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拜新詮》緣起

我從小受父親的影響，愛讀舊詩，尤其喜歡律詩。父親的書櫃中擺滿線裝書，但也有少數一般書籍，其中有一冊曾經引起我的短暫注意，裡頭的七言絕句讀起來很像中國舊詩，但有些文字內容感覺很陌生，不像舊詩中會用到的，而且好像還有我看不懂的外文。現在想起來，應該就是《魯拜集》。

我從初中二年級開始寫一點舊詩，也曾嘗試填詞，但偏愛長調，尤其喜歡《沁園春》及《鳳凰臺上憶吹簫》。當時年紀小，寫的是什麼東西已經記不得，只記得曾有「白頭春苑晚、黃葉漢宮涼」兩句。後來負笈來台，考上了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入學前的暑假上成功嶺受軍訓，讀《宣和遺事》和《靖康傳信錄》(中華書局合訂一冊) 後，忽然有憂國憂時的感傷，於是提筆寫了十首七言絕句。之後整整二十年，一直到研究所畢業，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回台大任教，都未曾再作詩。但小時候讀過的舊詩，幾乎全都記在心裡，吟詠起來也有當年熟悉的音韻感觸，而且腦中常會想起某些背過的詩句。

1994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讀到父親的一首律詩，忽然有作詩的衝動，於是中斷了二十多年的嗜好，一夕之間重新撿拾回來，心中有莫名的喜悅，之後慢慢累積了一些作品。2008年到香港中文大學參加國際翻譯會議，用英文發表了一篇文章，試圖探討用中國舊詩的格律及規格來翻譯有韻英詩的可行性。後來陸續嘗試翻譯了一些，但也沒有找到非得用舊詩規格來翻譯的對象，直到書林出版社的蘇正隆先生知道我有這方面的興趣，送了我一本黃克孫先生翻譯的《魯拜集》。回到家中打開一看，瞬間回到五十年前的光景，再度站在當年父親的書櫃旁翻閱那本感覺很陌生的詩集。冥冥中一切好像上天的安排，讓我與兒時的好奇心再度連結，彷彿父親為我指點出一個方向。

有一天下午我讀黃克孫先生的翻譯時，忽然詩興大作，也想用七絕的格式來詮釋奧瑪珈音 (Omar Khayyam)。於是便提筆嘗試，果然一下子翻出了兩首。當下開始猶豫自己是否該試著把一百零一首全部翻出來。我仔細讀了黃譯的幾首詩後，心想無論如何都該試一試。開始翻譯時，邊讀費氏 (Edward Fitzgerald) 的英文譯文，邊參考黃的絕句。很快就發現此一模式非常不妥當，無論思路或文字都受到箝制。於是從第五首開始只看費氏的英譯，等到我的絕句完成後再回過頭來拜讀黃的譯文。此法果然奏效，譯筆從此一路解脫，譯文如脫韁之馬，一躍而進入舊詩的境界，幾乎立刻連上之前讀過的典律，而且結果與黃氏的作品截然不同調。相信讀者讀到第五首以後也會覺察到此一超脫的快感。

《魯拜集》的中文翻譯不下數十種，除了兩種是從波斯文直接翻譯成中文外，其餘幾全依賴費氏1889年的英譯本，而且迄今只有寥寥幾種是用七言絕句的格式來詮釋，而其中除了黃克孫先生的翻譯廣受好評外，其餘的都不算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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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決定使用七絕的格式來翻譯的另一個原因是讀過郭沫若等人用現代白話文字翻譯的部分作品後，覺得內容大抵都正確，含義亦與原文相差無幾，但讀來索然無味，沒有詩的動人感覺。這容或有點主觀，但現代白話中文沒有英文文字本身的抑揚音律，而且簡短四行，缺乏足夠的文本空間來建構複雜的文字張力以替代格律產生的效果，因而沒有韻律很難成詩，所以所謂新詩絕大多數都超過四行。下面我用張鴻年很成功的一首白話翻譯來跟我譯的絕句「淼淼忘河」作一對照：

看這漫長的路上絡繹不絕的旅人，
可有一個回來答一聲我們的問訊？
當心！在這陰陽兩界交叉的路口，
切勿遺下什物，去後再也無法回身。

淼淼忘河日夜催
煙波曾載幾人來
停車莫入森羅殿
飲馬泉臺總不回

不過用中國舊詩的外表來套《魯拜集》的最大問題是無法時時刻刻像用白話文一般忠於原作。與其說是翻譯，毋寧是再造。《魯拜集》(The Rubaiyat) 原意是四行詩，似乎四行押同一韻。作者奧瑪珈音用的是波斯文，經費氏先後挑選其中一百一十首翻譯成美麗的英文四行詩，一、二、四句押韻，非常類似中國的絕句。費氏的譯文前後經歷過五個版本，內容經過幾次不同程度的修訂，有少數詩的修改幅度較大，最後以一百零一首傳世。費氏在他的註解中曾說過《魯拜集》的很多首詩只能透過神祕主義的方式了解，此外無從解讀。另一些則僅能止於字面意義，無法延伸(見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ed. Christopher Decker，頁66)。

由此可推測原來波斯文的意義可能也存在若干彈性解讀空間。我不懂波斯文，在好奇心驅使下對照了包括 Shahriar Shahriari 等直接從波斯文譯成英文的樣本以及其他人的英譯本，發現同一首詩經過翻譯後可能真的會改頭換面。費氏顯然也努力將《魯拜集》以英詩的「絕句」(quatrain) 形式再現，使得英文版的《魯拜集》讀起來就像傳統英詩，而不像英譯的波斯文。費氏的譯文也因而傳誦千古，至今成了英文文學的經典。方瑜及宋美華等學者都留意到黃克孫的譯文注入了不少常見的中國「文化語碼」，諸如「汴湘」、「華表」、「羲皇」、「銅雀臺」等。

其實黃先生和我都不約而同使用了「內化」的翻譯技巧來處理原作的文化「意符」(signifier)。所謂「內化」不外是一種「文化轉移」。黃先生和我都用「蘭陵」來比喻美酒，用「汨羅」比失意，用「白駒」比光陰。此外，黃先生還用了李廣山南射虎等典故，我則用了「邯鄲」、「諸葛」、「武陵溪」、「北邙山」、「森羅殿」等來表達適當的意旨。「內化」其實相當於翻譯學所說的「本位化」(localization)，有時候是必要的「文化轉移」，能在譯文中產生等同效應 (即Eugene A. Nida 所謂之equivalent effect)，但用在文學翻譯上極有可能拉大與原典的文字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