃到飽是中式餐館對美國人的最大賣點。美國人仍受過去《中國叢報》等流傳觀點的影響，對華人和中式餐點有著骯髒、噁心等種族與飲食歧視，視之為不衛生。

隨著美國興築太平洋鐵路，赴美華工大增，華人飲食文化大舉發展，在華人聚居的「華埠（日後的中國城）」，各種高級餐館也逐漸誕生。儘管美國人對於華人與中餐普遍反感，但特地來此的觀光客會特意到華埠觀光，品嘗他們眼中奇特的中國菜。

與此同時，由於在美華人大增，也引發了嚴重的排華衝突。正如張純如（Iris Chang）所言：「任何多元族群社會都有潛藏的族群衝突持續醞釀著，但通常要等到經濟危機爆發了，大家才會將禮貌的面具摘掉，讓醞釀已久的仇恨就此衍生出各種暴力事件。」[1]一八七零年代的經濟蕭條，導致美國西岸爆發嚴重的排華暴動，加上資本家雇用低廉的華工，對罷工的白人勞工進行族群牽制，迫使各州政府相繼頒布針對華人、各行各業的排華法令，加上淘金潮已過、鐵路陸續完工，華工遭到解雇，迫使華人向美國各地遷徙。

正是因為嚴重的排華情緒，誕生了日後《排華法案》等嚴重歧視華人的法案誕生，迫使華人放棄洗衣等行業，轉作他行，加上華人的移動，這使中國菜向美國東岸傳播，進而使中國菜成為美國人生活的一部份。


「雜碎」風靡美國
由於加州等西岸各州的激烈排華，華人朝美國內陸、東岸和南方擴散。在紐約定居的美國華人為數不多，但他們經營的餐飲業，卻因其異國風情，以及紐約第一家華人報社編輯王清福向美國人的中國菜刻板印象和汙衊、乃至製造排華風潮的白人宣戰，在文章中強調中國菜的美味、多元與優越，這引起了一群特別的紐約饕客注意。

這群饕客就是由藝術家、作家等人所組成的「波西米亞人」。1880年代是美國的「鍍金時代」，上流社會風行法國菜色，意圖定義社會風尚，但「波西米亞人」拒絕接受，他們熱衷於發掘紐約市的真實面貌，流連於各種餐廳酒吧。這一次他們把目光鎖定在華埠內的餐廳。

儘管1880年代美國簽署《排華法案》，開啟對華人最不友善的歲月。但藉著「波西米亞人」的品嘗與宣傳，中餐卻開始攻城掠地，非華裔美國人開始湧入中餐館，品嘗「美味、奇特又便宜」的中餐。其中來自廣東台山的特色菜「炒雜碎」成為人們最喜歡的餐點，這道混雜著多元食材、能夠因口味制宜（也就是迎合美國人口味）的餐點，成為美國人最喜愛的菜餚，而在王清福等人的吹捧下，更被過譽為「中國國菜」。

而隨著1896年李鴻章拜訪美國，這股中餐風潮更達到高峰。他到紐約後下榻華爾道夫酒店，接受餐宴招待時，紐約的報社記者也多名受邀。這些記者詳盡地報導李鴻章吃了什麼。儘管李鴻章沒有吃雜碎，但是時下盛行的中餐熱，許多報紙新聞都告訴讀者李鴻章有吃。這更激化了美國人對於中餐，特別是雜碎的狂熱。

此後，中餐食譜開始出現，中餐館踏出華埠，掛上「雜碎」名號的餐館沿著東岸南北擴散，甚至反攻排華最烈、抵抗中餐最久的西岸。美國人喜愛這些「美味、奇特又便宜」，充滿異國風情、裝潢別致乾淨且營業甚晚的餐館。雖然美國對華人仍充滿種族歧視，惡意刁難與攻擊仍時有所見，被貼上的標籤仍然揮之不去，但對中國人餐飲習慣和飲食的偏見，則因餐飲文化的融合逐漸消退。

到了二十世紀，中餐館更因應時尚風潮，將娛樂帶入餐館，爵士樂、舞池等進入餐廳，加上禁酒令時期人們改喝茶，中餐館取代了許多娛樂場所，而大蕭條期間華人為了賺錢，更發展出異國風味的觀光行程，則使中餐滲透進美國的主流文化，雜碎是其中的代表。

1920到30年代，美國人不僅在家自己做雜碎，更出現「雜碎聖代」、「美式雜碎」各種產品，反映出源自中國的雜碎菜，已在美國本土化。而因為雜碎已經與咖啡、三明治等餐點共同成為美國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吃中餐和雜碎成為進入主流文化的一條途徑。

當時大量流亡美國的猶太人，就藉此方式融入美國社會，加上華猶兩族同為異鄉人，猶太人更有歐洲反猶的恐懼存在，因此猶太人去中餐館用餐，比去歐洲人經營的餐館用餐更自在，為此，他們找出各種理由避開猶太教對食物的規定，以便品嘗中菜。此後，猶太人成為最喜愛中餐的族群之一。但隨著中餐成為美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國餐館也不再推陳出新，逐漸失去魅力，他們面臨必須改變的困局。


尼克森旋風
二戰後華人餐館為了突破困局，首先運用他們最大的優點「便宜」來薄利多銷，隨後推動餐館改造。然而這些努力仍然不足，時代帶來的衝擊拯救了華人餐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量華人流亡海外，許多優秀的華人散播美、台、港等地。這些人之中的企業家與廚師在美國開始重整旗鼓，他們不再是經營粵菜或平價的中國餐館，而是開設高檔、別省風味的中餐館（當然，口味跟過去一樣，都是改造過、能迎合美國人的口味，想吃道地的，必須跟餐館說明）。

在報章雜誌的宣傳、以及新的一批美食波西米亞饕客推波助瀾下，中餐在美國再度引起旋風，其中順利宮（後改名順利王朝）更是箇中翹楚，有大批優秀廚師因此風潮自港台前往美國。[2]

在這一波中餐熱興盛之時，尼克森訪華使這股風潮達到巔峰。這幕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帶給人們巨大衝擊，但美國政府並不想讓大家過度關注外交細節，特別是敏感的台灣問題。因此希望藉由電視轉播總統夫婦在北京大啖北京烤鴨等美味餐點，轉移人們的注意力。而中方藉由宴席來化解談判時的劍拔弩張，讓自己能在談判中佔便宜。

這場外交史上的重要轉折替美國當時燒的正旺的中餐熱添柴加油，形成熊熊烈火，也成功轉移了焦點。尼克森訪華還沒有結束，美國人就再度掀起中國風潮，學習新的飲食技術和判斷餐點是不是「做給中國人而非美國人吃的中國菜」，只為吃尼克森吃過的國宴餐點和新奇的中式餐點。

這股中國熱也帶動川菜、湘菜等中國菜系蓬勃發展，而中餐廳不僅未如同其他高級餐廳，因1970年代的經濟蕭條倒下，反而更加繁榮興旺，嘗試各種新菜色，例如「左宗棠雞」這種新餐點的發明，就是彭長貴在美國發明推廣後，成為廣泛流傳的知名新式中國菜色。[3]

這股熱潮一直到中國政府在天安門對人民展開大屠殺後快速下降，而中式餐館也因為日式和新美式餐館出現再度面臨挑戰，再度進入美國那必須加速創新與競爭的餐飲戰國時代直到今日。


結語
本書訴說了一個美國接受中餐文化的歷史，更反映了美國華人移民史、一部外交史。「雜碎」現今已然成為遺跡，但它代表的不僅僅是一道曾經風行的菜餚，而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與族裔經過一百多年交錯融合的歷史見證。中餐成為美國文化的一部分，這證明了文化之間的交流與接納是可能而且可貴的，也見證了美國確實是廣泛接納世界各國族裔和文化來形塑自身的熔爐，在這之間，誕生了不少新式的飲食風尚與美味餐點，也反饋回當年帶著這些文化前往美國，那些人們居住的故鄉。

而中美之間的外交關係時常影響美國華人、華裔美國人與其他族裔美國人乃至美國政府的緊張，族群歧視與敵對雖然現今已大幅改善，但因為政治局勢的動盪，這仍然是一個尚待時日改變的問題。

現在中美新冷戰開始，未來在美的華人與華裔美國人想必會有所影響，但是正如張純如所言，積極從事政治參與，不再認同中國、而是認同美國作為自己的國家，那麼相信有一天，華裔美國人也會如同自己的飲食文化般，最終成為美國共同體中無法分割的重要組成，不再需要回顧中國，覺得夾在中國與美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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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純如（Iris Chang）著，陳榮彬譯，《美國華人史》（新北：遠足文化，2018），頁179。這本書是講述美國華人史的最佳著作，推薦搭配此書閱讀，將會非常有幫助。
[2] Charlotte Druckman，〈紐約最富歷史和榮耀的中餐廳〉，《紐約時報》，20141010。
[3] 葉子綺，〈彭園專訪：揭開傳奇「左宗棠雞」的神秘面紗〉，《台灣英文新聞》，20170307。

歷史記憶是民族、族群或群體對於共同過往的一種詮釋、追思與記憶，這些團體藉此凝聚人心、緬懷過去，立足於此，不斷去省思過往、現今與未來，用以凝聚人心、鞏固群體向心力，而這套歷史記憶的詮釋隨著時代變遷，方法與立場有所轉變。但歷史卻是將各種不堪聞問且瑣碎的真相組織起來，加以還原，並公諸世人、用以攻破神話與記憶的武器。

吳乃德這本《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就是一本撰寫「臺灣民族歷史記憶」的記憶之書，也是一本摶成民族的史書。他記錄並詮釋美麗島事件及其前後這段過去，不僅指出美麗島事件作為臺灣民主化的重要性與轉捩點，也記錄下了當時的民主運動參與者、台灣人民乃至於獨裁者和反對者的精神樣貌。而藉由記憶共同的苦難過去、豐富傳統和高貴光榮之歷史，則會使這個民族累積持續形成、強化的共同社會資本、條件與希望，並使人們為此犧牲個人，為了未來而為之奮鬥。


「臺灣最好的時刻」
藉由書寫，他將這段歷史轉化成一段具有意義、值得永續紀念與反芻的歷史記憶，沒有這些參與者們的犧牲奉獻、無私精神，振動並引起富有正義感的臺灣人民的共鳴，帶動歷史軌道的轉向，那麼即使臺灣具有政治學理論解釋的再多民主轉型背景條件，不管是經濟發展、社會變遷還是國際背景，都不會有民主化，「人的精神與理念」才是帶動臺灣民主化的最關鍵原因。

而民主運動參與者和臺灣人民展現出的高貴精神與情感，展現出了高度的同情、同理心和正義感，才使得民主運動在面對蔣經國大逮捕後，不似「自由中國事件」般被當局消滅，而是齊心協力延續和擴大民主運動，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潮流，最終促使內外交迫、無處可退的獨裁者蔣經國，為了保全自身與身後之事對民主潮流退讓，而非對其歌功頌德的學者所言，是成就了民主的轉型英雄。

這段齊心追求民主、對抗威權獨裁者暴力與恐怖統治、展現高貴情感與精神的歷史記憶，作者認為這段歷史的意義正如同當年民主英國對抗納粹德國時，邱吉爾首相鼓舞人民時所言，千年之後英國如果還存在，英國人仍然會說「這是他們最好的時刻（this was their finest hour）。」若未來臺灣民族仍存在，回憶起這段刻苦的時刻，也會認為是臺灣最好的時刻。


再起的民主啟蒙
每當臺灣人追思這段歷史記憶，將會鞏固臺灣民族的向心力，進行民主的再啟蒙。而除了理解這段歷史記憶對於民主臺灣的凝聚與重要性外，這本書也是本粉碎「華人世界反對民主、支持獨裁極權的一百種荒謬理由」、非常適合眼下閱讀的民主啟蒙讀物。

作者在〈威權帝國反擊〉一章指出，御用的政治學者、社會學者，還是長期支持自由民主的自由派學者，可以提出多少荒謬的謬論（最常出現者為金耀基）。從民主帶來混亂不安，所以不能推行民主的「政治衰敗論」；民主需要各種要時間成長發展的條件（但說不清楚哪些條件、多少時間）才能推行，不然只能永遠獨裁的「民主條件論」；民主不是只有政黨政治、制衡理論的西方民主（美國議員表示民主世界都可以用），而是可以選擇民族主義意淫卻空洞無物的「中國式民主」；人民沒有民主文化，所以沒有辦法也不該實行民主，直到某一天被認為有「民主政治文化」（不知道哪天也不知道是誰認定）了，才能實行民主的「政治文化論」。各種光怪陸離的「反動的修辭」，見諸過去與現在，迄今仍是反民主論者最愛用的論調。

上述我最有興趣的就是「政治文化論」。學生時代，我最常聽聞的論點就是中國「文化」的相關論述，這個說法一直具有某種程度的說服力，過往在學院裡面遇到不少師長學友，許多人都接受了這套倒果為因的保守修辭。

這套修辭強調政治制度應該根基於自身文化，並以此套文化給予支撐。不論是「舊內聖開出新外王」的新儒家，又抑或是林毓生、余英時等同時宗奉自由主義和中國文化的學者，都非常強調、甚至將「文化」作為一切的本質與基礎，認為「民主」制度必須要有文化作為支撐。這些學者認為，只有當中國文化與民主做出「有機的創造性轉化」，那麼適合中國文化的民主體制就會誕生。

但是，中國文化既然本來就沒有西方那種民主政治文化，人民也沒有民主體制的政治文化，因此追求民主自然徒勞無功，而國民黨政府會實行極權獨裁也只是為了適合人民和文化。要有民主，必須等到人民具有民主文化。所以為此負責者是創造並持續這套文化的人民，而非實行威權壓迫的獨裁者。簡言之，是生活在這套不適合民主的文化中的人民不夠格，不是獨裁者的錯。

沒有民主政治文化，就不適合有民主政治。既然中國文化沒有民主政治，那就必須等到中國文化發展出適合中國文化的民主政治文化才行，但是何時會產生？又由誰判斷已經產生且可以推行了呢？這背後不說的是，做出決斷者不是學者、人民和追求民主的人們，而是獨裁者。

但是他們都忽略或者錯認了一點，是「政治體制培育出政治文化」，而不是「政治文化培育出政治體制」。因為文化本是生活的產物，若生活中沒有實行民主，本來就不會誕生出適合民主體制的政治文化。「某一政治制度需要某種特定政治文化」實是倒果為因的保守修辭，政治制度必須先進入該文化，才有機會與該文化交媾，讓該文化變成能夠支持該體制的政治文化，人民變成支持該政治體制的人民。

臺灣民主化三十年的歷史，證明這套說法完全錯誤。正是因為推行民主政治，才使得民主政治文化開始在台灣生根、成長和茁壯，逐漸擺脫中國極權獨裁體制政治文化的影響。時至今日，公開透明、尊重專業、課責、民主、法治的臺灣模式，已經與黑箱、政治掛帥、濫權、極權且獨裁的中國模式，形成強烈的對比。

另外，「中國文化」就是近百年來中國民族主義「民族建構」的本質化、不可撼動的國族獨佔產物。「中國人」這個近代構建出來的民族出現了，然後向過去撿拾自己所需、創造自己的祖源傳統，才有了符合這個民族的「中國文化」。也就是說，過去不屬於這個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已經被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綁架了。實際上的「中國文化」，不妨將其起點置於1895年，也就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起點。

隨著1911年「天下王朝」清帝國瓦解，中國作為一個（形式上的）「民族國家」也隨之誕生。然而，不論是1911的中華民國，還是1949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跟隨著這兩個「中國」誕生、配合近現代極權體制運作的這個「民族文化」，政治體制既非民主，文化層面自然毫無民主政治文化的容身之處。

既然中國本來就不推行民主政治，自然也無法誕生民主政治文化，那獨裁者所言「中國民情（文化）不適合民主」，不就是因為他們所作所為導致的嗎？那他們又說因為文化民情不合，所以不推行民主，不就是種循詞？然而這種荒謬的邏輯，社會人民因為生計所苦而獲無法深思，但看到那些接受高等教育、冠冕堂皇的學者，卻致力於為獨裁者擦脂抹粉、歌功頌德，著實令人感到不適。

回顧歷史，臺灣之所以能夠民主化，自然有國內外的政經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卻是人民願意支持、追求民主而不懈的奮鬥。到了現今，則是為守護民主、對抗獨裁而不斷付出的努力。至此，台灣早已經形成不同於中國的文化與民族，那套極權獨裁的中國文化仍然由中國佔有，台灣擁有的是自由開放民主的台灣文化。

這個社會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和心力去看清楚上述的荒謬，所以在這個出現各種光怪陸離、頌揚極權國家體制的時刻，臺灣實應人手一本《臺灣最好的時刻》，這是不讓極權獨裁的毒侵略我們的內心，因為「最危險的侵略就是對內心生活的侵略，比對領土的占領和侵略無限程度的危險。」


迎向未來的榮耀
2018年，臺灣迎來外來病毒入侵、內部體質虛弱的慘烈時刻，使得仍在孕育中的臺灣民族遭逢了前所未有的流產危機。然而在內部高貴精神團結合作和外來協助之下，臺灣民族逐漸擺脫這場嚴重的疾病，更在當今全球性巨大災難肆虐下，凝聚出前所未有的完整雛形。

吳乃德這本書告訴我們，臺灣民族擁有追求民主、不畏威權恐怖統治的一段歷史傳統與記憶，這是豐富、光榮卻又共同受難，凝聚臺灣人的過往，值得對此不斷追思與記憶。

我也認為本書寫下的這段歷史記憶，能夠揭露2019上半年民進黨內英德之爭中，所展現出的世代差異。謝宜安女士臉書文章曾提及，賴清德說自己大學曾聽過周清玉演講時，能夠引起上個世代的情感共鳴，這股情感共鳴正是本書「臺灣人的情感動員」一章中，美麗島事件後臺灣人共同對抗威權政府、爭取並守護民主運動的重要因素。筆者也曾經聽聞師長們提及，蔡英文在2019年以前，選舉造勢時引不起人們的情感共鳴，賴清德可以，這才是為何上個世代不少人們支持賴清德、要藉此守住中南部民主基業的關鍵。情感共鳴是臺灣人團結一心對抗壓迫時，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選舉要贏的關鍵，2020年蔡英文拿下817萬票，正是「亡國感」的情感因素發酵，加上蔡英文在賴清德的壓力下，終於進化，能夠與人們情感有所共鳴的結果。

而在武漢肺炎橫行世界、極權的中華帝國操縱國際組織、欺凌且欲吞併臺灣的當下，則使我們在面對病毒與強權壓迫之際，使我們更團結、共同奮鬥，創造我們共同生活的意志，不斷向世人展現臺灣民族的存在，並告訴國際社會，民主臺灣和極權中國在面臨人類共同苦難的時刻，民主政體和臺灣民族比極權獨裁的中國更加優越，更能對全球這個共同體做出貢獻。

本書最後指出：「對過去奉獻的記憶，和面對未來挑戰的意志，『是成為民族的必要條件』」，並問道「臺灣民族有未來嗎？」

臺灣人平常看似社會分裂，但在面對外來的、人為或自然的災厄，多數都是團結一心，不管是物資、人力還是情感的動員都是全力支持，代表我們這個共同體富有同情心和行動力，只要像現在這樣配上一個為民付出、有能力與專業的政府，社會力與政治力能夠結合，我們的實力就會像現在這樣完整地呈現出來，證明我們比起眼中的先進國家都更傑出，展現未來的希望，強化了民族自信心。

儘管仍然有內賊和可能反撲的危險，但現在但仍是民主臺灣團結一心、國際開始轉向支持臺灣的時代。只要未來面對控制國際組織、製造殺人病毒、打壓和滲透我們無所不用其極的極權帝國，臺灣仍然堅守住防疫戰線、專業、自由、民主、法治與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進一步與國際社會接軌，那麼未來臺灣民族若仍存在，回頭看自去年起的這段艱苦時刻，或許也可以把這段時間視為臺灣最好的時刻。而我想，我們也可以回應吳乃德先生：「是的，臺灣民族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