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黑暗之心〉的經典地位

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中篇小說 。〈黑暗之心〉作於1898年12月至1899年2月間，同年2月至4月以〈黑暗的中心〉(“The Heart of Darkness”)之篇名分三期連載於英國著名之《布萊克伍德雜誌》(Blackwood’s Magazine)。故事記敘船員馬羅(Marlow)回顧其於異域參與「解救」任務，營救貿易站經理庫茲(Kurtz)一事，娓娓道出文明邊疆的陰謀故事，並藉庫茲「退化」(degenerate)、投身黑暗勢力的轉變過程，警寓現代文明之野蠻。

〈黑暗之心〉以短短的篇幅，如湯馬士‧曼(Thomas Mann)所言：「預言性地揭開了20世紀的序幕。」 現代主義代表詩人艾略特(T. S. Eliot)之短詩〈空人〉(“The Hollow Man”)正是藉故事中黑人小弟的「庫茲ㄙㄧㄢ生——他死」(“Mistah Kurtz–he dead”)一句，諷刺現代人偶像崇拜之空虛及對文明發展之惶恐。同期作家福特(Ford Madox Ford)早已指出，沒有其他現代文學作品能比〈黑暗之心〉更迫切地揭發文明之虛偽、貪婪、好鬥 。

自從文學家李維斯(F. R. Leavis)的《大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奠定康拉德於英國文學的經典地位，〈黑暗之心〉就成為文學批評的核心文本。本書不僅是20世紀研讀最多、印行最廣的小說，也是各派理論鳴放的主要「戰場」 。心理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同志研究、新歷史主義、後殖民主義、甚至後現代主義，各派大師都曾藉〈黑暗之心〉探討文學研究之最新議題 。尤其是以《東方主義》(Orientalism)開創文化與後殖民研究的薩依德(Edward Said)，其思想亦深受康拉德的影響。他的早期研究以康拉德為主 ，而其鉅作《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之中心思想更是透過〈黑暗之心〉之文本分析才得以彰顯 。薩依德於生前最後一次訪談時甚至表示，〈黑暗之心〉以堅定無畏之姿處理非理性、未知的題材，遠勝於任何文學作品 。1977年尼日作家阿奇貝(Chinua Achebe)以〈黑暗之心〉的種族主義為題發表演講，公開宣示康拉德乃「該死的種族主義者」(“a bloody racist”) ，顛覆康拉德的典律地位，引發廣泛討論與爭議。雖然阿奇貝化約式的解讀值得商榷，他的說法碰觸到西方社會敏感的種族議題，深深影響康拉德研究的走向，立下後殖民批評的新里程碑，再次突顯複雜多樣的〈黑暗之心〉與大時代之密切關聯。

康拉德是現代英國文學裡耐人尋味的異客。他生於帝俄統治下的波蘭，繼承古老悠久的東歐文化；他通曉俄、法、德等語言，崇拜19世紀歐陸作家；他當船員周遊世界近二十年(1874至1894年)，從法籍水手一路做到英籍船長，親身造訪許多「黑暗」之處。康拉德直到二十多歲才學英文，37歲才出版小說；在寫第一本小說前，他只學了十多年的英文，還曾一度考慮用法文寫作。他於1886年歸化英國籍，日後於英國落地生根，但終其一生卻連有些簡單的英語都不會唸。多樣的人生讓他具有「作家船長」與「船長作家」的雙面性。與到過薩摩亞群島的史帝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住過印度的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身染歐美文化的詹姆士(Henry James)等同期作家相比，康拉德的小說背景橫跨歐、亞、非三大洲；他無疑是現代英國文學史上最世界性(cosmopolitan)的作家。

康拉德的作品深刻反映了新舊世紀交替過程對人性之衝擊，替歷史所下的註腳遠超越國族分野。「整個歐洲造就了庫茲」；整個歐洲也塑造了康拉德。〈黑暗之心〉忠實呈現康拉德「異客」身分所表露的多元文化觀。面對文化與人性的衝突，〈黑暗之心〉得以歷久彌新在於康拉德並沒有提供答案，而是如同哲學家提供思索答案的過程。如馬羅指出：「一個故事並不具有核心意義，其含義不像堅果的核心，而是如同外殼，包覆著整個故事。」(7) 因此〈黑暗之心〉運用許多「不可知」的詞藻(如李維斯指出：「神秘莫測」〔inscrutable〕、「難以想像」〔inconceivable〕等) ，不僅顯示〈黑暗之心〉欲表達的是超乎語言、小說文體之外的，還表示康拉德的寫作與馬羅說故事一樣極具「後設」與自覺。〈黑暗之心〉總結19世紀的小說傳統，另闢20世紀的小說新天地，借用改編的電影名稱來說，對文學的衝擊可謂寫下了「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