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

5.0

2015/11/19

二十世紀以來，華人史學界或許是受到西化風潮的影響，原本重人事的紀傳傳統受到極大的挑戰，不論海峽兩岸皆然。新文化運動以來，先有梁啟超、何炳松等文人提出「通史」的概念，鼓勵大家多寫事，「打破將相王侯的歷史觀」，而在遷台後又受年鑑、後現代思潮的影響，「大歷史」、「史料當家」、「事件解構」成為學者研究的顯學；對岸的中國更不用說，馬克斯史學強調的是「歷史階段」，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其「積極、充分條件」，人只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罷了。這斯乎有些不妙，兩岸史學界對於「人」的研究似乎正逐漸淡化，這樣子作為表現人類行為的歷史學又算什麼呢？至少，在這本書的主題「通敵」上面，以上作法將會出現巨大的盲點。
相較於西方學界對於「戰後」、「敵後」這個領域的研究，亞太地區的相關研究顯然是不足的，特別是中國。或許正是前述史觀的影響，加上稍後的國共分裂，兩岸之間對於「抗戰」歷史詮釋的角力，讓這數十年來兩岸對於「抗戰」的研究許多都集中在戰場上。如果說對於「敵後」還有什麼論述，大多集中在「南京大屠殺」這個議題上，而且研究的重點也不是集中在活下來的人，而是那些不幸的戰爭冤魂。事實上「南京大屠殺」（甚至有「南京大姦殺」的說法）對於形塑中國抗戰的影響力實在太大，幾乎佔滿了一般人對於整個抗戰的認知；而至於1938年之後的故事，恐怕正如書中所擔憂的，「真相埋沒於歷史之中」。
這種擔憂也與史料不足有關。少了史料，年鑑學派最擅長的壯闊篇章將難以重現，也讓事實似乎落入只能用馬克斯史觀的那種簡單二分法來檢視，即大多數中國人民堅苦卓絕，而少部分頭殼壞去的才會去當漢奸。以研究歷史的角度來說，這種做法恐怕根本就犯了研究法的大忌，因為培根研究法代表成見的「四偶像」在此全員到齊：先是欠缺史料而自由心證的解釋，讓「洞窟偶像」一竿子打翻所有佔領區人民；再來是為了要強愛國與國共政權的正當性，這種英雄式的「種族偶像」從而否定了佔領區人民生活上遭受的精神壓力；而對於佔領區的缺乏瞭解，又只能從敵後特務工作的角度來看這段時間的歷史，形塑抗日版的「劇場偶像」；最後也因研究成果不足，於是只能利用前面的研究資訊，就形成勝利者式，人云亦云的「市場偶像」，最終讓歷史真相繼續遠離。
針對上面提到當前兩岸地區對於抗戰史研究的困境，卜正民老師的《通敵》提出了相當不錯的新研究方向。受限於中國的幅員以及資料搜集困難，書中不打算處理整個八年抗戰這麼長的時間以及場域，而是把時間地點濃縮在戰爭剛發生的1937年底，那些發生在長江下游重點城市的故事，並且藉由年鑑學派所謂的「歷史的泡沫」，也就是通敵者的紀錄來重新檢視這段歷史。
到底什麼是通敵？如同前面所討論的，只用單純的二分法、與敵人接觸與否這些簡易的根據恐怕都不是好方法，而作者採用的是西方學界目前研究納粹佔領區內的模式，即「在出現佔領當局所產生的壓力之下繼續運用權力者」，簡言之，就是「那些與敵人合作的人必須是使用權力的人，才能說是通敵」。這種分法雖然可能仍然會有些道德議題上的爭議，不過至少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在史料之中那些充滿道德批判的描述中藏著怎樣的實情。
比起1895年處理台灣接收問題的青澀，1937年的日本在處理佔領區的問題其實已經步入熟年，稍早的滿洲國雖然手法拙劣，但又提供了日本人一種更適宜宣傳的新佔領手段。於是1937年，在戰爭確定將擴大化之後即將進攻南京城的前夕，日本人開始自滿鐵、台灣等具備通譯中文人才的公司、地區找尋適合的宣撫人員。不同於滿州國建立時關東軍的角色，這時招募的宣撫人員刻意的以民間人員的身份登場，藉以形塑日本「親善仁慈」的形象，並且為「日支提攜」的口號背書。
但弔詭的是，宣撫工作雖然號稱是民間推動，但工作一開始推行，就相當（或說是不得不）依賴軍方特務機關的協助，宣撫人員才能基本掌握他們要「宣撫」地方的資訊，偏偏這時候日本軍在上海戰役之後軍紀事件頻傳，早已臭名遠播，讓許多宣撫人員到了宣撫地之後意外的落入根本「無人可宣」的窘境，居民能躲得早就躲光了，剩下的是跑不了的老弱人士。
可是即使「無人可宣」，資料還是要做。於是宣撫人員們藉由發行良民證以及成立地方自治會等方式，希望藉由讓中國人快速回歸「正常生活」的方式來達成他們的宣撫工作，但偏偏戰爭中的許多直接交戰地點也正是這些城市，即使宣撫人員有心，但是這些城市基本上都是殘破的；而且更麻煩的是居民的心態，如果說日本軍的姦淫擄掠是為了瓦解中國的作戰意志，在某些地區是有了初步成效：男人們被集中起來，被迫眼見日本軍姦淫他們的妻女，然後日本軍回頭在這些可憐女人面前槍殺這些男人。這種侮辱中國男人的做法讓日本宣撫班在這些地方要找自治會成員時根本找不到人，不是死了就是跑了。發現這點真相，讓有的日本自己的宣撫人員甚至乾脆放棄工作，另謀高就。
於是宣撫的工作更加複雜了。城市需要重建，商業需要重開，這些都需要錢糧，但這根本不是日本政府與軍方計劃中的事情。對於宣撫人員來說，這意味著他們必須盡其可能的尋找可以合作的中國人，而且最好是有辦法能協助解決重建與災民安置問題的人；而至於自治會成員當然是以這種人優先，即使他不是當地人也無妨。
當限制放寬後，可以看到各地的自治會如百花齊放的快速誕生，可是無可避免的，裡面的人員多不是宣撫人員的第一首選，自治會會長們的出現是一種宣撫人員與實際狀況妥協的成果，能提供錢糧的才是王道。可是就這些會長們的角度而言，當然他們也知道與日本人合作的負面影響何在，除非必要，這些會長，或者更好的說法，也就是地方的士紳菁英們根本不願意就這樣喪失自己在地方的影響力，於是雙方相互利用，倒也暫時成了一種平衡。這也讓日本人要找「漢奸」時省去了很多心力。
可是新的挑戰旋即到來。日本畢竟只是控制點狀的城市，廣大的農村、山區實在難以掌握，而這也是國民政府與共產黨繼續存在控制力的溫床。在他們的制衡下，前述的「漢奸」往往只能找到失意於國民政府的角色，而這種角色往往很難達成日本人希望的樣板作用，這也讓日本宣撫人員只能退而求其次，使用「很像」中國人或是有日本留學經驗的角色，如上海大道政府的負責人蘇錫文，可是這又回到前面宣撫剛開始的老問題，這些人跟宣撫人員一樣是空降而來，必須依靠日本的援助才能有所作為，偏偏這些援助資源不是在日本政府算計內的事。
外國勢力對於日本來說也是麻煩的象徵。這點在南京最明顯，外國人希望自己是個第三勢力，能中立於日本以及日本的「親善組織」之外，可是他們忘記了，光他們本身的長相，就已經是對日本「大東亞共榮」此一口號的挑戰。華人信任他們的程度遠超過日本培植的自治組織。宣撫工作至此又多了一個強力競爭對手。
受夠了的日本政府於1938年開始收網，專心致力打造一個可以跟國民政府競爭的新政府，同時開始廢止前述的自治會，並且基本上切斷那些成員的參政道路。這是一種相當冒險的嘗試，中國政府依賴地方菁英勢力協助辦事是已經擁有數百年歷史的深厚傳統，日本的作為則是徹底切斷了地方菁英與上層政治勢力的關係。既然在上位的「漢奸」們無須對地方負責，自然更不可能把地方利益置於優先，例如崇明島的例子，最後的新縣政府根本就是以貪污己任。
之後類似的模式逐步往日本軍的新佔領區推進。各地基本上比照長江下游的模式—自治、找人、新政府成立，逐漸公式化。或許，如果持續下去，真的會出現一個日本滿意的中國政府，但是這種幻想隨著1941年底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而破滅，日本軍的急速擴張讓有系統的建設變成不可能，如同日本在台灣的軍事化建築一般，日本在中國的政治建設因為軍情的緊急紛紛成了「斷尾樓」，即使有再多的理想也只是一種假像罷了；如果硬是要說有啥貢獻，恐怕就是日本徹底切斷了舊地方菁英與上層政治勢力的關係，並且讓潛伏在地方的中國政府，特別是共產黨的政府掌握了不用菁英而能自成一格的權力基礎，成為稍後的國共內戰共產黨勝利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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