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一

《五經》是個後起的概念，是有文明、文字、聖人以後的產物。中國的《五經》就像多數文明最早期的聖經，如印度的《吠陀》、希伯來的《舊約》一樣，其起源皆杳杳渺渺。它就像該文明的語言或人種本身存在的性質一樣，存在就存在了，很難再往前追蹤。早期的經典多帶點神祕的整體的涵義，它呈顯了詩意的、神話式的表達方式，它的意義的定型化和文明的建制脫離不了關係。 中國的「五經」一詞已蘊含題材與體制的分工：《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它的分工相應於文明的分工，是文明草創時期形成的經典。《五經》經由神話時代傳說中的聖王整理，成為儒家文化的基礎。整理經典的聖王通常介於史實與非史實之間，他們不像更早期的文明的建制者多為集體意識的幻構人物，如燧人氏、有巢氏等，但《五經》聖人的史實多半也是象徵性的，原型的意義大於個體的意義。如與《易經》相關的伏羲、與《尚書》相關的堯舜、與禮制相關的黃帝等，這些聖人的意義都不是個體的，恐怕也不是歷史的，我們如分析伏羲、堯舜、黃帝的性格， 不難發現它們帶有相當濃厚的原型象徵之意味。

──〈導論：《新五經》的時代〉，《從五經到新五經》p.9

書摘二

我們舉朱子注《論語》「莫我知也夫」、「吾道一以貫之」、「子夏之門人」諸章，勾勒出朱子注經的基本立場：注重特殊中最終的同一（太極、理），但同樣注重太極落在具體事物中顯現出的具體之理，具體之理一定是差異的。「萬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萬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是一理。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只是空想像。」 「理」固如此，「仁」亦如此， 「義」亦如此。 推之千德萬德，莫不如此。朱子的「理世界」乃是「統體一太極」滲透到各種層次的「所以然之理」，一—多、同—異交融的世界。但就學習的程序來看，卻只能由細碎雜多之理，逐步攻堅，最後才有玄秘的朗現全體之妙境，這是條迢遞悠遠的旅程。

──〈「積累」與「當下」――時間隱喻下的經典詮釋〉，《從五經到新五經》p.69

書摘三

理學家強調感與仁的關係，他們所說的感不會止於特殊的感官之外攝作用，而是全身之感，全身皆化為知覺作用，皆是心氣流行之場，仁者道德意識的流行會在實踐者身心內部釋放出強烈的訊息。我們有理由宣稱：「仁」這種道德是種真正的「生命之學問」，因為它不是空洞的道德意向，也不只是嚴格的道德法則之賦予者，它是帶動行「仁」者全體存在之意義的呈現活動：仁體在每一條經脈，在每一氣機中引發共鳴，共鳴的波幅擴散到全身每一角落，所以程明道才會說出底下另一句名言：「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惻隱之心是仁，「腔子」是身體，「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意指「滿身是惻隱心」或「滿身是仁」。

──〈理學的仁說──一種新生命哲學的誕生〉，《從五經到新五經》p.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