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叔青的歷史書寫，乃是以當代關懷介入歷史，並選擇性地再現歷史，而非透過人物與情節來描述單一國族（台灣）的線性發展。施叔青身為知識份子的書寫位置與書寫策略，有別於戒嚴時期的李喬與鍾肇政。李喬與鍾肇政在大中國民族主義的文化霸權下書寫台灣歷史大河小說，必須以建構清晰的台灣主體意識與認同來與之抗衡，以小說來建構台灣國族寓言，也樹立了台灣大河小說的典律。施叔青的三部曲顯示不一樣的視野與企圖，她不是持續強化台灣國族寓言，而是在三本書中用兩本書的篇幅寫日治時期與日本帝國式國族主義，唯有瞭解日本國族主義並將之除魅，才能開啟對台灣國族複雜而分杈、歧異的多重想像。「台灣三部曲」因而是去國族寓言：召喚再將之除去的日本國族寓言。
 
大河小說一詞源自法國文學對家族史與集體歷史書寫的稱呼，與三部曲一詞在台灣經常混雜使用。楊照指出，在台灣，大河小說卻有其特殊脈絡，指涉台灣歷史與在地台灣家族史的書寫，而書寫中國史的小說因此被排除在外。陳芳明也指出大河小說不只是描寫家族史的興亡，也牽涉到國族史的興亡。台灣大河小說「國族史的興亡」使其成為第三世界國族寓言的最佳範例。李喬所寫的「寒夜三部曲」與鍾肇政所寫的「台灣人三部曲」，其主題無疑是主人翁追求台灣國族認同的奮鬥，而此奮鬥是積極向上的。李喬與鍾肇政的大河小說以男性為中心，描寫三代家族史之線性傳承，以「大地母親」來謳歌女性，將女性固定在國族想像的「中心之旁」。換言之，以男性為中心，而其母親與妻子以堅毅的精神從旁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