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Daniel Susskind 是來自牛津大學的研究員，曾經擔任英國政府的政策顧問。此書主旨在思考未來人類不需要工作的政治、收入與意義，書中的 14 章分為三大部分分別探討人工智慧的脈絡、科技進步的威脅、人類因應之道。雖然參照歷史可能會錯，但推廣教育不可能解決如此的危機。對於解決方案，作者認為全民基本收入 (UBI) 不行，但該推行大政府之下的有條件基本收入 (CBI)。而且工作是以往勞動時代的「鴉片」，日後人類該思考如何不再工作，但能夠愉快又有目標地活下去。

首先，作者開宗明義指出未來不是完全沒有工作，只是不足夠給每個人做而已。雖然來自自動化的焦慮並不紫烏虛有，而作者認為這被誤解成會在稍瞬間出現，這種科技性失業將會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因為機械對經濟有三大影響：生產力效應 (productivity effect)、大餅效應 (bigger pie effect)、變化的大餅效應 (changing pie effect)。問題在於這三種效應帶來的替代和互補力量，並不明確，現時的勞動時代 (Age of Labour) 仍由互補力量佔上風。作者舉例說明，八十年代的三十年來，美國電子櫃員機上升四倍，不但沒有取代銀行櫃員，而是釋放勞動力轉往關係銀行方向發展。

其次，書中指出錯在經濟學家以為科技替代會有技能偏向，其實應該是非技能偏向 (unskill-biased) 因為非技術工人才會使用機器。ALM 假說又將將職業和任務 (task) 搞混了，甚至乎應該改成科技總是任務偏向，尤其會替代例行任務 (routine tasks)，在非例行任務中與人類互補。書中提及關於工作的三大謎思：機械取代人類 (terminator myth)；模仿人類智能 (intelligence myth)；勞動進步陷阱 (superiority myth)。但第一個謎思忘記了科技如何在工作任務中輔助人類，第二個謎思問題在於以人類為機器模仿的對象，其實機器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來輔助人類，就算沒有人類的創造力、同理心和判斷力。在第三個謎思是勞動市場有固定的職位數字，一切其實要素都在影響。

而且不少以為機械要取代人類，必先複製人類的智慧和行事準則，可是以人類智慧為模版來打造的機器到目前都功敗垂成。其實機械不用模仿人類，像第二波人工智慧一樣，而是要用運算能力、不一樣的規則，反而追求打造更務實、功能更強大的機器。人類就像西方文學經典中無所不知的狐狸，而機器則是僅知一事但功能強大的刺猬，表面仍是人類佔優。但是就是刺猬逐步累積，而且將非例行任務轉化為例行任務，足以蠶食人類一切的任務。

再者，作者指出由於機械會侵佔 (encroachment) 人類的職場任務，是像死亡和徵稅一般逃不掉的長期趨勢，從手作、認知到情感能力日漸提升，比如七成二履歷沒真人審閱、彭博新聞產生三分一的文章幅演算法寫成。但消長的程度可能按國別的任務分工、成本差異、監管法規和文化而有所不同，作者提出比如 2000 至 2015 年間英國吸納低薪洗車移民工人，令相對昂貴的自助洗車行大幅退出市場。

最後，鼓勵讀者可以同時參考 Jeremy Rifkin 的《The End of Work》以及 Martin Ford 的《The Rise of Robot》。

作者韓江雪和鄒崇銘是來自香港的時評作者，此書出版於 2018 年，為他們兩人的時評結集，亦為《敵托邦》的姊妹之作。全書主旨在討論香港在未來後就業的人工智能社會的政策和教育，分為四大部份四十四篇文章，書中分別探討：誰的智慧、誰的人才、誰的城市、誰的大學。

首先，作者在「誰的智慧」部分中，指出 Jeremy Rifkin 的「第三次」和 Kalus Schwab 的「第四次」工業革命，都在說明科技發展下數碼、物質和人類的高度結合。兩位作者認為以合作生產和共享經濟為本的社區，可以抗衡，讓人重新掌握技藝和社區自主。而且又提出科技日益進展，可能進一步侵害個人的私隱和自主權，少數擁有「神人」地位的人監控社會一切。

其次，書中「在誰的人才」部分中，指出在「知識型經濟」下香港培訓人才之不足。雖然來自大陸的「北水南調」十分吸引，科技園區發展，卻可能讓香港市民日益邊緣化。他又引用左派社會理論家 David Harvey 於 2017 年出版的《Marx, Capital and the Mardenss of Economic Reason》，說明科技不會直接取代人力，而是不斷重塑勞動關係，既提升勞動力又使工人去技術化和去權化。

再者，作者在「誰的城市」部分中，詰問發展科技園區對香港的民生有多大益處。而且香港政策日漸鼓勵向大灣區發展規，而背向世界經濟市場，令香港向低標準競爭。另一方面香港傾向地產和金融的話，「以銀為本」卻使產業愈來愈單一。此外，書中「誰的大學」部分中，則討論市場化、企業化、商品化、指數化、續效指標、研究成果都在侵蝕香港的大學。大學無法為影響社會，而又學術愈來愈不能自主。

作者鄒崇銘是經濟社會學研究者，此書出版於 2022 年底。全書主旨為尖瑞科技帶來了人類「文明的臨界點」，並從知識權力、政治權力和物質權力三方面，來討論智能革命下的四種人類未來。書中分為五章分別探討：想像的秩序、網絡壟斷、威權民粹、權力失衡和未來四種路徑。

首先，作者於前言問道「當尖瑞科技顧威權民粹、官僚體制、地緣體制、地緣衝突等結合，人類文明將走向怎樣的未來？」。他又於第一章提到現時的科技革命被包裝成僅是經濟問題，忽略了背後的政治問題，以自由市場的名義來掩蓋公眾利益之爭。作者認為問題不在於科技，而在權貴階級壟斷、為金融資本服務，未來科技難為全人類服務。

其次，書中又引用 Nail Ferguson 的《廣場與塔樓》來說明，網絡由原本的平等開放變成現時被少數企業所壟斷。書中指出互聯網的雲端數據庫、應用程式、通訊制式和硬件基建的不公平競爭，成為了網絡平台的主要權力來源，更在 2008 年後量寬和低息投資環境下，成為創投和創業版追捧的企業，包括來自中國的紅色智能產業。甚至乎形成監控的資本主義，不但精準能預測個人的消費，更會引導人的行為似是木偶。

再者，作者也在第四章中指出，未來無論是資源和生態都有部份人會將未拒諸門外，因為權力愈來愈失衡。此外，書中於終章提出未來的四種可能：快樂愚人社會、網絡游擊社會、自毁資本主義或人類文明的終結，而「數據宗教」似乎會變成另一種烏托邦想像，或是作者口中批判的敵托邦。此書乃科技與社會的小百科全書，論及由 Rifkin、Harari 到 Zuboff 的熱點著作，掌握現時的閱讀潮流，值得花幾小時來閱讀。

編者 Sheila Jasanoff 是來自美國哈佛大學的教授，專長於科技與社會研究。此書出版於 2004 年，其主旨在提出共造 (co-production) 作為回應社會科學理論分歧之處。書中分為 14 章，分別不同學者合著分析四大概念：如何製造身份認同 (identities)、制度 (institutions)、話語 (discourses)、展演 (representations)，以下主要集中介紹其第一、二章和跋。

首先，作者認為社會決定論和科技決定論，都單一歸因流於簡化，Jasanoff 嘗試不偏廢於一方面，以社會與科技的互為因果來結合前人的理論。她回應了當前的學者如 Michel Foucault 的 power, James Scott 的 agents in society, Benedict Anderson 的 imagined community, and Bruno Latour 的 ANT，因此不以單向社會決定論與科技決定論，也否定自然與文化的分離的分析，提出 co-production 的想法來回應前人，開啟後學。

其次，書中科學知識並非是單單反映事實，而其反映了其社會習慣、身份認同、傳統、話語、儀器和機構。因為我們的社會既選擇了特定的生活方式，亦選擇了認識和展演自然和文化的特定方式，兩者息息相關。再者，作者指出情境決定了社會科技共造，社會秩序既滲透和塑造 (seep in and mold) 產生科學和技術，又因為有科學科技的成就會循環並再重整 (loop back and reorder) 社會組織和，從而社會秩序正當化 (normalized)、環境自然化 (naturalization) 來固化某些文化假設。又比如科學家不只因為個人的興趣才從事研究，也通常有其更大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使其可能，科學既在社會之中，社會亦在科學之中，而且不能只以形而上學和認識論對立來理解。

簡言之，Jasanoff 此輩的 co-productionist 否定社會或技術決定論、社會自然分離、權力決定知識的單一又線性思維，一切都比此要複雜。

作者 Randy Oslon 是來自美國的影片導演、海洋生物學家，此書原以英語於 2015 年出版。全書主旨為改變科學界悶蛋的叙事方式，除非以荷里活的「還有、可是、所以」(And, But, Therefore) 來叙事，否則傳遞知識和觀念毫無道理。書中分為正、反、合三大部份共 14 章，分別討論不同的叙事工具、叙事結構和叙事訓練。

首先，作者開宗明義指出科學充滿故事，也該永遠要說故事 (Always Be Telling stories)，問題在於叙事結構欠奉。現時科學界都以「還有、還有、還有⋯⋯」方式來發表，「IMRaD」的格式也缺乏說故事的元素，而又誘大成性、無聊沉悶、缺乏整理的傾向。而且作者懂得以人文學科無法幫忙來襯托，說明荷里活的敍事手法比較有故事感 (story sense)。簡言之，作者認為科學的知性與荷里活的叙事，該要相輔相成而行。

其次，書中提說故事的要點是「少即是多」。「人在意的是能感動集們、震撼他們、觸動他們內心、與他們產生連結的事」，資訊過多，讓人過目即忘。應該找出主題，然後一以貫之。因此書中強調要先觀察，後整理，再單一性叙述出來。

再者，作者著重選字、造句和段落的模版，包括已故美國總統林肯的著名蓋茲堡演說也用 (ABT)。選字要精煉，造句要簡潔地推進故事，段落該是英雄的旅程。此外，書中在附錄中提供了不錯的格式，可以作為讀者的參考。

作者段義孚是美國華裔的人文主義地理學大師，此書成於 1979 年英文版《Landscape of Fear》，中譯本由立緒文化於 2008 年。此書從地理、景觀、文學、歷史和宗教來討論人類個人與社會恐懼的古今變遷，書中分為 14 章，分別討論人類對孩童、自然、天災、飢荒、地獄、疾病、巫婆、鬼、城市、刑罰、放逐、監禁等的恐懼。

首先，作者開宗明義說明「恐懼是個人的感覺，是主觀的」，但也是集體的。而恐懼作為研究主題卻甚少以景觀來系統探索，而所謂景觀的恐懼包含心理狀態和現實環境。人類在不同階段會產生不同的恐懼，恐懼既可能是警報 (alarm) ，又可以是焦慮 (anxiety)，而想像力又增加了恐懼的種類與強度，比如對擁有超自然力量的鬼神和巫婆的既慎又懼。

其次，書中〈緒言〉指出人類的恐懼對象一直在改變，由對自然力量的恐懼，慢慢變成對人造景觀和人類天性的恐懼。自然的威脅在遠古就一直存在，當人在不確定的自然環境面前，唯有靠祭祀與儀典來緩減焦慮，比如阿茲提克人以活人作祭禮，冀望自然回復正常。而且疾病也是另一種恐懼來源，被相信來自外來威脅如異物、邪靈、魔法或巫術，或一個人失去了靈魂。

再者，作者認為人既為他人帶來安全感，又會產生恐懼感，包括對鄰居和家庭成員的敵意和暴力。有趣的是，而孩童恐懼陌生環境、又害怕迷失和被遺棄，但對黑暗產生的隔絕和失去方向感要成長一點後才有，可能在五歲以後才對動物警訊。書中又指出孩童的情緒、野性也可能為人帶來威脅，成年人通常以恐嚇來屈服孩童守規則。在某些文化中對胎兒懷有戒心，而嬰兒是未被馴化的身體，孩童還稱不上是成形的「人」，因此作者認為父母對子女有敵意。

此外，書中討論城市人類追求穩定和諧的成果，但是城市中的賊盜、噪音、火災、移民也會居民帶來危機感。因此流放、隔絕、囚禁與刑罰便被需要，乃是人為製造的恐懼。也因此創造了痲瘋病院、監獄、精神病院、濟貧院，以求「把窮人、瘋子和犯法者變不見當然是最好的⋯⋯總之是讓這些人離得愈遠愈好」。

最後一章，作者指出不少恐懼是古老的，但當代恐懼是全球規模的和未來時態的。在 2023 年的疫症大流行消退中、「新冷戰」形成中、邁向「人工智慧時代」和俄烏戰爭之時，也許此書真的是一本非常好的參考，憶古思今，避免誇大了恐懼，也不要找到虛假的慰藉。

作者 Francis Fukuyama 是來自美國的日裔政治學者，此書原以英文成於 2018 年，本書中文翻譯本則出版於 2020 年。主旨在於回應 2016 年英國退歐公投脫離歐洲聯盟和 Donald Trump 當選美國總統，其背後所代表的民粹民族主義 (populist nationalism) 在英美普及。書中分為十四章，關鍵字為民族、身份政治、人性尊嚴、怨恨政治、民粹民族主義。

首先，作者回到其名著解釋「歷史的終結」的意義，在於歷史的目標或目的，來自黑格爾和馬克思的人類制度演化的想法。福山卻不採用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理想，而更相信黑格爾指出現代世界興起於爭取承認，而人類發展的結果，會形成與市場經濟密不可分的自由國家。而尼采意義些的「末人」(last man)，便是消費至上、沒有理想而活在富裕、安全社會的人，但福山認為並非每一個人都願意滿足於如此的生活。

其次，書中提出民族主義來自價值判斷的激情 (thymos)，源自蘇格拉底說心靈的渴望、估算、激情三個部份，而這種激情分為渴求平等的激情 (isothymia) 和凌駕他人的激情 (megalothymia)。問題在於平等的訴求十分難以實現，由於黑格爾認為人類歷史是由爭取認同而鬥爭所驅動，任何的民族、宗教、派別、族群、性別的背景之間，為爭奪高人一等的衝突不斷，而忽略了對普遍的人性尊嚴。尤其問題在於某個群體，由渴望獲得平等承認，轉化為要求別人承認該群體高人一等，書中提出某些極端宗教政治便是如此。

再者，從杭亭頓 (Samuel Huntington) 討論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開始，在七十年化代起自由民主體制，曾由 35 個激增到 110 多個。但在 2000 年代中期以來，民主政體總數開始減少，Larry Diamond 稱作為民主衰退 (democratic ression)。雖然自由民主與市場愈來愈普及，但這種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卻無法造福每一個人，在華爾街和歐債兩次的金融危機中，民粹民族主義因此抬頭。

當然此書僅有 250 頁，的確切中時代的其中之一的政治問題。若果讀者想多學相關的理論和事件，該參看福山另外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和《政治秩序的起源》，看看為什麼發展一個像丹麥的既現代又非個人國家很難，而現代自由民主又有衰敗的可能。

作者 Jeff Jarvis 是來自紐約市立大學的教授，專長於研究網路時代新聞的未來。此書以英語出版於 2014 年，主旨在於挑戰三項對新聞業界的假設，新聞的生存之道在於為社群的資訊流增值，該利用網路新工具來為業界轉型 (pivot)。書中分為三個部份，分別討論未來新聞的新角色關係、新形式、新商場模式，書中的關鍵字便是內容分享、觀眾、科技、社群、價值與服務。

首先，作者認為網路時代的新聞會打破「民眾與新聞業的自然關係就是扮演大眾、扮演觀眾的角色」，大眾本來是媒體發明的。以報紙和電視為主的大眾媒體已經不再，新聞不再是內容，而是以目標為本的服務。作者認為新聞界在未來該是倡議者、平台，比如英國《衛報》。

其次，近十年前成書之時，作者的其中一個提議便是以地方為本、興趣為群組的新聞平台。因為公眾知道的比記者多，聆聽公眾、作為平台是未來新聞工作者的責任，不再蒐集資訊然後單向輸出，該讓公眾互相分享資訊。作者認為要仰賴手提電話的攝錄攝影、串流技術、社群媒體等科技，活在與公眾、競爭者協作的去中心化新聞生態系統之中。

再者，書中亦提到「若說商業模式是唯一的問題，也是一種自我欺騙」，新聞業界的編採和刊印模式也需改變。但就商業模式而言，廣告與發行量掛鉤的時代已經結束，該滿足用家的需求，成了會員制來鼓勵雙向的價值互動也許是個辦法。

此外，書中提到稀有的新聞內容商品化是以往行之有效的模式，但內容產品的工具性，無法體現我們在互聯網時代的價值。因此新聞界的新聞工作者角色、工作性質、製作流程、名譽地位、商業模式都該改變，這是近十年前之論，今年的他又出一本《The Gutenberg Parenthesis: The Age of Print and Its Lessons for the Age of the Internet》，期望讀到這本書再次延續新媒體的討論。

作者 Matthew Engelke 是哥倫比亞大學宗教系的教授，曾任《皇家人類學會雜誌》的主編。此書早以英語於 2017 年出版，主旨為引介有 150 多年歷史的人類學研究和理論。中文版分為主要九章，分別討論：文化、文明、價值觀、價值、血統、身份認同、權威、理性、自然等，的確可以是人手一本的入門書。

首先，作者明言人類學的兩大分支為英國和美國，而英國社會人類學的奠基者是波蘭人 (Bronislaw Malinowski)，美國文化人類學的建立者是德國人 (Franz Boas)，但不可忽略國際之間的交流與跨國的田野調研。而且人類學作為學科有兩大特徵：以田野調查為方法，文化相對主義為原則，作者更認為「不了解這兩個特徵，就不可能理解人類學」。

其次，書中嘗試介定文化與文明，坦言這兩個概念都是有問題的。尤其文化是最重要又最難概括的，而且不能作為解釋一切的魔咒，卻是人類學家沒法推翻的概念。書中更引用了三種批判的角度：不能將文化綁定在特定的地點；文化並非一成不變的；文化不容易被整體性概括出來。簡而言之，便是文化本質主義 (essentialism) 是具有風險的論述。

而文明常被形容是從野蠻到文明的結果，帶有社會進化論的道德情感想像，就像來自西方社會在殖民地的文明教化使命，科學、理性、神學在當時的地位。作者又引用 Samuel Huntington 《文明衝突論》的新秩序由意識形態鬥爭轉為文明之間的衝突，來說明社會進化論的想像恆久具吸引力，雖然不一定是當事人的想法。而且現代化理論也是被作者認為是新進化論 (neo-evolutionary) 的思想。

再者，作者又提出無論是價值觀或是價值一事上，人類學家都能提出與常識不一樣的觀點。而且書中也引用到 Burno Latour 的《我們從未現代過》一書，來說明自然與文化之間的界線不明顯，包括以血脈作為符號，身份認同和種族既是人類的幻象，亦是有客觀的基礎。

作者 John McPhee 是來自美國的媒體作者，最著名的是為《紐約客》寫專欄，本書亦是在英語世界暢銷的非虛構寫作指南。

首先，書中提到原來 Creative nonfiction 不是虛構的，從訪談與研究中來，然後選取一個結構，寫一篇導言十分重要，從素材找出結束的那一點，並不要將主題寫成標題。作者提到可以用三個人物來帶起一件事，來討論寫作報道。

其次，作者提到寫作技巧，該掌握到的刻意不寫什麼，製造出一個空間，讓讀者自行腦補，跟着段落走下去。另一個方法便是懂得刪除大量不必要的文稿，不必讓讀者讀到思考的過程，也不必將一切素材奉上，像雕刻將不要的挑走，用得愈多愈漂亮。寫作就是選擇，像搾汁機一樣去蕪存菁才行，千萬不要心軟想留住什麼，剪下成一快。

總而言之，我想寫作的謀篇佈局便十分重要，精明吸引讀者才是正着，原來技巧可以來自四方八面，該用來寫多種多樣的文體，細心改卻十分依賴技巧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