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下子我真的要挨揍了。

保羅‧赫茲斐放慢腳步，思忖著是否要過馬路。幾公尺外就是外頭搭著鷹架的租賃公寓，以及因為安全理由而封閉的人行道。在有遮棚的人行道前方，到工地的必經通道，一群工人正等著他。

一共四個，其中一個比其他人都壯，手中拿著鐵鎚面露微笑。

該死，為什麼他們今天也要工作？

赫茲斐沒有想到這種天氣居然還要工人上工？極地都要比柏林的二月舒服多了。這個時節幾乎沒有陽光，街上因此覆滿白雪，這裡的建材行多半是以賣雪鏟起家的。天氣預報沒有說嗎？為什麼這些白痴已經在工地工作了？不會太早嗎？

如同往常，當赫茲斐上班時，太陽還沒有出來。自從當上聯邦刑事警察局的首席法醫，他四年來幾乎總是一早就走進解剖室，從來沒有遲到。雖然早上的會議預計從七點半開始，他還是早到了。對他而言，早上七點半開會實在很荒謬，特別是對一個從婚姻失敗後就投入於柏林夜生活的單身漢來說。

好像屍體不能等人一樣，趕去搭地鐵前，當他站著匆忙啜飲咖啡的時候，時常會這麼想。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聯邦刑事局龐大的工作量只會讓他不得不變成一隻早鳥。光是今天，就有六具屍體在冷藏櫃等著他。

光是看一看報紙，就知道世界越來越暴力，關於這點，不必在特勤單位的「重案組」工作就可以知道。當凶殘的殺人案發生時，這個特別單位就要介入法醫的鑑識。

今天終於有機會好好展現我的解剖能力了。當赫茲斐走近那個男人時，心裡這麼想著。他感覺小腿一陣抽搐，差點沒摔倒。他緊張地在大衣口袋裡握緊拳頭，指關節的疼痛使他憶起昨天突然的暈眩，就連他自己也很難解釋為什麼會這樣。通常他都能夠應付，這是他的專業的必要條件。即便遇到極為凶殘的罪行，也必須保持冷靜。他向來以自己的這個特質自豪。直到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