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老爸總說如果有人想撰寫自傳，還希望能有人拜讀的話，最好得有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除非妳是莫札特、馬諦斯、邱吉爾、切‧格瓦拉或龐德－－我是說那個○○七－－之流的人物，否則妳有空時還是玩玩手指畫或推圓盤就好啦，因為我想除了妳那個手臂鬆垮又寵妳寵到不行的老媽，沒有人會想知道妳可悲人生的什麼細節，我看還沒開始動筆就可以下結局了。」

給了這麼嚴苛的限制，我一直認為自己不會有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了，大概得等到我至少七十歲吧──一個有肝斑、風溼痛的老太婆，腦筋動得比雕刻刀俐落，有一棟在亞維農的低矮房子（隨時都有三百六十五種不同的乳酪可以品嘗），有個比我小二十歲的年輕情人時常在田裡幹活（田裡種什麼不重要──只要是金黃色就好了），此外，如果有那麼點好運的話，也許有什麼哲學或科學定律是以我為名。然而，沒想到決定提筆──不對，是真的有需要──寫下我的童年──的時機，特別是如脫了線的鬆垮毛衣般的那一年──竟然來得如此迅速，比我想像的早。

一切從單純的失眠開始。從我發現漢娜的死已經一年了，我還以為自己已經抹除了那個晚上所有的回憶。就像希金斯教授毫不間斷地想徹底改變依萊莎的東倫敦腔那樣（希金斯教授與依萊莎為電影《窈窕淑女》中男、女主角名，女主角由奧黛麗‧赫本飾演）。

我錯了。
到了一月底，我還是會在三更半夜驚醒，死寂黑暗的走廊在天花板上投下陰影，幾本乾淨厚實的課本如《天文物理學序論》和悲傷沉默的詹姆斯‧狄恩盯著我，他的黑白海報被貼在我的門後，我會透過黑暗望回去，結果看到的卻是栩栩如生的漢娜‧史耐德。

她離地三呎，用一條橘色延長線吊掛在樹上。她腫脹的舌頭顏色跟洗碗海綿一樣是桃紅色的－－從她的嘴裡伸出來。她的雙眼就像橡實，或像褪色的一分錢硬幣，或像孩子們在雪人臉上放的兩顆大衣鈕扣空洞無神。又或許其實它們是看得見一切的；J‧B‧淘爾這麼形容死前的時刻「一瞬間看到所有曾經存在的事物」（我實在蠻懷疑他怎麼會知道這些，因為當他寫下《生死》時還正值壯年呢）。還有她的鞋帶－真的可以為此寫一篇論文了──深紅色對稱的鞋帶用雙蝴蝶結繫得仔仔細細。

然而，身為根深柢固的樂觀主義者（「凡‧米爾一家都是天生的理想主義者，堪稱積極的自由思想派，」老爸這麼表示）我也希望半夜眼睛還睜得老大的毛病可以很快克服，就像那種短暫流行的風潮，如短蓬裙或電子寵物等等，但是在二月初的某個晚上，我當時正在看《伊尼亞德》（The Aeneid，羅馬詩人維吉爾作品），我的室友秀真在看她的《有機化學》，結果她頭也沒抬地說我們宿舍有些大一生準備不請自來的去參加一個博士生辦的派對，但是沒人找妳去因為大家覺得妳有些行為舉止稍微有點「陰森」：「特別是早上妳準備去上『六○年代的反文化與新左派』時，看起來真是……有病耶。」

這個，當然只是秀真的一面之詞（秀真的表情總是同時融合快樂與憤怒）。我也盡量想把這種批評拋在腦後，把它當做實驗時試管飄散出來的異味就好了，但後來我開始發現自己許多關於「陰森」的實證。例如有個星期五晚上，貝珊妮帶了朋友到房間準備觀賞一整晚的奧黛麗‧赫本電影，當《第凡內早餐》快要演完時，我明顯地感受到，我跟其他坐在床上煙抽個不停，眼裡盡是淚水的女生不同，我發現自己完全不想要荷莉找到貓。不行，老實說，我真的發現自己想要貓就這麼被丟棄在小巷裡，就這麼在紐約那條可怕的錫盤街裡，棲身在破舊的板條箱內發抖喵喵叫，依電影裡那一幕下雨的速度，我看牠不到一小時內就會被沖到太平洋裡了。（我當然掩飾自己了，在喬治‧佩波德激動地抱著奧黛麗，奧黛麗激動地抱著貓，貓看起來已經像隻淹水的松鼠時，我也跟著愉快地微笑了。我相信自己甚至還隨著貝珊妮的嘆息適時地像個小女孩尖聲地“唉─喲─”了起來。）

還不只這樣，幾天之後，我在上〈美國人自傳〉，老師是助教葛倫‧歐克里，他的臉有玉米麵包般的表面，習慣在字間吞口水，他正在討論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國重要女作家、詩人）臨終前的言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