醬缸中的蛆蟲：不是醜陋，而是卑賤！
 
我到台灣訪問時，雜文家柏楊已經去世，我無緣與他見面並向他表示感謝—他的作品是我少年時代精神啟蒙的引信。
 
若要列舉中學時代對我的價值觀的形成最具影響力的書，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必定是不能漏掉的一本。在八十年代末喧囂與騷動的中國，那本印刷和裝幀極為粗糙、或許是盜版的《醜陋的中國人》跟蘇曉康的《河殤》、何博傳的《山坳上的中國》、劉曉波的《審美與人的自由》、金觀濤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等書一起，並排放在我的枕邊，時時加以翻閱。這些書點燃了我對自由和正義的渴望。柏楊說：「中國人，是一個迷失在濃厚醬缸裡的族群，需要警醒。」他描述的中國人的種種醜陋面，都在我身邊真切發生。「醜陋的中國人」是二十世紀末的「知識人」在沉痛反省之後，向自己民族所發出的一記刺耳警鐘。
 
在沒有網路的時代，我歷盡艱辛，找到所有柏楊在中國出版的著作。如果少年時代沒有讀過柏楊那嬉笑怒罵、汪洋恣肆的雜文，我或許不會那麼早從中共的愛國主義洗腦教育中掙脫出來。前輩作家王鼎鈞評論說，柏楊本是小說家，首創以長篇小說的手筆寫雜文，塑造中心人物，組織邊緣情結，使「亂臣賊子懼」而有娛樂效果。從十五歲起，我從刻意模仿柏楊的雜文寫法，邁出了文字生涯的第一步。

沒有在柏楊生前與之見面，是我的一大遺憾。如何彌補未能與柏楊「同遊」的遺憾呢？我去了台南的「柏楊文物館」，也去了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中當年的監舍「綠洲山莊」。我步入柏楊做過的那間牢房，炎熱的六月，火燒島真如火燒。我在人權紀念碑上看到了柏楊手書的那句痛徹肺腑的話：「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被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於我而言，向柏楊致敬，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寫一本跟《醜陋的中國人》相媲美甚至超過它的書。從下筆第一篇文章，到結束最後一篇文章，中間橫亙著十九年時間，這本書，就是《卑賤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