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袋中的聲音
我在倫敦大學讀一年級時，初次瞥見了覺知。我每週有兩次搭地鐵去學校的圖書館，通常是早上九點出門，到傍晚交通尖峰結束時回家。有一次，有位三十出頭的女人坐在我的對面。我以前在地鐵上也看過她幾次，她真的挺讓人矚目的。雖然整個車廂是滿的，但是她左右的座位卻是空的，原因當然是：她看起來真有點精神不正常。她非常緊張，不停地憤怒且大聲地自言自語，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看起來好像對其他人和她周圍的環境完全沒有任何覺知。她的頭低垂而有點偏左，好像正和身邊空位上的人說話。我不記得精確的內容了，她的獨白大致是這樣：「然後她跟我說……所以我對她說你是個騙子你竟敢罵我……我這麼相信你，你卻一直利用我占我便宜辜負我對你的信任……」在她憤怒的語調裡，好像她被人誣陷了，她需要防衛自己否則會被消滅。

當地鐵靠近托特納法庭路站時，她站起來走向車門，嘴裡還是說個不停。那也是我要下的站，所以我也隨著她下車。到了街上，她開始向貝德福廣場走去，一路繼續進行她想像的對話，還是憤怒地指控別人並維護自己的立場。我的好奇心被勾起，決定跟著她——只要她走的大方向和我要去的地方差不多。雖然全神貫注於幻想式的談話，她似乎還是知道要去哪裡。很快地，我已經看到了參議院壯麗的建築，那是一棟一九三○年代蓋的高樓，也是倫敦大學中央行政樓和圖書館。我驚呆了，我們怎麼可能去同樣的地方呢？是的，她是往那裡走去。她是老師、學生、辦公人員，還是圖書管理員？也許她是某個心理學家研究的對象？我永遠無法知道答案。我離她有二十步之遙，當我進入那棟大樓時，她已經消失在一部電梯當中。（那棟大樓，很諷刺地，恰好是喬治‧歐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拍成電影時，用來當作片中「心智警察」總部的地點。）

我多少對於剛剛看到的那一幕感到震驚。當年我是一個成熟的二十五歲一年級生，認為自己是一個正在成形的知識分子，同時我深信所有人類存在的困境都可以透過智性，也就是思考來獲得解答。我尚未了解到：人類存在最主要的困境其實就是無覺知的思考。我視我的教授們為擁有所有人生答案的聖者，並且把大學視為知識的殿堂。一個像她那樣神智不清的人怎麼可能是這其中的一部分？

在進入圖書館之前，我去男洗手間還在想她的事。在洗手的時候，我想著，希望我最後不要變成像她那樣。旁邊的一個男人很快地朝我瞄了一眼，我突然震驚地發現，剛剛我不僅「想」了那些話，還大聲地喃喃自語出來。「啊，我的天哪！我已經像她一樣了！」我這麼想。我的心智不也像她那樣無止境地活動著嗎？我和她之間的差異其實很小。在她思想背後占主導地位的情緒似乎是憤怒，而在我的情形中，大部分是焦慮。她把心中所想的東西都大聲說出來了，而我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心裡想而不說出來。如果她是瘋子，那麼每個人都瘋了，包括我自己。這其間只是程度的差異罷了。

那一刻，我從自己的心智中撤退了一步，而從一個更深的角度來看它。在那時，有一個短暫的從思考到覺知的轉變。我還是在男洗手間裡面，但現在是獨自一個人，看著鏡中自己的臉。在脫離了我心智的那一刻，我大笑了起來。聽起來好像不正常，但它卻是一個精神正常的笑，彌勒佛的笑。「生命其實並不像我心智製造的那麼嚴肅。」這好像是我的笑聲所要說的話。但這只是短暫的一瞥，很快就被遺忘了。接下來的三年，我都在焦慮和憂鬱中，完全與我的心智認同。一直到我快要自殺時，我的覺知才再度出現，這次就不只是驚鴻一瞥了。我從強迫性思考、虛幻的自我和心智製造的自我當中，徹底解脫了。

上面的事件，不但讓我瞥見覺知，也讓我第一次懷疑人類智性的絕對正確性。幾個月後，一件悲劇更加深了我的疑惑。一個星期一的早晨，我們到達教室準備要上一位教授的課，我一直很仰慕那位教授的心智。但我們卻被告知，那位教授在週末時舉槍自盡了。我非常震驚。他是一個備受尊崇的老師，而且看起來似乎知道所有問題的答案。然而，當時我還是覺得，除了培養我們的思維之外，別無他法。我並不了解：我們是意識，而思考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個面向，我也不知道什麼是「小我」，更別說在我之內覺察到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