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臺灣處於冷戰與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執政當局面對詭譎多變的國際局勢以及中共「血洗臺灣」的威脅，致力維持內部的團結穩定，消弭異己與任何危及其統治的思想言論。中華民國政府以政治正統與文化道統自居，在美國的卵翼下，以「自由中國」自許（相對於中共極權統治下的「紅色中國」），延續大中華「五族共和」的意識形態，強調族群融合，為了「避免敵人分化」，對於族群身分與本土意識頗為壓抑。隨著國際情勢惡化，本土關懷逐漸提升，相關的文學與藝術日益增長，與原本黨國體制下的主流意識形態漸行漸遠，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就是藝文界最明顯的例證。由於經濟與民生的改善，自由與民主的訴求益發殷切，施行多年的戒嚴令終於在1987年廢除，臺灣正式進入了自由開放、眾聲喧嘩的年代，對於不同族裔與社群的歷史、現況與未來也都有了更深入的體認與確切的期盼。這種時代精神有助於提升族裔意識以及相關文學的探討。
 
就華美文學在臺灣的引介與傳布，可以觀察到兩個方向：㈠ 比較早期是個別學者的引介，結合報章雜誌與出版社等傳媒，發揮了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以及廣為傳揚的普及之效；㈡ 就系統化推動而言，一般公認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在華美∕亞美文學研究的建制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研院歐美所的相關會議與論文集始於1990年代前半，但其實在那之前已陸續出現一些引介、論述與翻譯。猶記得業師朱立民教授多年前曾向我提到，湯亭亭的《女勇士》(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1976)名噪一時，他曾特地找來一讀，足見1970年代臺灣學界已注意到華美文學，只是尚未投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