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摘錄）

湯志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台灣社會學界對現代性的概念與理論並不陌生，但基於兩大理由，我們認為仍有反省現代性發展的必要，更期待經由本書拋磚引玉，能點燃大家從本土視角重新理解現代性的興趣。首先，儘管到現代的轉型可謂社會學賴以起家的基本研究課題，台灣社會學迄今也累積許多的經驗研究成果，卻很少提升到現代性的理論層次探討，更缺乏進一步理論化的企圖。其次，儘管現代性的概念在本地其他學科（尤其是文學研究）甚為流行，但在社會學界卻仍是急待開拓的研究前沿。利用台灣豐厚的研究成果積極回應現代性這個社會學核心議題，不但有助推進本地的研究，更可銜接國際的討論，並做出台灣特有的貢獻。

按向來側重制度、結構面的社會學主流的理解，「現代性指十七世紀以降在歐洲茁生，然後影響到全世界的社會生活或組織的模式」，全球化可謂現代性的自然後果（Giddens 1990: 1）。後起的文化研究雖對現代性「論述」的權力效果展開批判，解構了歐洲對他者的知識建構與西方對非西方的再現，但同樣相信現代性純粹是歐洲內生的結果，所以歐洲人才能於十五、十六世紀率先突破，從事地理探險與海外殖民，令世界其他地區在現代性的歷史上只能扮演被西方宰制、剝削、歧視的「他者」角色（Hall 1996a）。

晚近歐洲史、世界史與全球史的研究，在在質疑這種歷史認識的真實性與適切性，指出這實際上會造成雙重的歷史誤認，亦即不僅導致後殖民研究所批判的，也是我們較熟知的，西方人與非西方人常以西方（中心）的觀點來看待其他地區的歷史，從而有扭曲、忽視或低估其發展的問題（Bouquet 2015; Dirks 2001），同時還常會讓非西方人犯下與西方人同樣的錯誤，高估歐洲現代性的進程（Halperin 1997; Teschke 2003）。

後殖民研究在揭露現代性與殖民性共構，有力地批判現代性與西方中心論的同時，卻可能受困於批判的目的，錯將現代性的誕生與西方的全球霸權上溯到五百年前，而再次鞏固了西方中心論。儘管後殖民理論強調混雜，主張將西方與非西方同時納入考慮，但具體的經驗研究多聚焦於殖民地與論述，很少考察西方實際的歷史，也就難以覺察到這個違反其原本意圖的弔詭和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