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醫學？反思中醫文化
 
1 「國學」與中醫文化通識
 
自一九九〇年代初至今，中國持續著「國學」的熱潮。這股熱潮不僅活躍於文化、學術界，而且擴及地方、社會團體。李零將過去二十年的國學熱形容為「一種近似瘋狂的離奇現象」。他似乎視這股不小的潮流，是一個政治化的「舉國」狂熱。但也不能否認，在其中有個人或團體為傳統價值系統的起信及安身立命之道，自發地尋求精神資源。李零在《去聖乃得真孔子》中提到中醫，意思是「新儒家」之類的思想流派的「精神勝利法」與中醫相同：「它要保留的只是內聖，就像中醫，丟了地盤，最終還要領導西醫——在理論上領導西醫。」這是說中醫的技術「地盤」不行、最終只能講一些理論高調嗎？
 
中國文化傳統包括「中醫」，不但極為豐富、複雜，而且存有不同的層次；我們在客觀地尋求理解的同時，也不斷地做理性的反省。我即想利用余英時先生〈「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一文，對「民國」時期「國學」研究的分期，及不同階段研究的特色及成果，以作為當下「國學熱」的借鑑。
 
余英時先生將「民國」時期的國學運動分為兩期：第一期是清末至一九一七年；第二期是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以前。這兩大段落的分水嶺，大致是以「新文化運動」為劃界的。先說國學研究第一期。
 
清末以來的學人以「國學」來作為與「西學」的對照，但也以為西學應該與國學融會貫通。梁啟超即說：「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於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於國學，然後能收其效。」（《飲冰室文集》）這種情況也出現在近代中、西醫學。王國維也說：「余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觀堂別集》）而中、西醫學同時地進入「盛則俱盛」的階段。西醫對中醫的影響在這個時期，已不像歷史上幾個時期只在一枝一節之上，而是更為系統、全面的。
 
國學研究的第二期，可以胡適一九二二年在北大《國學季刊》所寫的宣言為代表。這篇宣言認為國學最重要的使命，是要對過去的中國文化進行「專史式」的系統研究。余英時先生說：「國學研究必以建立中國文化史的整體架構為最終歸宿」。這一規劃對今天的國學熱或許仍具有導向的意義。中國醫學史作為不可忽略的「專史」之一，與整體的中國文化史應有更為有機的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