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息借洋款到對外公債
 
清代後期，中國進入了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內憂外患不斷。中央應付不及，地方遇事被迫自籌經費。1853年（咸豐三年），太平天國軍隊進逼上海，道台吳健彰緊急向洋商調借一萬三千銀元購買船隻應戰。這樁借款事後獲得朝廷承認。借款金額雖小，卻是個開端，代表故步自封的天朝已走到向洋人伸手借錢的地步。前例既開，從地方到中央，息借洋款的情形就開始普遍起來。
 
借洋款，除了最初的軍事需要，後來逐漸擴展至交通、郵電、賠款、償債與軍火採購等用途。對中國放款的洋商，主要就是列強所支持設立的銀行、投資公司或貿易商，如英國的匯豐銀行（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中英銀公司（British & Chinese Corporation, Ltd.）和怡和洋行（Jardine, Metheson & Company, Ltd.）、德國德華銀行（Deutsche-Asiatische Bank）、法國東方匯理銀行（Banque de l'Indochine）、比利時比國鐵路電車合股公司（la Compagnie Gééale de Chemins de Fer et de Tramways en Chine）、俄國道勝銀行（Russo-Chinese Bank，1909年後改名Russo-Asiatic Bank）及日本橫濱正金銀行（Yokohama Specie Bank, Ltd.）等。除了追逐自身利潤外，這些洋商也聽命於本國政府，成為對華政策的工具。
 
列強以放款作為影響與控制中國政府的重要手段，因此無不軟硬兼施，用盡方法爭取中國政府的借款合同。
 
不過，即使帶著背後的政治企圖，洋商也不會讓自己的資金冒險。他們勇於提供借款的原因，就在於中國政府可以提供充分且安全無虞的擔保。此一擔保，就是海關關稅。
 
海關關稅是中國各口岸被迫開放後新增的稅收；自開徵以來，金額不斷成長。自1861年的五百五十二萬餘海關兩，增加到1910年三千五百三十四萬餘海關兩，五十年間成長超過六倍，貢獻全國稅收約三成比例。
 
此外，中國海關稅務，在天津條約簽字後，即由外國代管，從北京的總稅務司到各通商口岸的稅務司，全由洋人擔任。因帶有洋務的性質，此一機構被劃歸總理事務衙門轄下，並不隸屬戶部。相較於中國的其他稅收，關稅的來源充足、透明度高，又不受干涉。以關稅償債或擔保，就不必擔心倒帳風險，因此，甚受洋人信賴。
 
多年下來，息借洋款，形成以關稅擔保或抵償的慣例。海關監督逐年逐月出具的「印票」備償，並作為借款合同的附件，還款後，再按月、按年一一摯回。這些印票，就是加蓋海關關防、可直接抵充關稅的執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