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先生】
 
胡適之先生的明澈清朗，光耀文化界的聲譽，大家都承認的，但是他不能在哲學、文學方面有真正的建樹，也正如同他的成功方面一樣，是時代所限，也是他個性所限。五四運動的號兵裡，胡適之是最幸運的一個。李大釗、陳獨秀所遭遇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但是這也許在個性上就含有這悲劇的因素。在一九一七年胡適之、陳獨秀提倡「新文學」之時，胡適之給陳獨秀的信，是這樣寫的：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但是陳獨秀的回信則是如此：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的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討論之餘地，必以吾人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這裡可以看出胡適之性格的沖和、寬大與平正，陳獨秀性格之凌厲、獨斷與偏激，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胡適之性格上之矛盾性與妥協性，他的一方面說「不容退縮」一方面又要「容他人之匡正」，實是具有矛盾與妥協的傾向。我想這與以後胡、陳兩個人生命發展的不同是極有關係的。但在白話文運動勝利以後，堅守這個勝利的信仰的，胡適之似乎比誰都澈底。諸凡周作人、周樹人、錢玄同、劉半農等等，好像以後都寫過文言文與哼過舊詩，陳獨秀最後著作是有關文字學，記得也是用文言文寫的，獨獨胡適之，他始終不再寫文言文，也不再寫文言詩。他為傅作義寫陣亡將士碑，是白話文寫的，恐怕也是第一篇以白話文寫碑文的文章。他在抗戰時寄周作人的那首詩也是白話文。胡適之的白話文同他的字一樣，也同他的人一樣，「明澈清朗」正是他的特色，而他似乎也始終以這個「明澈清朗」為白話文的標準。
 
我碰見胡適之很晚，是他跟蔣夢麟第二次回到北大的時候，那大概是民國十九年或二十年吧。他在北大第二院講幾句話，好像是說，過去許多人想把學術做「姨太太」，這次他與蔣校長回北大，想把學術恢復獨立的地位。這話很普通，當時上海文壇上左派思想很時興，他所指的學術之做「姨太太」，就是做政治的「姨太太」。不過「姨太太」這字眼，在胡適之是一種幽默，可是學生們聽來很不新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