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解題】一九一七年返回中國的胡適，面對風雲變幻莫測的政局，認為在從事政治改革之前，應先致力於文學、思想、社會的改造，所以他一度主張不談政治，不幹政治。不過，當胡適在一九一九年六月接替《每週評論》的編務之後，他再也無法避免談政治。因此，他決定就若干基本的問題，特別是針對當時思想界的流行風潮，痛下針砭，從此拉開了自己論政的序幕。胡適曾說自己的這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自己「政論的導言」，他呼籲以「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做為「輿論家的第一天職」，所以「一切學理，一切Isms（主義），都只是這種考察的工具」。胡適的主張，受到李大釗等人的批評討論，就此引發了「問題與主義」論戰。胡適晚年回顧說，所有的主義和學理應是都該研究的，但是我們應當把它們當成一種假設的觀念來研究，而不應該把它們當成絕對的真理，或終極的教條，或是把它們當成宗教信條一樣來奉行、來頂禮膜拜。這樣才能培植自身創造性的智慧，訓練我們對解決當前團體和社會裡實際問題的能力。也只有這樣，人類才能從含有迷信的抽象名詞或學理中解放出來。

本報第二十八號裡，我曾說過：

現在輿論界的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嗎？

要知道輿論家第一天職就是要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只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是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作一種教訓嗎？」什麼樣的教訓呢？這個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