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還少不更事的時候，父親曾送給我一句忠告，直到現在，我仍不斷在心中反覆思索──「當你想批評別人的時候，要記住，這個世界上並不是所有人都具備你所擁有的條件。」

他沒再多說什麼，不過我們之間的溝通總是默契絕佳，我很清楚他想表達的東西遠超過字面上的意義。因為這句話，使我在判斷所有人事物時都傾向保留，這個習慣讓我認識了許多奇人異士，但也招惹到不少討人厭的傢伙。他們心理雖然不正常，反應卻很敏銳，碰到正常人身上有這種特質立刻就黏上來，這讓我在大學時期被指為政客一名，因為我很清楚那些怪人的祕密傷心事。大多數祕密都沒什麼意思，因為年輕人吐露的私密或者他們用來表達的詞彙都是抄來抄去，而且顯然隱瞞了部分事實，所以只要感覺某人的心事又呼之欲出，我就趕快裝睡，發呆，或是假裝不在乎以惹對方生氣。將評斷別人的話留在心裡，絕對是一種得無止盡追求的期望。我仍然有點擔心如果忘了那句忠告會錯失些什麼，雖然我父親這麼說顯得有些自以為是，而我也自以為是地重複著他的話，但我們想說的是——基本的道德感是每個人生來就注定了的。

好了，這樣吹噓著自己的寬容大度，我也得承認自己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人的外在行為可能建立在堅實的岩石上，也可能建立在濕軟的沼澤裡，一旦包容到某種程度之後，我已經不在乎它們建立在哪了。去年秋天從東岸回來時，我衷心希望這個世界能紀律嚴明，永遠向道德大旗立正致敬。那些自動送上門、混亂又片段的人心之旅我再也不要了。但唯有蓋茲比，也就是本書的主人翁不在此限，他代表了我真心輕蔑的一切。如果人的個性是由一連串的成功姿態組成，那麼蓋茲比的確有他神奇之處，他能夠敏銳感應到未來的人生發展，就像一部能記錄萬里之外地震的複雜機器。這種靈敏反應的能力，和那種被所謂「藝術氣息」美化的纖細感受力完全沒關係，而是一種與生俱來、極為少見的樂觀，一種浪漫的積極。我從來沒有在任何人身上發現過這種特質，看來也不太可能再找到這樣的人。不，蓋茲比臨終時是安詳平和的，令我在意的是困擾著蓋茲比的事，是他幻夢乍醒時飄來的那些個骯髒塵埃，這讓我暫時無暇顧及人世間虛無的憂傷和短暫的歡樂。

我們卡拉威家三代都住在中西部一個城市，生活富裕，聲名卓著，算得上是望族。家族中代代相傳我們是蘇格蘭伯克魯公爵的後裔，但實際上創下這片家業的是我祖父的哥哥，他在一八五一年來到這裡，弄了個替死鬼去替他打美國內戰，接著開了家五金批發店，並由我父親經營至今。

我從來沒看過這位伯公，但我猜想我們長得很像，尤其是跟懸掛在父親辦公室、一幅表情相當嚴峻的畫像比對之後。一九一五年我從紐哈芬的耶魯大學畢業，距離我父親畢業剛好二十五年。不久之後我參加了那場遲來的日耳曼大遷移，也就是大家通稱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把敵人打得落荒而逃還滿有趣的，結果戰爭結束回到家反而平靜不下來。原本，中西部家鄉該是溫暖的世界中心，現在卻像破落的宇宙邊緣。因此我決定前往東岸學學債券業。我認識的每個人都走這一行，所以我猜多我這個單身漢應該無妨。所有的叔叔舅舅嬸嬸姑姑為此討論了老半天，好像在幫我選哪一家幼稚園最好，最後終於說「為什麼……好……好吧」，人人臉上的表情既認真又遲疑。父親答應資助我一年的生活費用，後來又有些大小雜事拖延了點時間，最後終於在一九二二年春天來到東岸。不會再回去了吧，我這樣想。

在市區找房子安定下來是很實際的想法，但是那時氣候宜人，而且我才剛離開有著廣大庭院和美麗樹林的故鄉，因此當辦公室裡有個年輕人提議一起在通勤便利的郊區租房子時，這主意聽起來真是太棒了。房子是找到了，一間受盡風吹雨打、紙糊似的平房，一個月只要八十元租金，可是公司又臨時把我同事調到華盛頓，結果我只好自己住到郊區去。我有一隻狗（至少是養了好幾天牠才跑掉）、一部老舊的道奇車，和一個芬蘭籍的女傭人；她會幫我鋪床，煮早餐，還會在電爐前喃喃自語，咕噥著芬蘭的生活智慧。

一剛開始我有點孤單，直到有天早上某個比我晚來這兒幾天的人在路上攔住我。

「西蛋村要怎麼去呢?」他一臉徬徨。

我給他指了路。當我再繼續往前走，孤單的感覺已經離我而去。我儼然成了一個導遊，一個先驅，一個最初的拓荒者。那個問路的人無意間賦予了我在鄰里間通行無阻的自由。

陽光日日潑灑，樹葉從新芽化作一片濃綠，萬物像快轉的電影般迅速生長，我感覺到一股熟悉的信念，我的人生將在這個夏天重新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