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古典公共選擇顯然太過強調理性無知，當然，還未到太過分的程度。根據任何絕對的標準來看，大眾的平均政治知識水準都很低落，不到40％的美國成人知道本州兩位參議員的名字，知道兩位參議員所屬政黨的人又更少一點，這點意義特別重大，因為政黨是經常在媒體露出的資訊。大部分民眾忘了—或從來沒有學會—所有公民課程中教過的基本知識，與不變的事實。大約有一半的人知道每一州有兩位參議員，卻只有四分之一民眾知道他們的任期多長。可以預見的是，即使是備受矚目的議題，民眾熟悉政客投票記錄和政策立場的比率接近零，記得跟政策無關的有趣主題的比率卻很高，就像德利．卡匹尼和史考特．吉特說的一樣：
 
1992年的總統大選中，89％的民眾知道副總統奎爾曾經在競選活動中，痛批電視連續劇《風雲女郎》女主角甘蒂絲柏根，卻只有19％的人，能夠說明前美國總統柯林頓的在環保議題上的立場⋯⋯86％的民眾知道前美國總統布希的狗叫米莉，卻只有15％的人知道兩位總統候選人都支持死刑。談到電視影集《民眾法院》（People’s Court）主角韋普納（Wapner）法官的人，比談到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柏格（Warren Burger）或芮恩奎斯特（William Hubbs Rehnquist）的人還多。
 
這點正是理性無知的邏輯引人懷疑的地方，在選擇要了解攸關政策明智的枯燥事實，還是了解無關緊要的花絮小事上，民眾多半會把時間放在後者。理性無知具有直覺與實證上的吸引力，保證會得到學術界的重視，但是要把理性無知變成古典公共選擇的基石，卻需要一個額外的賣點：就是顯然能夠解釋民主失靈的能力。想像有一位選民終身自閉在一個房間裡，完全跟小牢籠以外的大世界隔絕，他可以得到終身供應的飲食，卻沒有半扇窗戶，牢籠裡有單向通話的對講機，讓這位選民可以把他的偏好，告訴候選人，候選人卻不能跟他談話。每隔四年，這位選民可以表明他支持兩位候選人中的那一位，他知道自己可以決定勝利者，卻無從發現候選人過去的政績或未來的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