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明式家具從香港走向世界

黃天
    
談明式家具，豈能不談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正是從王世襄開始。
    
奇人而有奇才，暢安先生玩物不喪志，能將各種絕活逐一撰著，出版成《說葫蘆》、《蟋蟀譜集成》和《北京鴿哨》，又有專文〈獾狗篇〉、〈大鷹篇〉等“舊玩意書”，教一眾傳統學者瞠愕，但又不能不折服。而王世襄先生震撼全球文博界的絕學，就是對明式家具的研究，突破前人，開創出“明式家具學”，掀起購藏熱潮。
    
抗日戰爭後期，王世襄先生間關入川，隨梁思成先生來到李莊小鎮，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他在梁思成的指導下，用心地研習了《營造法式》，特別是有關小木作的篇章，同時又埋首鑽研《清代匠作則例》。這樣的學習，是對古代木工作法的一次深入瞭解，為日後研究家具的結構和裝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抗戰勝利後，王世襄先生回到北京，即時將目光投到硬木家具上。但他查找資料，僅見剛於1944年出版的古斯塔夫‧艾克著《中國花梨家具圖考》（Gustav Ecke, Chinese Domestic Furniture），而中文專著則付闕如。王世襄先生不禁慨歎：中國的家具研究竟由外國人來撰寫指點。出於民族感情，他非常不服氣，立志要寫出一本更加完備的中國古代家具書，補此空白。
    
決心既下，馬上行動。首先是搜訪家具，城裏城外，曉市舊攤，古玩店肆，都有他的足跡。遇有心頭愛，或是可資研究的器具，都傾囊購取。那個年代，社會落後，生活窮困，家具購下，王老還要自己當搬運工，將笨重的硬木家具，捆在自行車的支架，運回東城芳嘉園。
    
好不容易，搜藏得各類几案椅桌、牀榻櫃箱，堆滿一屋。王世襄先生一面觀賞，一面研究；時而拆卸，時而組合，遇有疑難，求教名工巧匠，歷四十星霜，中經“反右”、“文革”等多重磨難，終於著成巨作《明式家具研究》。
    
但全文三十萬字、黑白圖加綫圖共四百餘幀，其篇幅是夠大的，印製成本當然不輕，加上這是一個非常陌生的選題，以改革開放初期內地出版社的資金和印製技術來盤算，出版社皆望而卻步，不敢貿然開動印刷機。
    
眼下書稿擱在紫檀大畫案上，王老心緒難安（與其字暢安適得其反）。正當暢安先生日夕愁悶之際，伯樂飄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