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出發之前

有些旅行不是在出發時才開始，往往開始得更早，有時候非常地早。十五年前，我正安適地乘著人生列車，身邊是親愛的人和熟悉的事。突然間，安德烈把我搖醒，像是有人掏翻我的口袋、換掉門鎖，我的生活一切大亂。不過是幾個字：「你的孩子可能是自閉症兒。」

一開始的反應是不相信：這怎麼可能！應該是診斷錯誤吧！於是，我開始把一些原先覺得毫無意義的小事兜在一起，這才發現我錯了。然後像爆發一場颶風，不，兩場，或者更像是七場颱風颳起，從那瞬間起，我整個人都陷在狂風暴雨裡。

我在診斷後離開，進入一家咖啡吧，要了一杯沒有氣泡的水。

「還要來點什麼嗎？」服務生應該注意到呆滯的我。

「您知道自閉症嗎？」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看著水，緩緩地喝著，好像那水可以滌清思緒，把問題沖到腎臟，再從腎臟拋得遠遠的。但事情不是這樣運作。

「那怎麼運作？」我問家庭醫師巴納爾—在我們這裡，大家都因為他那些對心臟病、冠狀動脈，和其他我毫無興趣的事情的古怪論點而去找他，我也和大家一樣。「人若是好好的，包括心臟在內，身體的每個小零件都不會有事。」

「它是這樣運作的：整個生命全都罩在一個鐘型罩的圓頂下，中央都是些普通的毛病，旁邊會有各種稀奇古怪的狀況；生命的中間是稀釋的，旁邊卻太過稠密。」

「我不懂。」

「生命並不完美，但它有自己的力量。」

他說得沒錯。生命有股自己的力量，讓患有自閉症的孩子們也能成長。有人說，和自閉症的孩子生活，意味著像在某種特定的專制統治下生活。光是想到世界要由安德烈來控制，就讓我發笑。

首先是每星期會有它的顏色。在紅色的星期裡，胡蘿蔔、柳橙、番茄都可以自由貿易。各類津貼補助都只會給這些獲准的物品，而運送花椰菜、甘藍菜和碗豆的車子則禁止通行。到了綠色的星期，商店裡會擺上原先被禁止的蔬果，裝柳橙的箱子得立刻運回西西里，胡蘿蔔也在田裡一個個排隊站好，全都回到當初被拔起的坑裡，任誰都不會在那時把法國來的胡蘿蔔送到費拉拉(註：Ferrara，位於義大利北部艾米里亞平原的城鎮，為建築藝術之都)。

對於喜歡李子和茄子的人就很抱歉了，絕不可能會有一個星期是紫色的。

而「半滿」或「半空」狀態這類考驗著最優秀智者的容積兩難問題，也不可能存在：瓶子或其他容器要麼都必須空，要麼都得滿；自動原子筆筆尖要不都得全在筆桿裡，要不全都在外面，絕不可有些在內、有些在外，不然會有些還好好的，有些就壞了。這樣是不可以的。

最好不要穿領口有拉鍊或扣子的運動衫或毛衣，讓領口不經意地半開著。拜託，拉鍊請完全拉上或是敞開。不管天氣冷不冷，爭辯永遠無效。一點小小的堅持是無害的。

不論是誰，都不准一整塊地吃切了的披薩。這裡指的是從任何一個點開始，隨心所欲地咬下一口。你得先吃白色的起司，然後吃綠色的蘿勒，最後—不過也只有最後，才能吃餅皮和番茄醬汁。每年應該還會過三百六十五次的巧克力日。或許，這項措施比較不會那麼令人不舒服。任何擁有室內恆溫調節器的人，或自認為你有這東西的人，也別指望他仁慈。要麼關掉，要麼就把它開到最大，因為不冷不熱的溫度不存在。

鐘塔都必須配備有自動吹泡泡的機器。要在星期五和星期一有綿延不絕的肥皂泡泡以宣告週末來臨，或慶祝一週開始；只要財務許可，在元旦、每個分點（即春分、秋分）和至點（即夏至、冬至）或每隔一段時間都要放煙火。

他自己去學校。上學和回家的十分鐘，是他僅有的二十分鐘自由時間。他們問：「你們不怕嗎？」怕呀！很明顯的，一整天都提心吊膽。不過，每當背起背包出門和回到家時，安德烈臉上總是掛著微笑，所有的擔心都得到了補償。因為自由並不是只需要能呼吸和有一顆跳動的心，那樣是不夠的。

當然，自由也不是不用付出代價，我們必須簽署責任聲明。我們知道，不管是對老師們、警察、其他市民，還有所有歐洲的汽車駕駛人，以及路過此地的觀光客，讓一個自閉症的孩子自己上學不是個小問題。

五月底的某個晚上，我無法入睡，想起幾天前安德烈發出的吼叫。在遇到某些挫折後，他在屋子裡四處遊蕩，非常不安定。我不停地問他有沒有事，他奇怪地抓住我的肩膀，用從沒有過的眼神盯著我看。他張開嘴，發出一聲吼叫，那吼聲像是穿越了時空，綿延數天。感覺像是聽見他在說：「我沒辦法，我沒辦法，我沒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