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論在二十世紀末葉裡由物理學及天文學者的共同努力已趨近完善；形上學的另一支：存有學，在經過現象學派、存在主義者、解構主義者乃至東方的二十世紀中國、印度、日本哲學家的追尋裡，我們開始有一個可為其最終理論構畫的可能。換言之，在關於未涉及生命存有境況一問題的「世界的圖像與構造」被物理學界描繪之後，我們所關懷的終極問題：生命存在與存有界的「世界的圖像與構造」之最終理論就極需由哲學家來完成了。

實際上，若缺乏西歐哲學自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以來的各種方法論之發展，或是缺乏二十世紀的各種人類學、符號學、心理學、宗教學、物理學、生物學、天文學的發展，哲學家要思考存有學的最終理論是缺乏充足條件的；當然在二十世紀中之各國（中、德、英、法、印、日、韓、荷、美、奧、藏）的哲學史資料能充分地在大學或書局、圖書館中交流和被閱讀亦是極為重要的。

這樣地充分交流乃使得哲學家能充分地運用各種前人對時間、空間、存有者之間的諸關係作出考察；尤其是在亙古困擾哲學家們的靈魂存在與存在境域和宇宙時空之間的終極問題考察。這個自柏拉圖、耶穌、佛陀、孔子心中就深思的問題，足足困擾了世人與哲學家們二千多年。

舉例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在朱熹的所有著作裡，因為受限於概念、範疇上的使用以及語言句法未具備後設分析的充分工具、以及缺乏現代心理學、物理學、生物學、精神科學、現代醫學的知識基礎；這使得朱熹的思辨和寫作無論再如何精密亦難以擺脫其概念系統中所造成之意識型態的支配。

即使，朱熹的哲學思想對「仁、理、心、道、氣、性、命」作了極深的推論和思辨，然而卻未能思考存有與存有者的問題，亦未能思考研究存有者的各種純粹關係。我們不得不承認，就先秦諸子所保留的哲學文獻對於哲學家思考上的運用而言，仍然缺乏了許多的工具，同時討論存有的面向亦過於單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