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開的時候／范雲
 
三月十八日那天傍晚，立法院濟南路抗議服貿的晚會，我剛好在場。會參加的原因，是因為前兩天在臉書上，看到包括民主平台、婦女新知、勞工陣線等我所熟悉的社運朋友們孤單地在立法院前靜坐抗議，心裡不忍。於是，我決定前往支持。到現場時，看到群眾大會人數未過五百，很擔心兩岸服貿協議就這樣船過水無痕。沒想到晚上九點多後，瞬間豬羊變色。當我再度回到現場，聽說有一群學生與NGO朋友衝進了議場，我就知道這件事情有了希望。從那時起，因緣際會地，我投入了這場運動，也因而看到了太陽花開的美麗。
 
太陽花運動當然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幾個民間組織對議題的長期引領，抗議期間五十多個公民團體的支撐，以及台灣社會跨世代民眾的參與，都扮演了相當重的角色。但同時，我們也明白，這場運動如果沒有學生，其動員力道以及社會關注程度不會如此強大。對我來說，太陽花運動是個以青年運動為基底的跨世代公民運動。
 
相似的政治機會，不同的民主意義
 
我有幸參與的這兩場運動，野百合與太陽花，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刻，卻都面臨極為相似的政治機會結構：原該扮演領導角色的反對黨動員失能，執政者又有著嚴重的內部矛盾。
 
野百合運動面對的是國民黨威權下的領導繼承，但當年的反對黨民進黨對於台灣首位本省籍總統李登輝有情結，沒有強力抗爭，學生只好自力動員，持續抗議由不具民意基礎的老國大選出總統。同時，國民黨內部有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矛盾，學運因而在此政治機會中，獲得了亟需民意正當性的李登輝承諾民主改革。
 
太陽花運動發生在執政者罔顧民意與民主程序強推服貿時，反對黨同樣地並未發揮強力功能，學生與公民社會也只好自力動員，強行抗爭。同時，在政治機會上，也因為國民黨內部馬王的政治矛盾，學生在立法院並未被驅散，王金平院長選擇出面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