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期間，香港報業經歷了最黑暗時期。淪陷期間繼續出版的報紙，只能仰人鼻色。在日本當局嚴密監控下，當年的報業從業員，包括社長、主筆、編輯、記者、副刊作者等等，每天工作都如履薄冰，然而，他們之中不少人仍能不顧安危運用編輯和文字技巧，在報紙上諷刺日本，把不利日本的戰事訊息用迂迴筆法寫出來，鼓舞同胞。
 
本書主旨是以香港《華僑日報》作為個案，研究香港報紙在陷日期間如何走上附敵（附逆）之路，到後來，又如何在言論上曲線反日。香港淪陷距今七十多年，很多當事人已去世，然而，三年零八個月的報紙仍然可在圖書館查閱得到，當年的國民政府檔案和英國殖民地部檔案，也能找到一些相關資料，加上幾位老報人的口述歷史，基本上可以幫助還原當年的歷史。從中，我們發現香港淪陷期間的報人，像其他淪陷區的文化人一樣，不得不忍辱求存，發表附和日人的文章，但又能表現出「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民族氣節，因此，當年報紙上出現很多既附日，又反日的矛盾言論。
 
附敵的《華僑日報》熬過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據時期，但卻避不開戰後國民政府以「肅奸」為名的追剿行動，這也是本書研究的其中一個重點。
 
筆者研究發現《華僑日報》第一篇附敵社論發表於1942年1月8日，香港淪陷後的第14天，社論歌頌日軍「把香港人從英國帝國主義的奴隸身份拯救出來」，但同一天，《華僑日報》的副刊卻出現懷緬祖國的文章，這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兩面手法言論，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日子裏，經常在《華僑日報》出現，開始時文字寫得比較隱晦，但隨着日軍在太平洋戰役中節節失利，《華僑日報》反日言論愈來愈明顯，無論是社論還是新聞標題，屢現「日本生死存亡」，「日本岌岌可危」……等字眼，報社負責人多次因言論出位被日本當局召見申斥。
 
筆者研究又發現，香港淪陷半年後的1942年6月1日，是香港報紙全面附日的開始。從該天起，全港報紙合併為6份，理由是白報紙短缺，但日本當局主要是要透過報紙合併，以便更容易控制輿論，當時日本本土也是透過這樣的合併去監控國內的輿論。即使日本當局實施嚴厲的新聞檢查，《華僑日報》都能在夾縫中發揮反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