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薛化元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一、臺灣經濟史的研究方法與詮釋

日治時期臺灣經濟的發展，在臺灣經濟史的脈絡中，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在農業方面，1920年代展開的「綠色革命」，較其他戰後的開發中國家，早了四十年。而在工業方面，日治時期也有相當的發展，除了臺灣在1939年工業生產總值第一次超過農業生產總值之外，包括電力開發的基礎設施、中小企業的發展，這些對戰後臺灣經濟的發展都有相當的影響。而臺灣對外經貿網絡及貿易內容，在日治時期也有一定的變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臺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經濟發展的策略，相對帶有邊陲 與附屬的性質。日治時期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被壓榨的問題，當時也早就有相當帶有批判性的研究成果。矢內原忠雄的研究，無疑是其中最受到注目的代表之一，相關檢討容後敘述。

在臺灣以外的國家，日本對於臺灣經濟史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在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研究領域，是相當重要也受到研究者關注。但是，戰後日本對臺灣經濟史的研究，也曾經出現嚴重的倒退。特別是在1970年代初期，受到以政治因素為主的外在條件影響，臺灣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出現急速減少的現象。然而，近年日本學界有許多研究者相繼投入到臺灣經濟史的研究領域裡，特別是在相對不強調數量方法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面向，累積了相當程度的研究成果。而這些研究成果，不論是對整體臺灣史研究而言，或是對國內的研究者而言，都提供了多元的研究取徑與研究視角，不容忽視。

基於前述的認知，本翻譯團隊透過多次的討論，決定以日本學界研究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論文為翻譯對象，提出「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研究論文集」翻譯計畫，主要目的便在於介紹日本學界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多元的研究動向及其研究成果。而日本的臺灣研究領域中，日本臺灣學會及臺灣史研究會是最重要與具代表性的兩個團體，也希望能藉本翻譯計畫的執行，引介他們的研究成果。

有史以來，商業與貿易便是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元素。日治時期，在日本政策的影響下，臺灣被納入日本經濟圈，透過商業與貿易，形成了糖、米兩大商品出口經濟結構。而商業與貿易的活躍，亦影響了其他層面的發展，不論是農業面、產業面或是金融面等。基於前述的認知，本計畫選取了十一篇相關論文。論文取捨的原則主要有二：一是以過去未有論文中譯的學者為優先；二是盡量以近年來的研究成果為主。換言之，此一成書方式有兩個目的：一是介紹日本學術界對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其他面向或研究成果，因此臺灣學術界已經相當熟悉的資深研究者的著作並未收錄於本書中；二是所收錄的文章有相當部分是由日本的年輕研究者所撰寫，可以呈現近年來日本學術界在臺灣經濟史研究領域新的研究成果。

本節首先概觀目前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問題，與研究臺灣經濟史的理論方法，下一節則以個論為主，說明選取文章的意義與篇章順序安排。除了導論之外，第一篇為佐藤幸人〈以地域研究來看臺灣經濟研究動向〉。戰後日本學界相當重視日本與其他各國關係的研究，首先必須先深入了解各國，以進一步作為研究雙方關係的基礎，因而地域研究一直是日本學界重視的研究領域。因此，近年來「臺灣研究」在日本學界的地域研究領域中占什麼樣的地位，恐怕是吾人介紹日本學界的臺灣研究之前，應該先理解的問題。由於這篇文章是探討臺灣經濟史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研究領域的重要代表，因此，雖然該文探討的主題是在戰後，仍以此文作為本書的第一篇，介紹日本學界中所謂「臺灣研究」之內涵，以及臺灣研究在地域研究的位置。

任職於亞洲經濟研究所的佐藤幸人，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臺灣大學就讀，他對亞洲經濟中的臺灣定位也有獨特的見解。該文開宗明義指出：儘管在經濟以外的領域中，多將焦點放置於臺灣研究與中國研究的差異上來進行，但在戰後的經濟領域中，將臺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來探討並無任何意義。而就經濟學和地域研究的關係來看，儘管兩者的本質並非互斥，然而從經濟學一向講求普遍性的原則，與地域經濟研究重視各地域的獨特性來看，著眼處的確迥異。經濟學研究的理論往往淪為老調重彈，與現實面乖離；地域的經濟研究的命題卻又顯得太過枝微末節，容易陷入「文化決定論」的危險。因而，近年來兩者融合的研究方向，相信可發展出嶄新的氣象，互補不足。最重要的是佐藤幸人認為戰後臺灣是一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與中國是以個別的體系為前提，各自展開兩方的經濟史。

循此探索經濟學與地域研究相融合的可能性課題的脈絡，佐藤以臺灣中小企業的研究為主軸，介紹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展開過程。在臺灣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小企業開始擔任重要任務，可以說是自1970年代以後開始。但是，研究者開始對其重要性有所認識，則要等到1980年代以後。從一開始的經濟學領域研究，延伸至社會學領域研究後，出現了中小企業研究的重要成果，即為發現企業間的分工網絡關係。而且，佐藤明確指出，「正因含括了分工網絡的要素，中小企業才被承認是促成臺灣經濟發展的一大要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