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摘錄）
 
一、漢語基督教小說的翻譯與創作
 
十九世紀，隨著歐美各國的擴張，基督教傳教運動蔓延全球，這差傳運動與宣布、傳揚「天國」（Kingdom of God）的降臨密切相關，而天國的概念既涉及世界末日的來臨，又與改變人世現狀的訴求逐漸結合。在十九世紀的自由神學思潮中，「天國」常被詮釋為理想基督教社會的建立，即使其基督教色彩依然濃厚，但該理想已經變得世俗化。他們認為天國的實現，可藉由社會進步、發展及富庶達成。至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北美工業城市興起的「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更以天國為焦點，社會福音不僅關注個人的得救，同時著重社會的轉化及救贖。即使神學和宗派背景各異的傳教士對「福音」內涵的理解不盡相同，傳播天國的福音始終是他們遠赴中國的核心目標，例如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傳教士紀好弼（Rosewell H. Graves, 1833-1912）明言：「今且全球五大洲幾無一國不獲聞耶穌福音，而以方言翻譯聖經，亦已逾四百種。……而如此傳佈者，實因其是萬國應共率循，萬民悉莫能外之世界唯一真道。」
 
1807年，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來華，揭開了基督新教在中國傳教運動的序幕。從基督新教來華開始，一直到清朝覆亡（1807-1911）之間，不少西方來華的傳教士致力參與文字出版的工作，其中翻譯西方的基督教著作成為關鍵的傳教策略。晚清時期，傳教士譯著的作品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分別為敘事文學類，以及神學思想與崇拜禮儀類，前者主要包括《聖經》故事、宗教寓言、基督教兒童文學及基督徒傳記等，後者主要包括護教書籍、講道集、靈修作品、教義問答、信仰聲明，以及規範崇拜禮儀的《公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等。翻譯本身更是極為複雜的多元系統，作者、譯者、讀者、文本、社會、歷史等因素互相制約。譯文往往受以上種種錯綜因素影響，我們也可把翻譯視為對原著的一次重寫或改寫（rewriting），即是對源文本（source text）的重新解釋、改變或操縱（manipulation）。因此，翻譯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大量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之間的溝通和交流，這一點在來華傳教士的文學翻譯中得到了充分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