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有？

一、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有？
中國過去三十幾年轟轟烈烈的改革實踐，不僅帶來了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與生活內容的改善，而且也似乎在一些方面挑戰了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比如制度經濟學。由於制度經濟學大師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在一九九三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一瞬間我們都認識到制度資本或制度成本對經濟發展的決定作用。可是，當轉過身看看中國的市場制度環境與法治水準，我們又開始納悶：中國的法治與產權保護還相當欠缺，可是這些年中國的GDP卻以年均超過百分之九的速度增長，這是怎麼回事？難道中國特色還真的能使在其他國家成立的結論在中國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國有中國的經濟學、西方有西方的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判斷制度優劣有一個最重要的標準，就是看這個制度是否有利於市場交易的發生與深化。如果一國的制度有利於交易市場的容量最大化，有利於經濟的深化，那麼我們就說該國具有高的制度資本。不利於市場交易的制度則使交易的成本變高，這種成本通常被稱為「制度成本」。
當然，制度成本不僅僅指在市場交易發生過程中所實際要支付的成本，而且也包括由於制度障礙而根本無法做的或選擇放棄的市場交易（機會成本），這種機會成本包括「本來可深化的市場」但因制度障礙而只能半途而廢或者勉強發展的市場。

制度經濟學關注的核心是產權保護與合約執行機制。這個聽起來似乎很狹窄，但實際上包括了一國制度的各方面，包括法制、政府權力與制衡結構、司法獨立，等等。比如，行政權力如果不受制約，最後一定會對私人產權與合約權益加以侵犯，因此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問題最終也是一個產權、合約權益的保護問題。產權保護與合約執行是經濟深化發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沒有可靠的產權與合約權益保護制度，人們就無法預期從事市場交易、從事投資的結果，不能知道從交易、投資中獲得的利益能否屬於自己。而經營、交易結果的不確定性將迫使人們停止交易、不願做出投資，即使他們想進行市場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卻步。於是市場發展會停滯不前，經濟增長無法持續。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近幾十年中國的制度在不斷朝著有利於市場交易的方向變遷，但一個公認的事實是其離真正的市場制度結構還相去甚遠，特別是產權保護制度變革還只是近幾年的事情。可是，這些並沒有阻礙中國經濟在近幾十年以年均百分之九的速度增長。這種經歷似乎否定了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命題。

其實則不然。促使經濟增長的資本包括自然實物資本、人力資本和制度資本。即使一國的制度資本欠缺，但如果其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源出奇的豐富，那麼這兩種資本可在一定範圍內彌補制度資本的不足，也就是說，人力資本和制度資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給定的人力資本與自然資本的情況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潛力並使市場達到最深化的地步，那麼制度資本則是決定性因素。

我們可用勞動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範圍內的替代性來解釋中國過去二十幾年的經歷。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對很廉價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優勢在經濟增長初期可以彌補、對沖高制度成本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

為了更形象地說明這一道理，我們不妨想像這樣一種局面。假如北京市要蓋一棟特別的仿古中國大劇院，用料全部是傳統的青磚青瓦，並且聲稱要用在全國能找到的最好的泥土燒出的青磚青瓦。結果其建築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鎮，決定從景德鎮買來一千萬噸泥土，每噸售價為一百元人民幣，共十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