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文1
 
一封安寧病房體驗的邀約
 
「If I do not wake up tomorrow...」我曾寫過這樣一首詩給我的孩子們。我希望如果那一天真的來臨，我的小孩能讓神和他的父母都感到榮耀；我希望他們好好照顧他們的母親，但是不必要住在一起，保持一種生活上的距離，以減少摩擦，而能永遠保持心靈上的親近；我希望兩個孩子可以互相照顧，紀念他們的父親。
 
我是一名癌症醫師，二、三十年來，我的工作就是協助生死邊緣的病人與家屬，在身、心、靈求取最大的利益與平靜。求生有勝算時，用盡一切手段延長他們的生命；死亡已不可避免時，給予慰藉和支持，讓他們在道別之前，盡可能不帶著痛苦與遺憾上路，因為協助病人平靜地離開也是醫師的天職。
 
帶著遺書上班
 
我時時面對著他人的死亡，那激發我對工作的熱忱與慎重，對生命的想像與好奇。「時機成熟時，我們就會拋棄肉身，擺脫病痛、恐懼和人生的煩惱，逍遙自在，宛如一隻飛回上帝身邊的彩蝶。」我也常思考，我們是否可以如生死學大師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bler-Ross）的這般堅定信仰。
 
很長的時間，我身上都帶著遺書上班。我認為，男人年過四十後，就應該有這樣的「風險管控」意識。特別因為我一直有高血壓的毛病，也有慢性Ｂ型肝炎，長年以來都必須用藥控制。
 
Ｂ型肝炎，在台灣早年主要是母子垂直感染，但可能也是很多外科醫師的「職業災害」。早年，醫師開刀防護沒有那麼周密，在手術過程中不小心劃傷自己是家常便飯。在我還是住院醫師時，某一次跟老師的刀，不小心遭手術刀割傷，反射性大叫一聲，結果老師笑著喝斥：「病人肚子那麼大的傷口都沒有叫，你叫什麼？」
 
醫師手術受傷不只沒有喊痛的權利，在那個還沒有疫苗、沒有抗Ｂ型肝炎免疫球蛋白，而台灣Ｂ型肝炎帶原率極高的年代，有不少醫師就可能像這樣因為傷口的血液與病人的血液互染，被病人感染了而不自知。我猜測，自己也極可能是因此染病。
 
我很早就有生命風險的準備。在婦產科後半段的生涯，又以照護癌症病患為主，一直希望能為臨終前的病人做更多努力，為推廣安寧療護的觀念和精神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