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單身漢

　　一八三六年十月，達爾文回到歐洲，憂心忡忡地想要了解世界情勢。當時一觸即發的政治氣氛，似乎和當前在物種蛻變上的辯論不謀而合。一切的改變是漸進的？還是由革命和災難產生的？沒有人有答案。部分人士仍希望漸進的轉變，而大部分人傾向極端的變動，他們也願意為投票權和廢除奴隸制而戰。

　　接下來的六年，達爾文在倫敦過著年輕紳士的生活。他搬進哥哥拉斯在大馬柏拉街的房子，靠著父親給的零用錢，把時間都花在社交活動上。弟弟的返鄉讓拉斯的晚宴有了新話題，而他為這位返鄉探險家引薦的朋友中不乏知識份子。其中包括輝革黨律師政客麥考雷、功利主義領袖米爾、發明計算機器的劍橋大學教授巴貝吉、萊爾爵士。此外也不乏深具魅力的年輕女性，像是凡妮．威基伍德和時尚的赤爾夕女主人珍・卡萊爾，珍是博學家湯瑪士・卡萊爾之妻，兩人的婚姻並不幸福。未婚作家兼女權主義倡導者瑪蒂瑙也是拉斯的訪客之一，她造訪的次數很頻繁，也成了八卦話題。有了新功利主義思想家米爾和邊沁等人最流行的論據，達爾文家的社交聚會充滿生氣。

　　當時，整個歐洲社會都在改變，而這群知識份子就處於變化的核心。他們討論生命的意義、科學又如何提倡不同的意義，以及如此一來可能會把自身利益置於道德的核心。對達爾文來說，人類以強大力量進步的想法，明顯說明了改變。他的朋友都同意，若朝同一個方向改變的個體數目足夠的話，就能加惠整個系統。這是能以家族傳統和教育的方式世代相傳的過程，正如拉馬克所倡導的那樣。然而，達爾文尋求以更有架構的說法解釋改變，他想找出一套造成生物體內改變並將這些變化世代傳承的系統。在那些維多利亞交誼廳裡，新興的資本主義精神把重心放在人的身上。而達爾文興趣的核心是自然史，因此他必然會把這個看法從人類團體延伸到其他物種身上。

　　在一八三八年的一次晚宴上，瑪蒂瑙向達爾文推薦馬爾薩斯在一七九八年寫的《人口論》。這本書提出，人口的增加速度大於人類糧食生產的速度，是自然的傾向。身為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從人類歷史中舉出詳盡的實證，說明人口數一旦達到巔峰，就會開始減少。達爾文滿腦子從航行得來的觀察和想法，立刻聯想到其他物種。他懷疑族群的大小是否受限於可得到的食物和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