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評論》的民主想像：儒家／民主的多重詮釋（摘錄）
 
李淑珍（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教授）
 
二、徐復觀與《民主評論》
 
《民主評論》誕生於烽火連天的1949年。
 
那一年春天，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蔣介石（1887-1975）退居溪口，電召徐復觀共商國是。「大陸初告變色，國運空前危殆之際，由於時局的激變，知識分子不能不懷有亡國亡天下之憂」。基於三個理由，徐復觀建議蔣介石支持他在香港創辦一份雜誌。其一，是希望在「鬥爭最前線」的香港，以這份雜誌擔當對共產黨「思想鬥爭」的責任，並讓他自己與現實政治保持距離。其二，則是希望透過思想的針砭，督促國民黨員和自由主義者進行反省。其三，則是希望在文化虛脫混亂的時代，奠定文化思想的大方向，作為未來建國的基礎。蔣介石同意了，提供他港幣九萬元的預算，刊行長達十七年的《民主評論》（1949-1966）於焉啟航。
 
《民評》以香港作為雜誌基地，主要是因為這個英屬殖民地是「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交會的要衝。再者，雖然港英政府對國民政府懷著敵意，但是英國人尊重言論自由，中國人各種不同的政治立場都可以在香港自由發聲。對退守臺灣、亟於擴大影響力的國民黨而言，《民評》只不過是另一個傳聲筒；但在徐復觀等人看來，如何在「被毀滅的俄頃之前，從文化上撒下使國家得以翻身的種子」，卻是無比莊嚴的使命。
 
1949-1950年間，為了創辦《民評》，徐復觀在港臺兩地頻繁往返，甚至一度舉家遷港半年。他擔任督印人，但自身沒有支領任何薪水。和他合作的主要同仁是經濟學家張丕介（1905-1970）、史學家錢穆和哲學家唐君毅。徐復觀的「吵架朋友」張丕介負責經常性社務，而錢、唐二人則從旁協助。他們三人當時也共同創辦「新亞書院」，《民評》與「新亞書院」旨趣相通，主事者也大多與留在大陸的哲學家熊十力有師友關係，二者的合作並非偶然。
 
除了香港設有本部之外，《民評》在臺北長安西路也有分社，哲學家牟宗三（1909-1995）、經濟學家戴杜衡（1907-1964）和邏輯實證論者殷海光（1919-1969）是臺灣的主要撰稿者。在狹窄的日式房子中，棋聲、喧笑終日不絕，晚上大家便一起打地鋪。不論是在香港或在臺灣，天翻地覆的世局與顛沛流離的生活，使這群流亡書生互依取暖、相濡以沫──至少暫時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