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臺北社會，就是中國皇權無力貫穿到基層，地方的紳、商因而相互合作，並且光明正大形成權力的空隙。這個中華帝國統治下的臺北三巿街，本文因此稱為「地方社會」。地方這二個字，還兼蘊人文地理學的理論意義，借用段義孚（Yi-Fu Tuan）對於地方（place）和空間（space）兩個概念的界定可以理解，地方是由人類經驗賦予「意義」的安全且封閉性處所，空間則未被賦予完整意義而呈現為危險的開放性處所。 在清帝國，不朽而遙遠的皇權雖是不可挑戰，但卻是「虛」的象徵權威，而是由紳商將官民銜接起來，運作出「實」的秩序意義，此即本文稱之「地方」社會的原因。
 
空間的概念則反之。空間不被認為有意義，甚至被現代科學視為清澈透明、空無一物、等待填充的背景， 因此，「空間的作用力」在歷史、哲學、政治等研究領域之中，一直不成為問題。空間純淨假說，在1970 年代受到法國思想家Henri Lefebvre批判而開始被質疑。Lefebvre 指出，就因為空間被認為是空無一物、不具意義，因此人類在認知上也就不設防，其結果，統治權力反而隱匿在空間的配置之中進行。 因此，結合段義孚、Lefebvre的理論，本文試著指出，「沒有意義附著」的空間，是一種近代統治術的工具，並且是一種歷史的過程，因為「空間」必須將原本附著的「地方」意義剝除，才能為統治者所運用。
 
空間批判的理論，提醒我們去觀察近代帝國的統治對象，必須是空間而不能是地方。因此，日本帝國對臺灣的都巿治理，必須重新整編舊社會的「土地與人民」，而將之吸納為「國土與國民」的架構。近代國家在對土地空間的制度性改革，無非就是在製造「均質連續空間」的國土。 這種空間，在歷史上就以公共的（public）、客觀的（objective）面貌呈現，正是伴隨著標榜科學理性的近代國家、市民社會而來，甚至也大量出現在西方國家經營的殖民地之間。 因此，中華帝國治下的臺北地方社會，到了日本帝國的近代統治之手，必然就是等待消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