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患仰起臉，用近乎哀求的眼光望著宋瑞樓，他在期待什麼？無非是「你的病一定會好起來」之類的保證。宋瑞樓也很清楚這一點，只是⋯⋯看看眼前這幅熟悉的畫面：眼角泛黃、肚子又硬又突，多麼典型的肝硬化、肝癌末期病徵。宋瑞樓心裡明白，他的病情只會一天天加重沒得救了；但是，你要怎樣開口告訴眼前這名年僅四十多歲，育有一群兒女的父親？
 
宋瑞樓猶疑了一會兒，低聲囑咐一句「安心靜養」，便匆匆步出病房，心頭卻始終揮不去沉重的無力感。天天面對這種場面，真是太令人傷感了；然而，另一方面，卻也更加強化他迎戰肝病的決心。「究竟要怎樣才能早期發現肝硬化、肝癌？我腦筋裡始終沒停過這個難題，」宋瑞樓回憶。
 
懸壺之夢
 
宋瑞樓出生新竹，從小長在醫師世家，個性溫文，而且天生就帶有一些社會主義的傾向，看到班上家境差的同學下課後有忙不完的家事田工，他都會暗自難過，隱隱覺得大家應該平等才是。
 
家庭背景再加上心底自發的同胞愛，行醫一直是宋瑞樓的志向。進入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醫學系，接觸到各門基礎醫學，他更加熱愛這條路，期待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利用先進的科學方法來為人治病。然而，進入臨床實習階段後，宋瑞樓很驚訝的發現：基礎醫學課堂上學來的那些實驗，其實很少能貼切應用到臨床診斷上；更令人沮喪的是，很多疾病，所謂的現代醫學根本沒有對策。簡單的說：1940 年代台灣的醫學根本不能算是科學。
 
外科是唯一的例外。
 
在那個年代，外科醫師最具有「把病人從死亡線上搶救回來」的本領；而醫學生心目中的英雄也一直是外科醫師。除了「外科具有救人本領」之外，宋瑞樓的羨慕也有部分源自家庭背景。「事實上，我父親原本希望我走外科。他是全科醫師，外科也去過一年半，也會開刀。但自從全身麻醉技術出來後（外科不能兼做麻醉），開刀他就沒有份了。他的病人送到新竹、台北開刀時，他常會跟在旁邊看，大概是很感興趣。所以很希望我當外科醫師。」
 
抱著這樣的期待，宋瑞樓在醫學生時代就很留意外科的動向，找時間就往外科跑。然而，幾次實際經驗卻令他斷了這個想法。「我身體不太好。開刀房裡面很熱，我一進去，才待了差不多十五分鐘，就受不了跑出來。那時候我就知道，自己當不成外科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