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囚牢導覽


去年讀了一本台灣學者寫的《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發現原來古代朝鮮人對漢文化的景仰與認同，超乎想像。甚至明朝覆亡之後，有些景仰漢文化的朝鮮讀書人竟有種以大明王朝的子民自居的傾向 。除此之外，還有個尷尬的發現，就是這許多年來，我從未讀過當今南韓作家寫的書籍。也就是說，相較於日本，我的韓國知識超乎想像的貧乏。 近年來讀最多的，竟是眾多脫北者的故事，其他全都是韓劇了。為何如此？我相信和我們華語世界的態度有關。 和日本相比，坊間少有韓文書籍譯本，我們對大韓民族的關切，也多是流行文化或政經關係，還有諸多文化層面的研究分析，台灣出版的書籍裡相對稀少，恐怕中國大陸也不是那麼多。


往年我陸陸續續讀了好多本關於北韓的著作，無論是脫北者的回憶( 《擁有七個名字的女孩》、《為了活下去》 )，或者在日韓人回流的故事(《平壤水族館》)，還有外國記者對脫北者或北韓菁英的觀察報導（ 《我們最幸福》，《沒有您，就沒有我們 》），還有被綁票的日本人回憶錄（《誘拐與決斷》）。匪夷所思就是最深的感受，彷彿在參觀外太空。印象最深的，就是九零年代因為蘇聯解體而終止對北韓的支援，讓衛星圖上的北韓陷入一片黑暗。


大家都同意北韓就是一個巨大的監獄，不只封鎖人的肉體，更是嚴酷的精神囚牢。但這個大監獄裡，還是有眾多等級不同的牢籠，有的集中營極端嚴酷，有些相對寬鬆，其中黑市還可活動，食物的供應也有等級之別，但大體都是活在監視與恐懼之下。這次讀 《非請勿入區》，除了目睹北韓這個奇特的機構，一個軟禁特殊人物之地，也讓我對北韓綁票日本人的動機及目的，有一點認識。雖然那個目的，仍讓人感到神祕難解，但作者提出的解釋，為讀者提供了合理的視角。幾年前讀《誘拐與決斷》，對書中的日本人蓮池薰頗感同情，但對他適應的過程仍感不解。


這次讀 《非請勿入區》，讓我對《誘拐與決斷》裡的主人有了更全面的認識。作者Robert Boynton形容他採訪的人有如「悲劇的混血兒」，是困在兩種文化之間，無法做出選擇的人。蓮池雖被迫進入一個新文化，但卻是眾多被綁者對朝鮮文化認識最深的人，正因如此，他對兩種文化的優劣都有體會。在北韓停留的二十四年，他就從事翻譯工作，而如今回到日本，仍繼續他的文字工作，一面翻譯，一面對兩地文化進行觀察與寫作。蓮池經歷的尷尬與不幸，反使他得在兩種文化中自由出入。


《非請勿入區》 ，視野宏觀，探索深入，但內容卻讓人沈重興嘆。作者Robert Boynton涉入了諸多複雜的層面，不光北韓綁架計畫背後的故事，也挖掘日韓之間百年來的糾葛關係，日人在朝鮮進行的侵略宰制剝削，都讓讀者領悟殖民過程與遺留的傷害 。 可惜的是，這段歷史年代久遠，也缺乏當事人親身的見證，無法留下清晰的圖像，我們只能從數字推斷與想像，朝鮮民族所受的凌辱與傷痕。不若日後這些被綁票的受害人，除了留下他們個人的回憶錄，也有諸多報導，為大家留下了明確的歷史紀錄。書中他對被綁票者逐一訪談，也對被綁票的家人遭受的痛楚焦慮，各種複雜的牽連，都有綜觀多面的陳述。


他回溯歷史，我們驚詫原來受害的，不只是1970年代末期開始那些被暗中綁票的人，除了早先於1960年代開始回流的九萬三千名在日韓國人，還有一些是我以往從來未曾耳聞的，那就是日本的赤軍。這個組織原本是屬於日共的青年軍，後來趨於極端，便脫離自立。1970年代他們遭到警察鎮壓，原本計畫劫機逃往北韓，最後轉往古巴接受軍事訓練。然而，未料他們打的如意算盤並未成功，反而成了金日成的人質，他們被留置接受改造，並接受北韓的婚姻計畫。計畫的結果就是這批赤軍的配偶到歐洲，以欺騙手法招募日本年輕人加入赤軍，而她們就是誘餌。許多到了歐洲旅行的日籍青年，因而受騙來到北韓。


閱讀間，我想起楊顯惠先生的兩本記事: 《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記事》。他的紀錄與書寫的呈現有何特點？首先就是他處理的不是一堆冰冷的數字，彷彿悲慘，但卻看不出真正的細節，而是一個個有血肉的人飢餓的經驗。每一個飢餓的個案都不同，悲慘的情狀與求生的本能各有不同，但楊先生刻劃了他們與死亡及飢餓的抗爭。其次是在閱讀之際，彷彿我們進入了當時極端的時空，觸摸到飢餓的情景，饑民搜尋貧瘠且超乎想像的食物，他們經歷的極端情況，人性的表現，還有政治的猙獰等等，我們感觸饑荒帶來的絕望。我們目睹饑荒由個人，逐漸蔓延到家庭，然後擴散到整個大的背景。作者近乎冷酷的調度，沒什麼撕心裂肺的批判與控訴，但客觀真實的呈現故事 ，已經說明了一切。這也是我在 Boynton的書中目睹的情境，他們讓當事人說話，血淚斑斑，卻撥動讀者的心弦，讓我們留下深刻印象。

歐逸文（Evan Osnos）在序言裡為本書定位：『本書敘述兩股力量的碰撞：志向（aspiration）與集權主義。四十年前，中國人民事實上沒有取得財富、真相或信仰的管道─因為政治及貧窮，這三件東西無由取得。』這三十多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邁開，無論是自願或者被迫，對政府或民眾而言，都是翻天覆地的變動，全民都在極力追逐，突破各種封閉。這三十多來的爭逐、考驗，此起彼落，危機四伏。轉型中的新中國成為強權，無論是政府或民眾都顯得躍躍欲試，野心勃勃。

歐逸文在中國的八年（2005-2013）的確是變化最大，轉型劇烈的時代，拆建開關之間，讓他想起美國舊日的轉型期，內戰之後美國財富突飛猛進的時代，稱為鍍金時代（The Gilded Age）。就像書中所言，官方強調和諧，卻是矛盾叢生，各類思維衝突對抗：民族主義保守派對抗西式自由主義，蟻族對抗布波族，宣傳部對抗網路族群等等。既要開放卻又努力阻塞、試圖封鎖，而網民處處尋找突破因應之道，動盪與紛擾四處可見。她既是最新的超級強權，又是世上最大的集權國家。

作者接續何偉（Peter Hessler）在中國的任務，持續了對新中國的各種觀察。他先替《芝加哥論壇報》採訪新聞，然後擔任New Yorker的通訊員。他們眼光略有不同，何比較幽默，傾向內視；歐比較嚴整，視野寬闊，但都是高明的調度能手。無論是何的中國三部曲，或是歐的野心年代，我們都看見他們透過大量訪談，綜合各方學術成果，加上他們近身觀察，將中國的現狀與內在的隱蔽，細緻忠實的顯像。他們的呈現，總是透過當事人、數據與真實場景來說話，避免直觀情緒的批評。即使有些批判，也是調度合宜，切中時弊。

本書的副標題─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本書也從這三部分，探討了新世紀中國人怎樣在此三方面的追逐。有些現象可在微博上見識，但有些十分獨特，值得讀者加入同樣的觀察與思考。野心時代追求財富的途徑五花八門，既有傳統方式，也有新技術、新知識開拓的領域。為了因應創業需要，有人開設了一種人際關係學校，傳授飲酒策略，教導你在應酬中如何喝酒。最普遍的就是學習英語的熱潮，其中蘊藏的商機讓人咋舌。電影《中國合夥人》裡反映的現象，在現實中也能目睹。去年我認識一位在廣州教英文的朋友，他說暑假期間，天天十小時以上的課程，連續兩個月沒有休息，人潮熱絡的狀態讓我直呼不可思議。

有一個現象頗值得玩味，以往黨對各類藝術的叛逆表現，多採取壓抑禁止手段。但『共產黨發現，要剝奪中國藝術的反叛能量，最好的方式便是擁抱它』 。籠絡他們的策略就是注入熱錢，這個徹底改變了政府與藝術家的關係。作者舉了個實例，北京市政府多年威脅要拆掉『七九八聯合廠』，但到了2006年把它改造成『創意產業區』，一時間巴士、人氣充塞了這個區域。於是，藝術商業化，使政權巧妙化解了威脅的力量。上個月在內地兩週的旅程，讓我更鮮明體會炒作宣染的力量。

熱錢翻滾，不只顯示在掙錢的方式上，也顯在揮金如土的手段上。Osnos引用資料：2010年揮霍的土豪在澳門丟擲的賭資，約有六千億美金，大約等於全美國自動提款機一年提取的現金。但是，就算賭桌上易手的錢這麼多，也只是全貌的一隅而已。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貪腐洗錢的最佳方式。然後就是購買奢侈品，2012年，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國。然而，隨著習進平上台打貪，這兩條管道都受到相當遏制。最近兩年，中國政府大力支持海外僑胞旅遊中國，說是旅遊，幫助宣傳中國的進步，但其中不少就是強迫性購物。同行的旅客普遍覺得，大陸內部的奢侈品重創，期盼海外僑民回國幫點忙。

作者採訪了不少當代名人，諸如： 林毅夫、龔海燕、胡舒立、韓寒、艾未未、劉曉波、陳光誠等人。從他們的行事風格和對話，呈現對當代的觀察。不少是不受政權歡迎的人物，正如作者自道，有時候白天他和大亨一起，晚上和那些被軟禁在家的異議人士為伍，所以他對當代中國的強烈反差確有一番奇特領會。他也結識許多小人物，其中一位叫Michael Chen，一個想要透過英語熱潮，創造自己事業的年輕人。他的熱情像許多蟻族一樣，成功致富的夢想豐滿，但現實的殘酷充滿骨感。他們浮沈擺盪，方向渺茫。這是當今芸芸眾生中典型的人物，充滿期待，卻自憐自傲，成功之路遙遙無期。不同人物在此共生，作者讓他們巧妙出入，陳列中國繽紛的群像。

閱讀間最開我眼界的，就是目睹中宣部呼風喚雨的力量。它不只神祕，且影響力龐大。如今隨著網路的興盛普及，加上反貪力道加大，彷彿它的影響正在式微。然而作者列舉它的權限，仍然令人吃驚：解雇總編輯、下令教授噤聲、查禁書籍、重剪電影，連選美都歸它管。從喜瑪拉雅山到黃海的廣告內容刊登，都由中宣部的人決定。他們掌握了最大筆的社會科學經費，有權可以否定某些學術研究，只要他們認定你的主題或內容，有礙政權統治，他們都能干涉。在野心時代，對任何想要在新中國探索真相，追求學術自由的人，它都是不能小覷的巨獸。我同意作者拒絕出版簡體字版的想法，雖然此舉會失去許多讀者。可以想見所有敏感字眼不必等中宣部動刀，censorship對他們是家常便飯。可以想本書被閹割的情狀，搞不好還會被斷章取義，成為宣傳工具。

作者訪談的人中，有位是我以往不認識，甚至未曾耳聞的。但他的存在，代表了中國長久以來的焦慮與關切。愛國主義的情緒一直籠罩著國土，也是早先幾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的影像版。唐杰所拍的紀錄片，充分展示強國浮現的願望，也是對西方媒體批判中國的反制。影片引起鮮明的回響，就是說明了許多人的願望，不只向西方嗆聲，也藉此凝聚向心。然而，這類濫用民族主義的手法，總是一把雙刃的劍。這幾乎是中共長年用來轉換國內不滿氣氛的手段，然而，它有可能傷害自己，就像過度排外與自戀，帶來禍患。另一面，看穿這種情緒的網民逐漸增多，它的效能正在退色。

新時代抵抗的藝術，雖然戴銬而舞（作者特別的定義），但都代表了對封鎖的抗議，也是尋求真相的突圍。第十二章有段結語，總結他對這些重要名人的觀察，點出他們的侷限，作為和網路時代來臨的對照。他認為劉曉波等人太過菁英路線，胡舒立不夠超越，韓寒過於油腔滑舌，無法和他的長輩共享。網路的確能呼風喚雨，招朋引伴，它抗爭與顛覆的機動能力，既挑戰官媒，也讓許多傳統媒體受到衝擊，也使胡舒立這類以往尋求平衡的報導方式顯得遜色。唯獨對艾未未的表現方式，特別肯定。說他的日常用語揉合了諷刺、想像及狂烈。不管我們同意與否，那終究是他的意見，也是書中比較少見的主觀判斷。

野心時代的矛盾處處可見，審查、封鎖、禁錮層出不窮。審查的對象不只對異議者，也包括許多頗知名的創作者。連馮小剛都承認：『過去二十年間，中國的每個導演都備受煎熬，這種煎熬就是審查。』這段話播出的時候「審查」這詞被消音，就像北美電視上髒話被消音一樣。封鎖雖如影隨形，但反抗者也不是省油的燈。抵禦的方式五花八門，我覺得最有趣新鮮的就是艾未未。當局為要封他的嘴，安他逃稅的罪名，要他償付罰金240萬美金。但他只要在十五天內存入80萬美金，就可以到法院抗告。 消息擴散以後，援助紛紛抵達。有人把百元鈔票折成紙飛機，射到艾家。也有人用現金包著蘋果和橘子，送到他家。還有人說：『別急著還，你可以等到新貨幣出現以後再還。』他的意思是等鈔票上沒毛像再還錢。將來藝術史上會記錄這段精采的故事，一段創意十足的反抗方式。不只艾是搞怪的藝術家，連支持他的群眾也不賴。

作者點出了這個時代幾個鮮明的特徵，表面是追求進步，但禍害卻由無辜者承受。其中一個就是追求效率：『一股腦執迷於追求速度，整個系統成長得如此之快，以致於供應商生產出來的每項東西都有人買，卻沒人在乎品質。』溫州的高速鐵路事件就是一例。我們目睹，為達目的，官商勾結現象嚴重，他們共同營造輝煌的謊言。一面讓商人多層轉包，製造更多賺取利潤的機會；另一面為要消化高額預算，官方造出更多虛構的單位，好分配撥給他們的經費。這種追求效益的風氣，感染每個領域階層。學術單位也不能免俗，造假現象猖獗。浙江大學有份期刊，使用一種cross check 的軟體，掃描他們收到的論文，還有以往的論文拷貝，查出起碼三分之一都是抄襲。

還有一個現象，是時代畸形發展的產物，作者專闢一章，探討一個令人錐心的事件，沒有控訴，卻十分沈痛。故事發生在佛山，一個走失的小女孩，被一個冒失的卡車司機撞倒，然後，卡車從她身上輾過。他以為壓到什麼東西，但接下來的景象，近乎超現實場景。許多路人經過那個地點，看到躺在那裡的小女孩，但最多只是放慢腳步，多數是視若無睹離開。六分鐘後，第十八位過客，一位婦人見到躺在地上的小女孩，才放下手上的東西，把她抱起來。這些景象都被錄在監視的攝影機裡，視頻被轉播出來，冷血的批評此起彼落。我們深感不解，為何中國人會變得如許冷漠？

作者導引我們探究背後的因素，他引述人類學家閻雲翔的調查，中國好撒瑪利亞人（聖經把救死扶傷的人，稱作好撒瑪利亞人）的二十六個案例，他們都成為被敲詐的受害者。當地警方及法院，都先把他們當成嫌犯，直等到被證明無罪。然而幾乎沒有一例，警方要求勒索者提供目擊者作為控訴的佐證；而事後，即使證實了幫助者被冤枉，卻沒有一個勒索者受到處罰。作者抽絲剝繭，把讀者帶回事件背後，探查其中隱藏的因素，諸多因素共同營造了我們目睹的病態。他把事件放在全景畫鏡頭底下，逐一對照，讓我們領悟冷漠其來有趣。愈深入情境，可能愈感困惑，我們到底該如何、該向誰丟石頭？

雖然仍有人堅持民族情緒、愛國主義，然而百姓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可說是大勢已去。信仰危機並非嘴上的談論，而是千真萬確的現實。Osnos引用實例，有次《人民日報》以下的網站公司進行一次中國夢的問卷，問大家是否支持一黨專政，還有大家是否信仰社會主義。三千名作答人百分之八十都說NO。不久這項問卷調查撤架，可以想像官方臉面實在掛不住。這幾年在大陸搭乘出租車，經常碰到駕駛批評政府政策，或直批黨的錯誤。言論之大膽，我都為之捏把冷汗。最有趣的一次是在雲南，有位年長者，聽出我的台灣口音，極力鼓吹國民黨應該進軍大陸，他說他一定會加入國民黨，只要國民黨來中國發展。那種篤定的口氣，讓人無法懷疑。社會主義對許多人而言，只剩個空殼，有些人連殼都丟了。

信仰喪失了，當然要有替代品。於是，官方推出尊孔的招牌，孔子學院林立。大家對古聖進行各種版本的詮釋，各行其道，各取所需。有愛國者創立「孔子和平獎」，頒給普丁，理由是他為俄羅斯帶來了安全及穩定。Osnos對官方版本的孔子評價很低，他說：『為了維持對歷史的掌控，黨提供的是一種諷刺漫畫版的孔子。』除此之外，五花八門的新宗教應運而生。除了傳統的大型宗教，無論是基督教或者佛道教，都在轉型中發展。還有許多揉合了宗教、商業以及自我改良的新宗教，也是充滿了調適與實驗精神。甚至連談論道德哲學的哈佛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講座，也在中國引起熱潮。

書末最終的名人就是陳光誠。他花了相當篇幅記述陳逃離監視，尋求庇護的過程。媒體曾賦予他們相當的光環，然而作者坦承，陳光誠和眾多名人之所以吸引作者，就是因他們身上反抗的氣質。他強調：他們既不是崇拜者眼中的偶像，也不是政權眼中的惡棍；他們只是中國歷史上「拒絕纏足」的人。諸多所謂的異議者，其實都是被逼上梁山的那班人。然而，一旦他們成了流亡者，就不可避免走上某種宿命。無論是早期的魏京生，或新近的陳光誠。這些人初抵流亡地，還能成為焦點，或媒體寵兒。但不到幾年他們與贊助者，或其他人權人士便形同陌路，媒體也不再注意他們。他們失去戰場，來到一個相對包容、安逸的地方，而使他們保持活力的家鄉，卻成了拒絕他們的異域。這的確是他們在流亡地普遍的傷痕。

讀洋人筆下的中國，總想到古詩裡的境界，山中人不識廬山真貌，但洋人相對客觀距離的觀察，反而看出身在其中者忽略的細節。最近歐逸文在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記者問他最懷念中國什麼？他說在中國總有不可預期的狀況，這話不是負面的意思，他舉例說他太太去買個衛生紙，在回家路上，就有可能碰到許多有趣，令人感動的事。但在美國，大概什麼事也沒有。毫無疑義，新世紀的中國強盛姿態勢不可擋，但強國的代價如何，誰都難以估量預測。作者關切的重要名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封鎖、噤聲，他們影響效應正在降低。野心時代的網路族群透過各種微薄、Twitter、博客的強烈放送，使他們在浪尖上的表現，逐日擴大。他們的結合，看似鬆散，但網上的相互支援，彼此呼應，也許能夠創造風氣，讓真相與信仰的追逐持續不輟。

幾年前讀過余華先生的《許\三關賣血記》，對他運用詼諧、突梯的手法處理黑暗局面，印象深刻。在陰暗的處境，幽默不失為對抗殘酷的方法，也常能凸顯問題的荒謬。現今來讀《十個詞彙裡的中國》，除了見識余華先生獨特的視野，也體會作者深湛的調度。雖不是虛構，但作者向我們展現他最高明的技藝：「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這是我的强項。」，他說的故事，既引人深思、觸動心弦，也讓你噴飯。


這十個詞彙是：人民、領袖、閱\讀、寫作、魯迅、差距、革命、草根、山寨、忽悠。透過這十個看似平常的詞彙，我們得借助余華的眼睛，檢視中國許\多共知及隱藏的面相，呈顯許\多複雜糾葛的真相。在他敘述演繹之中，我常感受詞彙背後的沈重，古怪的力道。這些曾經強烈感染了作者的語彙，我信也能撞擊讀者深處，引發共鳴。詞彙裡陳列的現象，常讓我感到顫慄、嘆息，驚恐無語。我得承認余華開啟了許\多難以想像，光怪陸離的窗門，是人難以言說，無言以對的景象。



如余華先生自道：「我希望自己跨越時空的叙述可以將理性的分析、感性的經驗和親切的故事融為一體」，為當今的中國「開闢出一條清晰的和非虛構的敍述之路」，我們依循他的眼睛與路徑，翻閱\一幅幅中國的圖像，看似熟悉，卻感陌生。面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劇變，一直有人進行挖掘、探尋。這本書是他的觀看之道，也是診斷記錄。當然，無人能解決如此龐大的問題。近年來我雖讀了不少關於中國的論述，也多次走訪，但余華的呈現，點出我的認識仍很浮面。


他的經歷也讓我想起多年前類似的體會，他說：『每個人都在一生中遇到很多詞彙，有些詞彙第一眼見到它的時候就理解了』。1981年暑假期間，我在成功\嶺上受訓，當時兩岸敵意仍然濃厚，對岸的政權還是萬惡的共匪。閒暇期間，我參觀部隊裡對共產暴政的控訴展覽。展覽場裡悲慘與控訴的氛圍充塞，突地一位熟知基督徒的照片吸引我的目光，文字上說他在共產黨牢獄中二十年，末後死在勞改營內。就在那個當兒，一個詞彙浮現，我感動莫名，我知道那就是「殉道」所代表的意義。


余華文中提起諸多文革回憶，不少是人熟知，充滿黑暗的事例，但如今讀來仍令人難以置信：『當時流行把毛澤東東比喻成紅太陽，因此我們不能随便说到「太陽」。就是在黄昏的时候也只能说「天快要黑了」。』領袖成為太陽，所以故事中有男孩说太陽掉下去了，等於說毛澤東掉下去了。所以這個同學差點成為小反革命。一句無心的話，有可能成為嚴重的罪行，類似荒誕的恐怖曾遍及中國大地。數不清的生離死別，多少人前途斷送，就是奉偉大的革命之名。革命到底是什麼？有何意義？這個叫無數人喪命的運動，包括他的哥哥，一直引發作者思索。如今按裡說，革命應隨毛去世而結束了。

但是且慢，余華先生的觀察提示，革命尚未結束，仍以不同面貌，繼續進行：『其實在三十多年所發生的經濟奇蹟裡，革命並没有消失，只是脱胎换骨以另一種形式出现。或者说，我們的經濟奇蹟裡，既有大躍進式的革命運動，也有文革式的革命暴力』，余華舉證歷歷，以科學數據，以親眼所見、近身觀察，夾敘夾議，充分證實他的說法。

有些地方透過作者描繪，彷彿虛擬的幻境，讀來就像動畫： 『如此令人咋舌的大煉鋼鐵，還有鋼鐵企業業规模的迅速擴大，中國的鋼鐵產量自然高速地增長起來。由於運送鐵水的特製罐式車頻繁穿梭於田野上的土高爐和工廠裡的正规高爐之間，散發出來的高温讓公路變成了燒烤之路，公路两旁曾经是枝繁葉茂的樹树木紛紛枯\黄死去。』。作者形容的不是大躍進年代，而是九十年代以後，許\多農村加入煉鋼行列的景象。農民在自己土製的高爐裡將鐵礦熔化以後，立刻倒進耐高温的罐裝車，然後快速運送到正式的鋼鐵廠。於是，奔馳過程中，我們目睹車輛行經之處，生命紛紛枯\萎死亡，就像卡通《風之谷》的畫面。如今中國鋼鐵的產量，早已超英趕美，這就是作者描繪大躍進式的革命延續。

除了追求大躍進式的經濟奇蹟；還有革命暴力，也以不同面貌出現，余華舉幾則文革期間搶奪公章的事例。公章就是機關團體使用的印章。因為誰握有代表權力的印信，就代表他擁有一切的權力。而今天這種事例仍然層出不窮，余華舉了一個近例，超乎想像。一個南方知名的企業，公司原本的副經理拉攏了一伙人，先把總經理打跑，然後再威脅董事長，要他滚蛋，不然打斷他的腿，結果董事長也跑了。然後，這個公司就變天了。但是董事長跑的時候把公章帶走了，於是他也刻了一個同樣的印章。你猜，他怎麼處理將來雙印重疊的問題？我只能用匪夷所思來形容，他叫屬下去買個斧頭回來，然後：『這位新董事長兼新總經理將新公章劈成两半后，下達命令：从此以后，公司簽署的所有合同，蓋\上去的公章上有一條缝的是真的，没有缝的是假的。』台灣的暴力討債比起此地的敘述遜色多了。


作者敘述他的閱\讀經驗，是我覺得最有趣的部份：「我在一個没有書籍的年代成長起来，所以不知道自己的閱\讀是如何開始的。為此我整理了自己的記憶，我發現，竟然有四個不同版本的故事講述了我最初的閱\讀。」。因為絕大多數著作都被打成毒草，大家無書可讀。等到圖書館開放的年代，書仍然很少，他就像鬧饑荒的孩子，飢不擇食，他把圖書館所有書籍讀遍。就在百無聊賴的狀態，他發現新天地：『我發現了閱\讀的新大陸，就是《毛澤東選集》裡的注釋引人入勝。从此以后，我手不釋卷地讀起了《毛澤東選集》』。毛選的註解竟比當時的小說更有趣，「雖然没有情感，可是有故事，也有人物」。我想，今天如果要頒發閱\讀創意獎，余華應該當之無愧\。



另有個經驗也很精采，就是他對魯迅態度的轉變。余華強調文革期間從小學到中學的課本裡，只有兩個人的文學作品。一是鲁迅的小說和雜文，另外就是毛澤東的诗詞。但魯迅的政治意義總大於文學，他被大量運用在政治鬥爭上，欣賞反倒是其次，甚至談不上欣賞。他和他的同代人，經常運用魯迅這個「強大的詞彙」，取得鬥爭的勝利，所以他說魯迅在文革期間威力無窮。一直要到1996年，他才有機會重讀魯迅，才有新發現，也有了新評價。他承認文革期間，使他厭惡魯迅，幼年時代不是與魯迅相遇的好時機。所以他告訴挪威人：「當一個作家成為了一個詞彙以後，其實是對這個作家的傷害。」



有些句子，作者描繪得深入得體，十分到位，值得抄錄，可作為提示，也作為警戒，列舉少數參考：



『我不知道在今天的漢語裡，還有哪個詞彙像「人民」這樣處境奇怪，它無處不在，同時又被人視而不見。』。全世界的政治都喜歡以「人民」做藉口，尤其在中國，這個詞被放大到像毛一樣的高度，但同時也被踐踏到極點，余華的感嘆俯拾即是。



『今天的中國，可以说是一個巨大差距的中國。我们彷彿行走在這樣的現實裡，一邊是燈紅酒綠，一邊是斷壁殘垣。』全世界各地都有貧富差距的問題，但是這個富於詩意的說法，含藏了無法想像的距離。余華舉了眾多例子，but this one really struck me。『差不多十年前CCTV在六一兒童節期間，採訪了中國各地的孩子，問他們六一的時候最想得到的禮物是什麼？一個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飛機；一個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是的，不只現實充滿差距，連夢想的差距都令人吃驚不已。


『今日中國的社會生態可以說是光怪陸離，美好的和醜陋的、先進的和落後的、嚴肅的和放蕩的，常常存在於同一个事物之中。山寨現象就是如此，既顯示了社會的進步，也顯示了社會的倒退。』余華的舉證中，有兩個是關於自己的，令他哭笑不得。第一個是關於記者採訪的事：余華對一個編造他採訪的記者說：「我從來没有接受過你的採訪。」你猜記者怎麼答？他說：「這是山寨版的采访。」他說得義正辭嚴，面不改色。另一個是關於盜版：他在家中附近的攤販發現他被盜版的小說，攤販熱情推薦，他翻了一下就說：「这是盗版。」，攤販很認真的糾正他「不是盗版，是山寨版。」。山寨現象已經深入中國，它是活力，也是亂象，在各個領域各放異彩。



閱\讀中我逐漸領會草根、山寨、忽悠種種現象，雖在別的國土上存在，或有類似的發展，但規模或影響都不若在中國大陸那樣普遍而激烈。這是長年以來社會片面發展，在價值觀上的混亂，如作者所示；也是長期政治壓抑，民間自發性，應運而生的對抗手段，就像我們常說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讀完本書，我能想像它難以在中國大陸出版，因為它觸及許\多醜惡，呈現諸多當政者不願面對，也無心處理的真相。因為在一片繁榮、進步、發展的風向中，誰要聽清醒的聲音？余華的語調中帶著同情，沒有刺耳的指正，卻引發我們思索。他以感性與清晰的筆觸，邀請我們進入他的觀察。問題能否解決，難以預測，但同情、理解這塊土地的問題，也許\是我們讀者可以具備的美德。

我第一次注意到這位荷蘭畫家，是從電影《戴珍珠耳環的女郎》開始的，我思量、甚至驚詫，一幅畫竟能讓想像延伸到如此境地，啟發無數靈感，引起日後多面的效尤與激盪，不論那是褒揚禮讚，或污衊折騰。就像蒙娜麗莎的微笑那樣，經過千萬次變奏和感應，依舊餘波盪漾。

而創意豐富，造詣、學養非凡的人，總能在觀畫之際，挖掘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或精采洞見。他們的想像與探索，總能出人意表，跨越時空的縱深，為我們探得豐富的文化內涵。卜正民(Timothy Brook)先生正是一例，卜先生是加拿大人，年輕時代喜歡旅行，在一次不經意的意外，使他得知一座荷蘭城市台夫特(Delft)，這個日後和他的專業息息相關的城市，也就由此開始，藉此，他發現了這個城市歷史中一位重要的人物─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

就是透過這本《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Vermeer’s Hat The 17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作者向我們展示其充滿創意的讀史觀點。書名所點出的帽子是書中幾個重要鮮明的意象之一，但全書卻是透過七幅畫(其中五幅是維梅爾的畫作)與一首詩，呈現了一幅開闊完整的視野，讓人目睹十七世紀世界的諸多變化。卜先生從畫中各種事物，那些看似平凡的用品談起，也從梅維爾畫中呈現的蛛絲馬跡，例如他故意讓背景留白，解析畫中中國技法的痕跡，透露出文化之間彼此的影響。透過作者縷\析精密的導引，開啟了通往十七世紀的門窗，卜先生向讀者示範什麼是大歷史(marco history)的觀念。

雖然當日航海技術有限，航程中也充滿危險，但十七世紀的荷蘭，正是透過航海冒險，建立了貿易強權，開展了荷蘭的黃金時代。於是各種商品器物透過貿易，廣泛流通，許\多相關行業也應運而生。這本書最有趣的部份，就是透過畫作顯示的觀看之道，以及對背後曲折故事的探索。畫作裡的景物，既體現當日的狀態，也陳列了荷蘭黃金時代流行的物件。卜先生解說器物背後的故事，無論是海狸帽或青花瓷；煙草或白銀，無論宏觀或微觀，在在都顯示他精采的調度，細緻鋪陳那些彷彿錯落的時空，如何環環相扣，相互影響。他說故事的本事，讓人想起另一位史學家─史景遷。

今天我們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動靜觀瞻，一地發生的事，各地馬上知道。不只如此，一地發生的災厄與問題，我們可能立即成為受害者，因為那裡或者有你的親人，或有你的投資，或許\過兩天正準備前去觀光或出差，誰能預知？誰能完全置身事外？所以英國詩人鄧恩(John Donne)的詩句：『人非孤島，無人可以自全。』(No one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出現在一個全球化正逐漸形成的十七世紀，就顯得意義非凡。無人能成為孤島，尤其今天當全球暖化，冰山溶解，海平面上升，島嶼逐漸消失淹沒的時刻，一切的孤島都難以自存。這就是卜正民書末極力闡述的思維：『我們如果能理解的話，任何地方的歷史使我們與每個地方相連，且最終使我們與整個世界的歷史相連，則過去的任何一部分─任何大屠殺和成就─沒有一個不是我們共同的遺產。』，十七世紀的擴展與貿易，證實了這個時代的來臨。我們正逐漸邁入一個休戚與共，唇齒相依的時代，我們是無法分割的命運共同體。這不只曾經體現在Vermeer的畫作上，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寫照。

山泉野飯聊今至，金谷銅駝非故時。
隨緣自有數椽竹，題儉真成一字詩。

詩人筆下經營的意境常令人神往，然而那種淡泊名利、采菊東籬的境界，有可能只是暫時景物的感動，理想的投射，並非真情。因為端看文字而不明究理，真會受欺。所以李國文先生說：「為文和為人的抵牾\，嚴嵩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要文如其人，的確是種理想。雖然文章或詩作是心靈的映照，但文章背後卻不是那麼簡單。那些黑暗的角落、靈魂的苦毒，恐怕不是詩人願意顯示，也非讀者能夠察覺，甚至連詩人本身都無法左右。

嚴嵩的詩境文采盎然，如假包換。但因他在人心目中是個大奸臣，使讀者不屑或忽略他的詩文，如同我們對待曹操一樣。當然，可能幾百年前他的詩集或文集，早就遭人唾棄。我和不少讀者可能都不曾領悟，嚴嵩這號人物也算文人。這也是李國文先生在他兩本著作(《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國文人的活法》)裡，企圖探究的主題之一。文人的瀟灑行徑，他們生存的姿勢，為何死於非命，他們和政治權勢的複雜糾葛，作者引證史書，羅列詩文，揣測推理，敘述他們恃才傲物、狂放不拘，如何受宵小播弄，至終鑄成悲劇的諸多樣態。

這種體例非嚴謹的學術論文，但卻出入文史、縱論古今，引證豐富，將歷史與文化評論溶於文學敘述，雖不容易攻克，但論述與文筆精采，很值得咀嚼。文體和余秋雨所著的《山居筆記》有些類似，雖然兩者都是考掘史事，溶感性與知性於一爐。但李先生的風格更鮮明，文字更嗆濃，處理的方式也頗為激烈，史事的延伸與評論皆以環繞文人為主脈，所以焦點明確。

死書與活書在編排次序上有些不同，死書是按照年代經緯排列而成(從司馬遷一直到王國維)。活書則沒有準確的順序，而以一句文人名言或詩句為題，作為引介，將文人之特性與命運簡短描繪。其實活書可算是死書的延續，所以這兩本書裡涵蓋\的人物多有相同，有的人物，甚受青睞，例如蘇東坡及嚴嵩，作者花了不少篇幅，對他們的作品與人格重新估價。有幾篇內容完全相同，但也有幾篇作者對同一人物從不同角度探索，屢創新意。書中有的人按嚴格的定義來說，不全是文人。但作者巧妙的探尋導引，總能展現創意，讓我們發現歷史上諸多人物身上文人的蹤跡。

李國文筆下的文人眾生相，雖是五花八門。透過檢閱\古代文人的死法與生存之狀，他出入古籍、臧痞古人之際，同時對現代文人及文壇醜狀痛加撻伐。用詞辛辣，痛快淋漓、毫不留情，但某些地方稍顯苛薄，讓人不敢領教，就像他對朱熹的批判，我就覺得情緒過多，證據薄弱。還有他對周作人作漢奸的歷史，念念不忘。起因也是由於中國文壇最近的風氣，有人撰文寫書為他辯護，企圖抹殺那些舊日的丑態，一味高舉他的成就。然而李文在痛批周作人漢奸之惡行，反而對那些往日歌毛偉業的文人，輕輕放過。也許\，這其中涉及了言論尺度的問題吧？

作者特意曝顯文人反常狀態，讓圖像突梯扭曲，以達批判效應，同時展現黑色幽默。李先生文字不避腥臭，有的地方入木三分，有些讓人掩鼻。某些情境描繪，作者展示修辭的璀璨，誇張之處，引人發噱。也許\我們只能在現代文學之域才能如此自由放任，古文裡有時就這麼三言兩語，輕輕帶過不涉細節、不夾情緒，所以還未釐清始末，故事已經說完，所以不太能還原歷史情節。但作者的古文今讀常使歷史活絡，場景重現，而且文采精湛斐然。精采處真能當我們練習作文的範本。有人評論他的文章思如泉涌，墨氣沖天，我覺得不算誇張。中國人說「薑是老的辣」，在李先生身上展現無遺。

李文的寫法讓我想起Paul Johnson的《知識份子》對文人的估價，不是扒糞，也非八卦。而是一種摘除光環，貼身呈現，對古今文人遭遇的顛沛不幸，苦心孤詣多所描摹，細述統治者對他們的凌遲羞辱；也對他們身上的種種惡行：貪婪醜惡、恃才傲物、裝模作樣、小人行徑等等，據實刻劃，毫無掩飾。筆觸尖銳處處可見，諷刺手法的應用，讓人不由得想到師承魯迅的氣味。

讓我舉幾個例：「以古鑒今，便知分曉，時下還活著的那些塗脂抹粉者，大言不慚，謊言連篇的偽造自己的輝煌。有的人物，連屁股上的屎跡，都未擦拭乾淨，就想孔雀開屏，也不怕別人看了三日做嘔。」

「聲色犬馬、三陪女郎、酒足飯飽、桑拿浴房，這時候的詩人只有飽嗝可打、臭屁可放，詩是絕做不出的，更甭說去關注詩歌運動了。」

「想到時下文壇，剛有點本錢還不大的作家，只不過寫了兩篇瞎貓碰上死耗子，趨時邀好的作品，便像凸肚蛤蟆一樣，在春草池塘裡陣陣地聒噪，實在令人生厭。」

李國文先生筆調坦誠，單刀直入，批判他人同時，也不怕自曝其短。一面來說，他對那些患了骨質疏鬆症的文人雖然不假辭色，但對他們也充滿同情，因為他也是同病相憐。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也曾顧不得羞恥，忍氣吞聲，為求苟活。李先生的經歷讓我想起季羨林的《牛棚雜憶》，在最艱難的歲月間，他們都曾想尋死了斷此生，但求生的意志還是讓他們挺了過來。李國文經過22年“右派”生涯，封筆多年，讓他看盡人間冷暖，所以他的文筆也就特別顯得老辣無比。

所以對那些在事過境遷之後，拼命粉飾、重塑金身的文人，有天化身為正義鬥士，聲稱自己如何與惡勢力鬥爭，李國文先生從不隱諱他的鄙夷。也許\對李先生這輩人而言，歷經各種慘烈醜陋的政治鬥爭，聽盡無數惡毒言詞，所以他對看不慣的人事，也就不必拐灣抹角、聲東擊西，單刀直入才是最爽快利索的事。這對我們過慣太平日子的人而言，的確少見多怪。

對較少涉獵古文經史的我輩，常感古籍書海無涯，文字艱深，又缺乏導引，難免望書興嘆。這些年來我也倒是學了點偷懶的方法，就是借他人之光，就像讀《柏楊版資治通鑑》。讀李國文兩本文人新論，也是個借光伴讀古書的快速之法。文中引用的古籍雖經過剪裁設計，但常見其構思巧妙，其中之真知灼見，常能導引讀者窺其堂奧。雖然這種讀法不是直接親臨原典，也有點偷懶，且受他人觀點左右，但對我來說卻是個入門，是受教育的過程。古文今讀，古史今判，雖是他人之光，仍有可觀，閱\讀時不會因此矮人半截。他們的觀點我們不必同意，但他們的智慧結晶我們倒不必客氣，可直接取用。當然，如果你是天才，就直接掠過，不受此限。

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究竟出版社
李國文著
中國文人的活法
人民文學出版社
李國文著

『白天想你拿不動針，黑夜想你吹不滅燈』─塞北民歌


讀曹乃謙的《到黑夜想你沒辦法》的頭一篇《親家》，就立刻想到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想到故事裡羞恥又尷尬的場面。但是，曹的筆調卻非嘻笑怒罵，雖然他也偶以黑色幽默處理情節，但他並未刻意凸顯那種荒誕之局，彷彿是若無其事、舉重若輕的呈現，一種我們難以想像的雁北農村生活，讓人無法以平常觀點衡量我們目睹的情景。曹乃謙小說裡有種難以形容的土味，主要是山西鄉下的土話，有的讀來一知半解。正如王禎和使用的台灣方言，對許\多不諳那地方言的人，自然造成閱\讀障礙，所 以閱\讀期間，有必要加點註解，幫助那些不懂方言的人。當然不少時候正是難解的語言，產生難以穿透的魅力，強化了故事的活力。


曹乃謙的語言與時空很土也頗真實，就像作家汪曾祺所說的帶著點莜麥
味(一種燕麥)，同時充滿古怪的視野。也許\他筆下的時空，如今已經消
失，但他筆下人物的慾望與苦悶，仍然徘徊不去，至少在閱\讀期間讀者
仍可感受，他們對食物及情慾那種強烈的飢渴。溫家窯也許\能作為中國
一個小型的抽樣，那曾是特殊時代極端的生存狀態，人的食慾與性慾始
終難以飽足。正因極度缺乏，所以人的情慾才顯得那樣強烈畸形。就像
書中有些人物的苦悶與吶喊，他們活得連隻牲口都不如。牲畜可以得到
的基本需求，可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卻得不到。於是書中種種極端的行
徑，就愈發凸顯其荒謬之狀。

所以曹書中對動物的描繪，以及它們與人的關係也就顯得視野獨特，是頂有趣的呈現，既有魔幻色彩，也反射人間的無情。《黑女和他的二尾》那隻貞節的母雞，和她的女主人完全相反，「不讓任何公雞上自個兒的身」。竟然在一場疾病之後，換了性別，由原本矜持之狀，成為四處尋芳的公雞，似在諷刺諧擬人間價值錯亂顛倒的情狀。這類黑色幽默偶在曹著中出現，凸顯書中人物恥辱的行徑，還有他們莫可奈何的困境，有時詼諧戲謔，讓人哭笑不得。《貴舉和她的白脖兒》，是種投射，呈現村內殘酷的狀態。村內的動物都是順命忠誠的牲口禽類，他們忠於主人，賣力幹活。然而，他們竟然給牛去勢，剝奪它的性功\能，拿掉它的蛋丸打頓平花(打牙祭)。我覺得牛的去勢恰是對這群光棍最殘酷的刻劃，他們一生順命，像個牲口一樣刻苦，卻如無性的動物一樣生活。他們剝奪牛的性器，自己卻像個被去勢的牲口，毫無尊嚴的活著。


最近讀到一則怪誕的新聞，一名美國男子因為對馬性侵而坐牢，他獲釋時，法官警告他必須遠離馬匹。這位被逮捕的美國男子，聲稱自己有精神病。這種病態在正常的世界中令人難解，但在曹乃謙書中出現這樣的場面，並非在精神病患身上，而是發生在溫家窯的光棍身上。他們的性需求無法解決，竟走偏峰做出類似的表現。曹對此並未表露鄙夷，未加什麼道德批判，他只是誠實披露，帶著深刻的同情，由此，也表明了溫家窯的男人連牲畜都不如的狀態。

閱\讀間不免驚訝，怎會有人如此生活? 按他受訪的說法，他創作是有根據的原型。他在農村的經驗，讓他得以近身觀察，且以坦誠真實語言呈現，讓我們目睹有些人活得連牲口都不如。我們應該可以說他是大器晚成。而他能有如此表現，我覺得一面是他做警察特殊的身分，使他經常目睹人在無知、渾噩，甚至是無法控制之下所犯的罪行，他理解人性普遍的脆弱，同情他們在猥瑣卑屈下的錯誤，體會他們鑄成無法挽回的悲劇。在《最後的村莊》裡，我們常能體會他在犯罪現場，清晰記錄諸多鄉民的脆弱，沒有用嚴酷或道德的立場，指責或怪罪。他經常是帶著理解的角度，呈現、探測他們的致命傷痕。

另外一面就是他對各種聲音敏銳的感應，對農民歌謠熟悉親切的掌握，也包含了他對各種聲響的模擬、村民土氣十足的對話，都在故事開 展的過程中顯露出來。曹乃謙小說中流溢豐富音樂的節奏，充塞在各個角落。村民雖然破落窮乏，但詠唱生活，歌頌愛情卻真實、豐富，他們的慾望，最深沈的意願，以及卑微的情愛，就是藉著要飯調的歌詠真確表露。既是真誠的渴望，也容納了毫無遮攔的私慾。雖然我們目睹農村諸多錯亂：亂倫、暴力的場面，各種壓抑、扭曲的行徑。但藉著人物的詠唱，仍讓我們感知農民的真誠，還有作者深刻的同情。

近年來關於知青的小說與回憶的出版，一直持續不斷。關於那個時代的動盪，絕大多數都以知青的角度呈現，或以文學手法，或以報導方式，表露他們的痛苦、恐慌與挫折，控訴或指陳在政治荒謬的年代，人性怎樣遭到扭曲，青春如何耗損，也存記荒謬年代的成長。老三屆有光榮的歷史，卻也是血淚\斑斑。當年青春茂盛的知青，不少人至今仍留在農村，仍在貧窮線上掙扎。對農民卑屈艱難的生活報導，或者也有，然而以深入寬廣的文學切入，從農民的角度，以他們的觀點與眼光，探究他們的喜怒哀榮，這方面卻是相對少見。於是曹先生的角度就顯得特別稀有而珍貴，他融入的狀態，讓我們觸碰農民的血肉與氣味，稀奇的是他認同的對象，不是知青，而是這些鄉民。他們最真實的聲音與鬱悶，狂暴與情慾，就在故事的鋪陳中彰顯出來。

我覺得今天有兩方面現實的困難，使人對文學的閱\讀，甚至是文學的創作，產生明顯的障礙，製造了更遙遠的阻隔。第一是今天有太多替代品，太多消遣娛樂的途徑(以往是電視，現今加上網路)，使人對嚴肅的文學作品敬而遠之，閒懶逸樂成為主流，輕薄短小當道，讓人無法認真閱\讀文學。或說這種傾向，使得文學閱\讀的人口逐日稀少。至於從事嚴肅的文學創作，更形困難，不只有現實謀生的問題，也因讀者愈形稀少，可能讓創作者更見稀少。另一方面著書的人太多，出版品種類驚人，值得讀的東西愈來愈多，選擇性越來越豐富，而時間又明顯不足，這又是網路的副作用。於是文學作品，在眾聲喧嘩下，聲音越發顯得薄弱瘖啞。暢銷書能創造銷路，製造時髦，然而嚴肅的文學作品向來不容易受到青睞。James Joyce的《尤里西斯》，雖備受批評家及讀者肯定，恆銷多年。但買書人收藏有可能只是聊備一格，當成書架裝飾。認真讀完者還是少數，而且中外皆然。所以，那些從事文學創作者(非創作消遣作品謀生的作家)，在這個商業掛帥、價值紛亂的時代就愈發顯得珍貴。嚴肅作品有可能成為傳世的古典，他們的創作為人性，也為時代留下典型，值得當代與後代一再閱\讀。曹乃謙筆下的雁北風情，不只讓馬悅然先生印象深刻，也值得許\多像我們一樣的普通讀者，多重閱\讀與探究。

曾有一段時期，我嚮往邊疆的浩瀚廣袤，渴望成為一個開拓邊疆，探索異族文化的人。雖不一定豪壯，卻帶著點蒼涼，我覺得自己應能適應那種寂寥的文化與景緻。不過年紀漸長才發現，開拓邊疆可沒想像那麼容易，在浩瀚的曠野旅行也沒那麼浪漫。決心與毅力不足，缺乏適當的預備，甚至沒有晃蕩的精神，都會讓計畫無以為繼。還好我覺醒的早，知道自己不是這塊料。

然而旅行之趣，不需我多費唇舌，它常讓我跳脫封閉黯淡的井底。這些年來，旅行有時出於公務，有時是休閒，不一定為尋幽探密，或什麼偉大的風景，反正遠離本位，脫開習性的單調，就讓我感到滿足。打從機場我就開始融入風景，候機室的熙嚷紛然反而使我寧靜。在飛機上進餐\、喝咖啡、讀書、紀錄，都別有一番風味。其實那些東西並不真的美味，機位狹仄讓人不適，飛行震盪起伏也難以入睡，但飛機上提供了一種特殊情緒，讓我能集中思緒，閱\讀往常無法攻克的書籍，紀錄書寫旅程來回的感受。

小時候我最愛火車上的排骨便當，那種在風景行進中吃便當的滋味，至今難忘。台鐵的排骨便當讓人難忘，主要還不是味道，而是那種新鮮，遠離家園，期待遠方的旅程，沿途時時變換的風景，今天還加上了懷舊的氣氛，讓排骨滋味更難以忘懷。　
直到最近閱\讀他人旅行的經驗，才發現早有人具備相同的經驗，而且他們的敘述準確，表達也更深邃。正如迪波頓(Alain de Botton)在他《旅行的藝術》(The Art of Travel)裡所言：「旅程是思想的促成者。運行中的飛機、船或火車，最容易引發我們心靈內在的對話。…藉由景物的流動，內省和反思反而比較可能留駐，不會一下子就溜走了。」，「在所有交通運輸的模式中，火車也許\是對思考最有利的一種，因為作火車所看到的景觀不像乘船或搭飛機那樣單調，速度不至於慢得令人生氣，也不至於太快，讓我們仍能分辨窗外的景物。」

從迪波頓的引介，我們見識各方名家旅行的經驗與心態，有的似曾相識，有的創意獨具，有的完全超乎想像之外。這本書和他所著的《哲學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風格相同，前書說明哲學不光為著抽象的思辯，也能應用於人生各種不幸的處境。《旅行的藝術》同樣展現作者巧思，他搬出歷史上著名的作家、藝術家與旅行者，讓他們擔任導遊，把自己的旅程和大師們的經驗交織起來。細緻講述旅遊的講究與美學功\能：從對旅行的期待與動機，到風景與藝術的關係，逐一闡述，旅行在他穿針引線的導引下，成為一門精湛的藝術。

由書中我們得窺，法國詩人波特萊爾一生對旅人交通來往的場所情有獨鍾：港口、碼頭、火車站、船及旅館房間等等。這些暫時的住處，對他而言更像歸宿，更讓他覺得安息。當他覺得世界變得單調，便出發動身，前往遠方。普羅旺斯的景物色澤經由梵谷的描繪，開啟旅者的心境與視野，當日他所展現的觀點當作怪誕、扭曲，但如今他畫布底下的麥田、絲柏與星空，都成了旅遊考究的觀看之道。 William Wordsworth以詩人之腳漫步湖區(Lake District)，迪波頓透露他一生大概走了十七萬五千到十八萬英里。這些漫步讓他留下許\多田園風味的詩章，但當時評論家的風評卻不怎麼好。但隨英國人口逐漸集中城市(1850年已達50%，二十世紀初達到75%)，他留下的信息讓人日漸珍惜。迪波頓說：「1850年，Wordsworth以八十高齡辭別人世，重要的評論幾乎向華滋華斯一面倒，認為的確有必要定期走訪自然，這是城市生活的解毒劑。」

羅斯金(John Ruskin)也教導我們鑑賞風景之道，如何藉由素描，欣賞風景之美，定住山水景物感動我們的時刻，藉此培養品味，發展審美。Ruskin也鼓勵我們在旅程中寫作，藉由書寫「用文字作畫」，留存美的印象。他提到我們對風景天氣的描寫貧乏，並非我們沒有文筆，而是懶惰。的確，藝術天賦雖有不同，但觀察的細微、深入卻有賴後天培養。Ruskin的說法深得我心。

很多時刻我都認為，風景乃心情的反照。心情調適不足或不對，可能會讓大峽谷之壯闊雄偉，成為流水帳般乏味，或走馬看花的平淡。心情舒敞開闊，想像充足，即使平凡單調的斗室，也可能成為宜人美景，這種經驗也許\大家都有。迪波頓在書的卷末《賦歸》裡，比較了兩種層次的旅行，精采之處令人讚嘆。當然兩種旅行都富有創意，前例可算為「壯遊」(grand tour)的一種，不是人人得以迄及；後面一類雖然人人皆可進行，但心智文筆所需之鍛鍊，豐富想像之豐厚，不見得少於前者。

他所列舉的這兩種旅行，一是大費周章，由德國人洪博(Alexander von Humboldt)代表；另一種是超級袖珍，由法國人德梅斯特(Xavier de Maistre)代表。前面的旅程費時多年，價錢昂貴，路途艱辛，他遍行南美，日後完成了《新大陸赤道地區之旅》。後面這趟，費時不多，價錢便宜，就在自家進行，結果他完成了一本遊記，名喚《斗室之旅》。這位老兄對此深覺滿意，日後又舊地重遊，完成了另一本叫《斗室夜遊》。讀到這裡，你只能自嘆弗如：「乖乖，真能掰呀！」。

旅行需要鍛鍊學習，就像畫畫寫作一樣，沒有人天生就是高手。雖然有人天賦較高，但天生玩家，不一定都能玩出道道。後天的培養還是比較重要，如果我們能學學前述那位法國人，讓斗室成為景點，也是不錯。或者像妹尾河童，平易近人，卻能見常人所未見。我們雖比不上他，但他觀看事物的眼力，值得copy。

河童先生的旅行充滿驚奇，這從他的畫中顯露無遺。雖然好奇心人人皆有，但像他那樣細密認真，精細縝密的的確不多。正因如此，他旅途中才會充滿各類奇異的發現。就好像他筆下的各國補鼠籠，一經比較巧思立現，因為他的觀察超乎常人，即使極其平凡的事物，透過他的眼和筆，也能現出有趣的地方。

他也披露，因他素描的產品，讓他遭遇韓國與蘇聯警察的逮捕。當然這都是陳年往事，說明這兩個國家曾有過封閉獨裁的年代，也表明他的觀察不同凡響，讓人誤認他是刺探軍情的間諜。也許\今天人人旅行，皆攜帶快速準確的數位相機，能隨時紀錄所見，但相機雖能寫真，卻不能鍛鍊準確而富於創意的觀察。因為節奏太快，且便利隨興，反使我們的官能遲鈍，觀察退化。我們享受便利卻學會偷懶，失去了直覺應具備的美感。

還有一種旅行可能不少人有經驗，我覺得最自由隨興，有點嬉皮方式（或者就像嬉皮），不那麼在乎食衣住行，雖非完全放浪，也非全無節制。既是遊山玩水，卻不乏冒險患難的精神，雖有探索，但也沒夾著什麼巨大的企圖或目標。相當自助，但沒有同伴也麻煩，可算是種「散漫的旅行」，如舒國治所言。

在他所著《理想的下午》裡，舒國治認為這種背包族（backpacking）的旅行，是他心目中所謂的「旅行」。他們邊走邊看、隨遇而安，「哪裡有牆有樹便往哪裡靠，有平地就往哪裡生，牛仔褲的臀部那塊總是磨的發白。」舒國治甚至說：「最令我羨慕的，是他們漫漫而遊，即使不在精采之地，卻耗著待著，往下混著，說什麼也不回家。這是人生中最寶貴也最美好的一段迷糊時光，沒啥目標，沒啥敦促，沒啥非得要怎麼樣。」

這種閒雲野鶴式的漫遊，對我來說是相當奢侈。正因他散漫隨興，讓他看不慣台灣人旅遊的心態，當然他評論的年代已經過去。他認為台灣人照料自己過於細膩，怕弄髒自己。台灣人雖出門遠遊，卻把他們心中的嬌弱帶出遠門。表面看是探險，但背包裡卻裝著泡麵、電湯匙、口香糖等7-11「隨可買備又令他深感家暖心安之物」。也許\如今台灣人出門遠遊，舊習未除。

另有一種，則是我閱\讀的旅行經驗中，最富詩意，也最需想像的深度。楊牧在《一首詩的完成》中提及此事，他寫信給一位年輕憤怒的詩人，嘗試理解一位女作家詬病年輕人旅行輕率的態度，提出他心目中「壯遊」的藍圖：「我想她的意思是說，年輕人出門旅行不應該純粹是為了休閑遊樂，必須帶著嚴肅的尋覓著什麼，嘗試著什麼的心情，帶著探索的甚至冒險的心情，到深山大澤中，到遙遠的國度，以一種學習觀察的誠意去體會，在那陌生的世界裡，無論洪荒山水，遠古的遺跡，或當代熙嚷的另一文化社會裡小小的市集、街道、碼頭、車站，去吸取知識點滴，用以榮養關懷與想像，使自己能在成長的過程裡正確地把握到豐富的人生素材，充實地理和歷史的資訊，從而落筆創作或面對其他生存活動時，有一份更開闊廣泛的覆按。」

由是詩人害怕團體出遊，不著迷人所樂道的風景名勝，卻喜愛隻身探索，轉入那些不相識的世界，雖無人交談，也不必「附和群眾以讚嘆」，因為他害怕眾人的喧嘩會謀殺他寧靜的想像。所以楊牧稱旅行為一種滌洗，一種探索。看起來似乎不近人情，也顯得傲慢。但正因如此，旅行才能達到滌洗的功\能，成為詩意的探索。

讀別人的旅行，雖是紙上談兵，但好處就是引發我們出外的渴望。當然，遊記或旅遊指南也會造成障礙，我們用書上的內容對照實景，結果卻造成失望，因為實景沒有別人筆下精采。這是憾事，但不能全怪別人，因為旅行除了實地探測，還得有想像力，還得有經受訓練的眼力。也許\明年，我們能再度出發遠行，無論財力金錢充足與否，也許\我們需要睿智的嚮導，激發官能、策勵想像、儲備思緒、專注觀察，以筆以畫以鏡頭，細心刻畫、紀錄旅行的起伏與見聞。也許\有天，我們的行動也能充滿好奇、想像與精湛，就像他人筆下的旅程。

『做學問要於不疑處有疑，待人要於有疑處不疑。』─胡適

八月份我經過綺色佳，身上帶著一本錢裡群先生的著作：《我的回顧與反思》，竟然發現錢先生的父親竟然就是胡適的校友，而且他的專業就是農業。（百度百科上的紀錄：1913年，以庚子賠款資送美国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就讀，五年后獲農學硕士学位）。只是錢先生在書中的記錄並不準確，說他父親是1906或1908年去美國留學。日後於1919年回國（比胡適晚了兩年），成為國民黨重要的官員，在抗戰期間擔任農業部的常務司長。但他的家庭成員卻因政治立場分歧而分為兩半，雖然日後他們都有各自的成就與貢獻，卻是近代中國悲劇的體現。

2005年間我第一次在瀋陽的機場發現了錢先生的著作《周作人傳》，當時我就很喜歡錢先生客觀公允而相對體諒的立論。這次我發現的是他對理想的執著，對教學與青年人的熱情洋溢於書頁，還有他對魯迅推崇所夾帶的奮戰精神。有幾次我想他的言論怎能見容於當局，這必然為他招來禍患。或許\他是北大知名的教授，待遇和其餘人相比終究有些不同。但是閱\讀間，我總發現錢先生對魯迅的服膺與引用幾乎完全是正面的，這和我對魯迅的印象有相當出入。雖然我對魯迅理解不足，是確定的事。但讀錢引述魯迅觀點的種種說法，引起我以往未曾有過的興趣。於是我把把胡魯二人放在一起閱\讀，想理解這兩位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到底有何差別，顯示出什麼意義。

一搜尋才發現，中國大陸從改革開放以來，言論逐漸放開之後，對這兩個人物從新審視、評估、研究的嘗試，成績已經相當驚人。天平已產生了健康的傾斜。我越讀越覺這是個無底深淵，因為這兩個人物牽涉的層面太廣，涉及的人物也太多，他們就像星座一樣，周圍有許\多圍拱環繞的各類行星，他們對胡魯都有不同層面的回憶、評價與認識，研究二人的專著讓人眼花撩亂，光在網上找到的書籍、史料已多過我的預期，我又參考了不少多大東亞圖書館的收藏。我只能稍微涉獵，讀出點個人體會。

我總體的發現就是中國大陸的學者對胡適的評價與重估，已漸趨持平、客觀，正面肯定者甚多，至少已是大體平反。即使有批評的，也說得有點根據，不再是那些口號連篇的教條與套話。一般來說，除了意識型態逐漸淡化之外，也有一些持自由主義觀點或傾向自由思想的學者，對胡適的讚譽、肯定遠超過魯迅。同時也從魯迅文本與傳記資料仔細爬梳，根據事實，提出或多或少，深淺不一對魯迅的批判，貶抑他作品與人格中透露的尖刻與狹窄，論述魯迅寬容精神的缺欠，與其他方面的弱點。

其中我讀到觀點最鮮明，分析最著力的就是邵建先生的《二十世紀的兩個知識份子─胡適與魯迅》，書中邵先生以三章相當的篇幅來論述這兩位人物身上最鮮明的特色：關於tolerance的問題。邵建舉證甚多，從言論(尤其是那些文化論戰)至待人、交往、對政治的態度等等，說明胡適如何是寬容美德的代表人物，而魯迅卻是反面例證，有一段話我覺得說得很準確，點出這兩個人精神氣質的差異：『誠然，度量與寬容有關，但寬容卻絕不僅是度量。或者說，僅是度量則無法度量出寬容那豐富深厚的文化內涵。因為，寬容在這裡，不是別的，而是一種理念，價值理念，…「胡文化」便是一種以寬容理念為價值取向的自由主義文化，「魯文化」則相反，它是公開拒絕寬容並帶有獨斷性的刀筆文化』。魯迅臨終前的一句名言「一個都不寬恕」註1，正可說 明他在人格上缺乏寬容的素質，這點也普遍呈現在他晚年雜文中。閱\讀那些篇章，我仍感到他酸澀的刀刃，對論敵的仇恨即使多年也不願遺忘，不肯赦免。

按理說胡適的某些觀點與說法已經過時了，但在現今的中國仍然意義非凡，因為經過了幾十年的封閉與鬥爭之後，經濟改革雖然上路了，國勢也強大了。但胡適倡導的觀念仍只有名詞，尚未在這個國土上落實。寬容的價值不只適用於個人，更適用於各種政治團體。沒有相對寬容的政權，民主自由的理念根本無法存在。羅爾綱先生在其回憶的著作中《師門五年記及胡適瑣記》，提到一件他在中國公學目睹的事，證實胡適對寬容不僅是種空洞言論。一位左派的學生為了一個事件批評了胡適，措詞強烈，學校當局要把學生的壁報撕去，但胡適不准，「說他提倡言論自由，就要以身作則。」最近劉曉波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這事的確讓中共當局不快。然而一個說真話、對自己言論負責的讀書人，真能撼動中共政權的穩定，威脅國家安全？正因為中國仍未具有真實的言論自由，仍缺乏寬容的政治，才讓劉先生的言論顯出意義，也才讓胡適的思想價值更加凸顯。

針對以往一面倒的官方魯迅論，不少論者提出各類平衡的立論，這也是邵建在書中反覆申論引證的觀點，他們認為如此才能給予魯迅正確的歷史定位，還他公道。我舉幾個例子：『過去因為尊崇魯迅，以為魯迅從來都是正確的，把跟他有過爭論或對立的人，全貶為落後或反動，這樣做太對不起歷史了，也太對不起那些曾對中國社會的進步做出過貢獻的人了。 還魯迅一個公道，也是還歷史一個公道，還歷史上許\多人物一個公道。』。


有位論者的說法，批判的觀點很誠實、直接，我也深覺有理，也是許\多歌頌魯迅深刻、偉大的人普遍的盲點，或說他們不願面對的事實。他說：『長期以來，人們對魯迅給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帶來的可能傷害避而不談，對他身上的缺陷、弱點視而不見，對他的失敗人生更是三緘其口，除了表彰、發明他的功\績和貢獻以及偉大的成功\(這當然正確，我也舉雙手同意)，更有甚者，對魯迅的弱點、缺陷以及他帶來的可能性傷害採取了美化方式，直到把他處理成聖人。這不僅構成了對大多數人的傷害，其實也是對魯迅本人的傷害。』。

敬文東先生自己現身說法，提到魯迅的著作不只讓他受益，也使他受害。尤其是他在灰暗挫敗的經驗中，魯迅的著作成了他的滋養，他甚至說：「他如果不是我的救命恩人，起碼也是我的指路明燈。」，但是，同時魯迅文字也在他身上顯出其他陰暗負面的影響：『我越來越沮喪地發現，我身上的偏執，狹隘也的確部分地來源於他的文字。』。作者更進一步說明為何這個現象的由來，他說：『回頭想起來，這基於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我們從小學到中學的語文課本編選的魯迅文章大多是被比喻為投槍、匕首的論戰雜文。我們從魯迅那理學得最多的─說起來很好笑─就是罵人的諷刺的藝術。』於是，許\許\多多的小魯迅，就在耳濡目染下逐一誕生了。


邵先生也提出類似的說法與經驗。1930年代魯迅和不同陣營的文人打筆仗，經常使用妖魔化語言，諸如：「劊子手」、「皂隸」、「奴才」、「乏走狗」等等。而左翼文人也用毒辣的詞彙扣魯迅帽子「法西斯蒂」(Facist)、「封建餘孽」。這些罵語對邵先生都顯得熟悉，他說：『原來文革時，年齡雖小，但目之所充、耳之所灌，全是這些。不是有人要給文革語言溯源嗎？我看，只要順著二十世紀左翼之藤往前摸，就會發現，越左罵得越厲害，越是大師罵得越精彩。中國二十世紀的知識份子語言就是被以罵為務的左翼文人搞壞的，且流行深遠。』。魯迅如同匕首的雜文，給後世的人提供、累積了不少諷刺罵人的資源，是個不爭的事實。大家不妨在網上輸入幾條魯迅罵人的名句，仍可找到各處共鳴的言論，甚至刻薄的罵街。

魯迅傳記的出版也是重估魯迅的熱門途徑，林賢志先生所著的《人間魯迅》引發了不少討論。謝泳先生所編寫的《胡適還是魯迅》將部分的討論放在書中。謝先生對書中的觀點提出了一些追問，我覺得值得後世的讀者思考。他強調他喜歡這本書，但同時對作者筆下陳述的魯迅也感到困惑：『魯迅的悲劇不在生前，而在死後。…魯迅是最不願意和官員打交道的，不像胡適那樣，還想過去做政府的諍友… 然而奇怪的是魯迅一直得到官方的首肯，而胡適卻從來都是被罵的。為什麼新時代願意用一貫反帝制的魯迅來做為自己的旗幟…文革中魯迅語錄也很流行，但人們可以反過來想一想，他們為什麼要利用魯迅？』。

許\多理論、學說都會被利用，即使最高貴的東西，只要使用不當，或應用的人心思彎曲，結果都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尤其人認為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的心態，更容易走入極端，歷史上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前述的問題是對統治者的疑問，接下來謝先生質疑的是閱\讀、接受魯迅的人：『文革時期魯迅的書是他同時代的作家中唯一沒有被禁的，也就是說我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人，是讀魯迅的書長大的，可為什麼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裡，那些讀過魯迅書的紅衛兵戰士連最起碼的人道主義都不懂，學生打死老師的事兒幾乎天天都在發生，這一切是從何而來呢？』


當然，謝詠先生並非把紅衛兵殺人的責任推到魯迅身上，但這樣的質疑卻很正常。是的，在最狂暴的年代，有些人藉著閱\讀魯迅得到啟蒙的力量，就像錢理群先生這類型的知識分子。文革中除了毛最強悍的聲音，還有魯的語錄與全集，青年人會從這二人得到什麼啟發與感染？這恐怕需要許\多深層的探索。然而，卻有人反駁紅衛兵根本沒讀懂魯迅，甚至還能提出如此冠冕堂皇的言論：『我相信，毛澤東甘當魯迅的學生，並非沾沾於用，應當是魯迅精神人格的偉大力量，征服了這位蓋\世英雄。由敬而頌，因頌生用。』(《也談魯迅被專制利用問題─為謝泳先生解惑兼與林賢治先生商榷》)。毛澤東當然肯定、喜愛魯迅，這應不成問題，但說魯迅精神的偉大力量感動了毛，讓他由敬而頌，因頌生用，那就幾近超現實了。毛如何運用魯迅的精神呢？恐怕不是魯的同情與人道，可能是他的偏執、多疑、刻薄─帶著陰暗的毀滅。


我覺得如果今天要理解魯迅，最直接的方式還是讀他的本文。或者讀讀他與別人論戰的部分，看看他和別人對峙的態度與言論。或者可以把他和胡適放在一起讀，我覺得可以受到諸多方面的啟發。每個人都有不同領會與評價，對胡適可能會比較一致，反差不會過於劇烈。但魯迅就難說了，因為他的爭議高。我喜愛胡適所說的名言：『做學問要於不疑處有疑，待人要於有疑處不疑。』，懷疑精神用在學術上，而不是用在與人相處上，總是比較健康的態度。胡適在晚年的時候曾經這麼說：『有些人真聰明，可惜把聰明運用得不得當，他們能夠記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談天的一句話，或是某人罵某人的一句話。…人家罵我的話，我統統都記不起來了，並且要把它忘記得更快更好！』註6。所以他雖然在學術上打過筆仗，卻沒有真正的敵人。胡適為人的坦誠與寬容，豈不是今天經過了幾十年鬥爭猜忌的中國大地，更鮮明的需要？不也是台灣這幾年來惡鬥頻頻的提醒？

作為一個作家，一個藝術創作者，無論文體如何，表現的媒介如何，呈現何種風格，以哪種途徑表述，那都是他們個人的自由，只要他們身處的環境許\可，我們無法也不該苛求他的文體與為人。要放浪形骸，或謹小慎微，都是他們個人的事。那些身處封閉獨裁環境的作家，必須具備更大勇氣，更高明的方式創作，否則別說他們失去創作的自由，甚至他們都可能失去生命。


當年胡和魯以文字批判、對抗獨裁的國民黨，他們不只是一般的作家或學者，他們更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公共知識分子」。有這樣的身分，他們的言論和生活方式、為人風格，就不免受到各方的檢視。因為他們以公眾人物，或以一種理想姿態，以一種清醒公義的聲音，出現在眾人面前，提出他們的公正，擲地有聲的意見。同時，你如何批評別人、政體、各類公共政策，你就得預期別人，或敵對的團體對你施予同樣的批評與反擊。你如果抨擊他人筆下無情，就別指望別人同情你。那不是魯迅被褻瀆、被圍勦，也非被誤解，而是正常現象。況且，主動攻擊的經常是魯迅。所以別人對他的惡 聲、苛評，有不少因素是他自己造成的。


胡魯二人一直是影響深遠的知識份子，否則來到新世紀，這個話題也不會至今仍然爭論不休。這幾十年來，經過各方的仔細觀察與閱\讀，他們言行被人重新檢視、重估，是一件必然的事。那些護衛魯迅的研究者荒誕之處，似乎顯示他們還停在文革年代，還把魯迅當成崇高、偉大、深沈的偶像，我套用一位論者的說法：『似乎如果不是他們的保衛，魯迅就不偉大而會塌台似的。』他又說：『人人都說魯迅偉大而且沒有任何異議的時代，恰恰是最不正常的〝文革〞時代』。雖然這位作者也多方肯定魯迅的偉大，但我的體會就是今天來讀魯迅，最好少點，甚至避開那些崇高偉大的頌詞，我們會有比較客觀準確的領悟。

有個現象我認為也是民間重估魯迅的一個演變，就是近年中小學教科書刪除了一些篇魯迅的文章(註8)，而代以其他的文章，尤其是梁實秋的文章被收入教科書，引起了中國社會多方討論，反對聲浪固多，但肯定、驚喜者不少。有一個老師還在網上發表評論說：『梁實秋文章首次入選語文教材，意味著社會理性的勃發，反映的是教育理念的日漸透明和開放。 』，事件的確有某種宣示的意義。因為早期的中國學生都在教科書上讀過魯迅那篇攻擊性十足的論戰文章：《“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走狗的形象隨著梁實秋先生多年。如今隨著梁先生的著作在中國逐漸普及，他階級敵人的形象也在逐漸轉變中。

多次我不解為何錢裡群先生會如此肯定、推崇魯的精神與著作，難道他不覺得魯迅身上的弱點？也許\，我的領會是魯迅是他和許\多經過文革的知青最重要的精神營養，一面說魯迅仍是當代中國的需要。一個相對獨裁，缺乏真正言論自由的社會，魯迅的思想與筆力仍是他們戰鬥的利器。我同意傅國涌先生的說法：『什麼時候我們能輕鬆地忘掉魯迅，我們才可以說魯迅的時代終於過去了，我們贏得了自身的解放，一個充分享有思想言論自由的新時代開始了。』，但願這一天早點來臨。

如果說1949年是近代中國人被撕裂的分水嶺，那麼1933年對德國人來說就是個毀壞的年代。關於納粹德國的出版，相關的報導與探索，各種角度的研究，幾十年來ㄧ直沒停過，像個無底洞一般，愈挖愈多，也越來越深。但我總不完全明白，納粹興起的時空背景如何？為何毀滅的力量如此巨大？是什麼原因讓他們要徹底毀滅猶太人？雖然近年涉獵的書籍總能呈現觀點，提出某些立論，解除一點迷惑。有些答案並不難尋找，尤其是有這麼多史料的挖掘，總有奧祕之障，非讀者或研究者得以輕易窺測。

最近讀到的兩本書，書名有些關連，處理的都和這個毀壞的年代有關：《一個德國人的故事 哈夫納1914-1933回憶錄》(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 die Erinnerungen 1914-1933 )，作者是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另一本是《納粹上台前後我的生活回憶》(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作者是洛維特(Karl Lowith)。兩本書有些相似的特色，他們二人的回憶錄都是遭到遺忘多年，都是在他們過世後，家人整理遺物，才重新發現的著作。洛維特的回憶是因應美國大學的徵文而作，卻未能應選，而遭擱淺；哈夫納（S Haffner）的書寫也是因為流亡英國，試圖應付經濟拮据時所撰的回顧，也沒有正式出版，所以作品讀來還有未完的痕跡。他們的背景略有不同，但卻有些交會。哈夫納血統上是雅利安人，但卻愛上猶太女子，這迫使他流亡英國。而洛維特是猶太人，曾經為德國參與第一次大戰，他的妻子是雅利安血統。他流亡的歷程複雜的多，先到義大利，再到日本，末了到了美國。最後，他們雙雙都於戰後回到德國，卻未曾出版這些記錄。事過境遷，他們的遺著並未退色，閱\讀間常能讓人感受當年記憶猶新的觀察與感慨，準確勾勒狂暴年代的種種嚴酷，提供我們納粹形成前後的新鮮視角。這兩本中文譯本都由德文直譯，註解都很多，是認識書中背景不可缺少的部份，常顯示我對其中歷史與人物的陌生。

哈夫納的提法就是要讓讀者體會，納粹的狂暴就是大戰未完的延續。他說到大戰期間，他和許\多同輩的孩子們目不轉睛注視戰情變化。也提起1924-26年間德國的體育狂熱，那幾年以內，體育俱樂部和運動會的觀眾人數暴增十倍以上，拳擊手和短跑選手成了民族英雄。作者對此有深刻觀察：『現在體育報導扮演的角色，與十年前的戰情快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過去的俘虜人數和繳獲物資的總量，現在變成了各項記錄和賽跑成績。』而哈夫納正是那批第一次大戰期間，緊盯著戰情快報，隨之起伏的一代。體育狂熱是當年戰爭尚未結束的後續、延伸。這個空氣讓左右兩派陷入同等狂熱，哈夫納深知『好戰的天性並未「宣洩出去」，反而在蓄勢待發之中。』各種類型的狂熱，接連著驚人的通膨，結合合約帶來的強烈羞恥與憤恨，都為納粹壯大形成溫床。這個觀察是我以往不認識的，卻是一個重要因素。

洛維特回憶1922年他開始寫博士論文的時刻，提及當時德國有股下墜的風氣：『是一股席捲一切的貶值風潮─不只是貨幣的貶值而已，而是一切價值的貶值。』他把1933年這個年代稱之為政變，而第一個要素就是大戰，第二是通貨膨脹。這也是哈夫納回憶中經常討論的說法，他提到：『德國中產市民的美德在當時被洪流沖走了，而這股汙穢的洪流裡夾帶著的運動力量，在希特勒身邊排成了戰鬥的隊形。』。愈是凌亂絕望的年代，人愈有盲動躁鬱的憧憬，於是，狂人的出現也就愈能投合這種期待。希特勒就像個黑暗的閘門，匯聚狂暴的巨流，又使它演變成災難。

我們都知道，納粹上台並不是以暴力奪權，而是透過民主選舉。從《希特勒草莓》裡的記載我們得知，1928年的帝國議會選舉當中，納粹得票率只有2.6%，但是四年以後─就是1932年，納粹的得票率躍升為37.3%，頓時成為德國第一大黨。這其中的演變，倒底是怎麼回事？其中必然有些奇特的原因，甚至是難以言宣的奧祕。我讀到一段納粹成功\的因素，它策略的運用，也許\不能得出納粹成為大黨的因素，但可以看出納粹軟硬兼施，特別是努力爭取年輕的選票：『他們針對社會民主黨人、共產黨人、猶太人以及其他所有不願順從，不願與之同流合污者，進行恐怖與暴力統治；…希特勒尤其懂得吸收青少年與其站在同一戰線，野外偵察遊戲、行軍、露營、假期遠足，』他們舉辦各種戶外活動，吸引青年人參與，這是納粹吸引年輕人的手段。

哈夫納在書中68頁有一段對德國士兵的描繪，非常傳神，以往我只知道德國人善於貫徹軍令，但不知他們的民族性有這麼一個猥瑣的角落 ：『德國士兵和軍官在戰場上都勇不可當，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縱使政府要求他們向自己的平民同胞開槍，他們幾乎也永遠會服從這樣的命令。但如果要他們起而反抗當局，那麼他們就會膽怯得像兔子一樣，反抗的念頭才剛剛冒出來，他們就會像著魔似地，眼前立刻浮現一個槍決行刑隊的恐怖形象。』，也許\我們都知道，也同意德國人之所以能橫掃歐洲，就是因為他們驍勇善戰。但他們對權威的畏懼，對既成法條的遵守，也是獨裁者得以存在鞏固的原因。他們對外人可以無限凶殘，但對權威篤信不移。滅絕猶太人是執行最高領袖的命令，但卻不能也不該懷疑領袖的動機。我也從別處得到印證，在《萊茵哲影》裡，作者也提出不少德國最富原創，傳世豐碩、影響力深厚的文人、哲學家也都有這種傾向。他們對政治權威的敬畏、順從，和我們對當今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的認識，極端相反。

洛維特提出諸多例證，因他所處的學術環境，讓他的觀察很具說服力。他曾是海德格的學生，和他關係匪淺，在書中他花了相當的篇幅，評述、批判海德格的人格與學術，他的敘述與觀察呈現出海德格與納粹多有契合。幾年前我讀到一位美國學者沃林(Richard Wolin)的著作：《海德格的弟子》(Heidegger\’s Children)，當時我對海德格與阿倫特(Hannah Arendt)之間的糾葛很感興趣。書中有一章專論洛維特的背景與學說，那是我第一次讀到這位猶太背景的哲學家，但讀得一知半解。書的封面引用了一段話，是洛維特對海德格的評述，由此可看出他對學生的影響與吸引：『海德格在我們同學間有個別號：梅斯基希的魔術師...他是個矮小又黝黑的人，懂得施展魔法..他講課的技術主要是先蓋\起一座思想建築，然後又親手把它拆掉搬走，以便將全神貫注的聽者置於一個謎團之前，讓他留在一片空虛裡面。這樣施展魔力的技術有時也會造成令人非常憂慮的結果，因為這或多或少容易吸引精神上有病態氣質的人：一位女學生在聽了他三年的謎語之後，竟然自殺了。』這段話原來就出自洛維特的回憶錄。譯本在註解中特別提及了兩個錯誤： 一是沃林著作中引述的話，最後一句是這樣：『有個大學生(阿倫特)還搭上了她的一生。』譯者指出這句話是個誤譯，德文的原意是自殺。第二是作者本身的錯誤，阿倫特雖因不倫戀情日後受到傷害，但她並未自殺殉情。這也顯示洛維特當時對他同為猶太人的同業不太認識。

納粹掌權之後，以進步自詡的知識人紛紛噤聲，不敢說真話，有些紛紛見風轉舵、或逐漸向權勢靠攏，成了投機者。他的大學同事，還有相近的同代人、好友、同學，對納粹、領袖、種族政策的傾倒、服膺，甚至以扭曲的理論高舉納粹的政策，都呈現同樣的面貌。1933 年納粹掌權之後，也加速對基督教的滲透與掌控，七月間的教會選舉，幾乎讓所有新教的團體都變質。當時主張所謂的雅利安人條款，還要廢除舊約聖經。荒誕與醜惡的歪風竟然連教會都要染指，但還有少數人堅持了信仰，對抗這股歪斜的力量。洛維特提起這些神學家的名字：布特曼、卡爾巴特等人。一切都在變形扭曲，連教會都不例外，只有相對的少數堅持原則，敢於表示他們相反的意見，這些人至終只有選擇流亡，否則就可能成為烈士。

我們不一定對德國文化的精髓或內涵有深入認識，然而不能否認德國出產了許\多重要，影響力深厚的哲學家、科學家、音樂家等等。至少大家都聽過，甚至讀過他們的名聲、作品。許\多人都有相同疑問，文明精湛的德國，怎會產生納粹如此充滿毀滅性的殘暴政權？提出解釋的不少，我們也許\略知一二。Peter Gay在討論威瑪共和的時候，提出了這樣的說法，和前面的見解有些許\呼應，這裡有兩種德國的存在：『一個是瀆武好戰的德國，完全卑微臣服於權威，致力於侵犯他國，同時強烈拘泥於形式；另一個則是抒情詩般的，人文主義哲學的以及世界大同的德國。德國曾經嘗試走俾斯麥和施利芬( Alfred von Schlieffen)的路線，現在則是走歌德和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t)的路線。』威瑪共和走的是抒情詩般的歌德路線，文化璀璨的威瑪，雖然創造力充沛，但兩本回憶錄筆下都透露出政治紛亂、懦弱，經濟動盪、疲軟之狀，甚至暗殺頻仍。這個溫和的共和路線，顯得脆弱無能，所以短命正可以預期。因為好戰的德國：鐵血當道、效率鮮明、口號激昂、行動迅速，比起軟調、抒情的德國更孔武有力，且能解決屈辱的問題。只是他們沒有預期，這個充滿殺戮亢奮的政權會把他們帶到滅亡之境。

上述的陽剛精神也是哈夫納所描繪的「同志般的生活」（非同性戀），一種屬於戰爭的產物。他強調這類集體意識，思想缺乏立足之地，存在的是群眾的原始妄想，他回溯他幼年以及青少年時期那種集體狂熱，正是這種同志化狀態的表現。所以納粹上台之後，將此強加於百姓，德國人的反應是普遍接受，根據哈夫那的說法，是因為德意志民族缺乏『塑造個人生活，追尋個人幸福的生活』的養成。在洛維特的記載中也透露相同的概念，德國文化太過陽剛，缺乏舒坦的人性。他特別透ˋ過和義大利人的民族性，比較其差異，洛維特曾兩度居住在義大利，一次是戰爭被俘，一次是流亡避難。兩次的印象都比他在德國的生活要美好的多：『對義大利人來說，法西斯主義的選戰口號「信仰、服從、戰鬥」 只是一個修辭的口令，笑一笑就不會放在心上了；對德國人來說，希特勒所說的 「我的意志就是你們的信仰」，則是一句意義深邃，必須以義務視之的命令，然後再通過博學的德文學者的幫助，把命令詮釋為「追隨」、「忠誠」、「準備犧牲」』。也許\洛維特目睹太多德國文化負面的陰暗，他甚至說『德國的美德很容易招致怨恨，義大利人的狡猾則甚至可以贏得欺騙者的心』。藉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法西斯在義大利的災害不若德國那樣具有毀滅性。

納粹的災難過去六十年了，大家還有同樣層疑惑，這樣的事還會發生嗎？洛維特經常在回憶錄裡提出一個詞叫「振興」，這個振興不是給德國帶來幸福與希望，而是充滿了仇恨與排擠，帶來難以估量的災厄。盜賊仍然會來，以不同的面貌光臨塵世，繼續偷竊、殺害與毀壞。也許\規模不若納粹，但原則卻是相同。這六十年來，許\多的屠殺、迫害、羞辱、鬥爭，不是都充滿了冠冕堂皇的「振興」嗎？結果帶來了什麼？我們安靜思索，就能得知毀壞的年代不只發生在1933年，也在將來，只要我們相信盜賊的謊言，提供他們發展的地土。

如果說1949年是近代中國人被撕裂的分水嶺，那麼1933年對德國人來說就是個毀壞的年代。關於納粹德國的出版，相關的報導與探索，各種角度的研究，幾十年來ㄧ直沒停過，像個無底洞一般，愈挖愈多，也越來越深。但我總不完全明白，納粹興起的時空背景如何？為何毀滅的力量如此巨大？是什麼原因讓他們要徹底毀滅猶太人？雖然近年涉獵的書籍總能呈現觀點，提出某些立論，解除一點迷惑。有些答案並不難尋找，尤其是有這麼多史料的挖掘，總有奧祕之障，非讀者或研究者得以輕易窺測。

最近讀到的兩本書，書名有些關連，處理的都和這個毀壞的年代有關：《一個德國人的故事 哈夫納1914-1933回憶錄》(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 die Erinnerungen 1914-1933 )，作者是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另一本是《納粹上台前後我的生活回憶》(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作者是洛維特(Karl Lowith)。兩本書有些相似的特色，他們二人的回憶錄都是遭到遺忘多年，都是在他們過世後，家人整理遺物，才重新發現的著作。洛維特的回憶是因應美國大學的徵文而作，卻未能應選，而遭擱淺；哈夫納（S Haffner）的書寫也是因為流亡英國，試圖應付經濟拮据時所撰的回顧，也沒有正式出版，所以作品讀來還有未完的痕跡。他們的背景略有不同，但卻有些交會。哈夫納血統上是雅利安人，但卻愛上猶太女子，這迫使他流亡英國。而洛維特是猶太人，曾經為德國參與第一次大戰，他的妻子是雅利安血統。他流亡的歷程複雜的多，先到義大利，再到日本，末了到了美國。最後，他們雙雙都於戰後回到德國，卻未曾出版這些記錄。事過境遷，他們的遺著並未退色，閱\讀間常能讓人感受當年記憶猶新的觀察與感慨，準確勾勒狂暴年代的種種嚴酷，提供我們納粹形成前後的新鮮視角。這兩本中文譯本都由德文直譯，註解都很多，是認識書中背景不可缺少的部份，常顯示我對其中歷史與人物的陌生。

哈夫納的提法就是要讓讀者體會，納粹的狂暴就是大戰未完的延續。他說到大戰期間，他和許\多同輩的孩子們目不轉睛注視戰情變化。也提起1924-26年間德國的體育狂熱，那幾年以內，體育俱樂部和運動會的觀眾人數暴增十倍以上，拳擊手和短跑選手成了民族英雄。作者對此有深刻觀察：『現在體育報導扮演的角色，與十年前的戰情快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過去的俘虜人數和繳獲物資的總量，現在變成了各項記錄和賽跑成績。』而哈夫納正是那批第一次大戰期間，緊盯著戰情快報，隨之起伏的一代。體育狂熱是當年戰爭尚未結束的後續、延伸。這個空氣讓左右兩派陷入同等狂熱，哈夫納深知『好戰的天性並未「宣洩出去」，反而在蓄勢待發之中。』各種類型的狂熱，接連著驚人的通膨，結合合約帶來的強烈羞恥與憤恨，都為納粹壯大形成溫床。這個觀察是我以往不認識的，卻是一個重要因素。

洛維特回憶1922年他開始寫博士論文的時刻，提及當時德國有股下墜的風氣：『是一股席捲一切的貶值風潮─不只是貨幣的貶值而已，而是一切價值的貶值。』他把1933年這個年代稱之為政變，而第一個要素就是大戰，第二是通貨膨脹。這也是哈夫納回憶中經常討論的說法，他提到：『德國中產市民的美德在當時被洪流沖走了，而這股汙穢的洪流裡夾帶著的運動力量，在希特勒身邊排成了戰鬥的隊形。』。愈是凌亂絕望的年代，人愈有盲動躁鬱的憧憬，於是，狂人的出現也就愈能投合這種期待。希特勒就像個黑暗的閘門，匯聚狂暴的巨流，又使它演變成災難。

我們都知道，納粹上台並不是以暴力奪權，而是透過民主選舉。從《希特勒草莓》裡的記載我們得知，1928年的帝國議會選舉當中，納粹得票率只有2.6%，但是四年以後─就是1932年，納粹的得票率躍升為37.3%，頓時成為德國第一大黨。這其中的演變，倒底是怎麼回事？其中必然有些奇特的原因，甚至是難以言宣的奧祕。我讀到一段納粹成功\的因素，它策略的運用，也許\不能得出納粹成為大黨的因素，但可以看出納粹軟硬兼施，特別是努力爭取年輕的選票：『他們針對社會民主黨人、共產黨人、猶太人以及其他所有不願順從，不願與之同流合污者，進行恐怖與暴力統治；…希特勒尤其懂得吸收青少年與其站在同一戰線，野外偵察遊戲、行軍、露營、假期遠足，』他們舉辦各種戶外活動，吸引青年人參與，這是納粹吸引年輕人的手段。

哈夫納在書中68頁有一段對德國士兵的描繪，非常傳神，以往我只知道德國人善於貫徹軍令，但不知他們的民族性有這麼一個猥瑣的角落 ：『德國士兵和軍官在戰場上都勇不可當，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縱使政府要求他們向自己的平民同胞開槍，他們幾乎也永遠會服從這樣的命令。但如果要他們起而反抗當局，那麼他們就會膽怯得像兔子一樣，反抗的念頭才剛剛冒出來，他們就會像著魔似地，眼前立刻浮現一個槍決行刑隊的恐怖形象。』，也許\我們都知道，也同意德國人之所以能橫掃歐洲，就是因為他們驍勇善戰。但他們對權威的畏懼，對既成法條的遵守，也是獨裁者得以存在鞏固的原因。他們對外人可以無限凶殘，但對權威篤信不移。滅絕猶太人是執行最高領袖的命令，但卻不能也不該懷疑領袖的動機。我也從別處得到印證，在《萊茵哲影》裡，作者也提出不少德國最富原創，傳世豐碩、影響力深厚的文人、哲學家也都有這種傾向。他們對政治權威的敬畏、順從，和我們對當今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的認識，極端相反。

洛維特提出諸多例證，因他所處的學術環境，讓他的觀察很具說服力。他曾是海德格的學生，和他關係匪淺，在書中他花了相當的篇幅，評述、批判海德格的人格與學術，他的敘述與觀察呈現出海德格與納粹多有契合。幾年前我讀到一位美國學者沃林(Richard Wolin)的著作：《海德格的弟子》(Heidegger\’s Children)，當時我對海德格與阿倫特(Hannah Arendt)之間的糾葛很感興趣。書中有一章專論洛維特的背景與學說，那是我第一次讀到這位猶太背景的哲學家，但讀得一知半解。書的封面引用了一段話，是洛維特對海德格的評述，由此可看出他對學生的影響與吸引：『海德格在我們同學間有個別號：梅斯基希的魔術師...他是個矮小又黝黑的人，懂得施展魔法..他講課的技術主要是先蓋\起一座思想建築，然後又親手把它拆掉搬走，以便將全神貫注的聽者置於一個謎團之前，讓他留在一片空虛裡面。這樣施展魔力的技術有時也會造成令人非常憂慮的結果，因為這或多或少容易吸引精神上有病態氣質的人：一位女學生在聽了他三年的謎語之後，竟然自殺了。』這段話原來就出自洛維特的回憶錄。譯本在註解中特別提及了兩個錯誤： 一是沃林著作中引述的話，最後一句是這樣：『有個大學生(阿倫特)還搭上了她的一生。』譯者指出這句話是個誤譯，德文的原意是自殺。第二是作者本身的錯誤，阿倫特雖，日後也受到傷害，但她並未自殺殉情。這也顯示洛維特當時對他同為猶太人的同業不太認識。

納粹掌權之後，以進步自詡的知識人紛紛噤聲，不敢說真話，有些紛紛見風轉舵、或逐漸向權勢靠攏，成了投機者。他的大學同事，還有相近的同代人、好友、同學，對納粹、領袖、種族政策的傾倒、服膺，甚至以扭曲的理論高舉納粹的政策，都呈現同樣的面貌。1933 年納粹掌權之後，也加速對基督教的滲透與掌控，七月間的教會選舉，幾乎讓所有新教的團體都變質。當時主張所謂的雅利安人條款，還要廢除舊約聖經。荒誕與醜惡的歪風竟然連教會都要染指，但還有少數人堅持了信仰，對抗這股歪斜的力量。洛維特提起這些神學家的名字：布特曼、卡爾巴特等人。一切都在變形扭曲，連教會都不例外，只有相對的少數堅持原則，敢於表示他們相反的意見，這些人至終只有選擇流亡，否則就可能成為烈士。

我們不一定對德國文化的精髓或內涵有深入認識，然而不能否認德國出產了許\多重要，影響力深厚的哲學家、科學家、音樂家等等。至少大家都聽過，甚至讀過他們的名聲、作品。許\多人都有相同疑問，文明精湛的德國，怎會產生納粹如此充滿毀滅性的殘暴政權？提出解釋的不少，我們也許\略知一二。Peter Gay在討論威瑪共和的時候，提出了這樣的說法，和前面的見解有些許\呼應，這裡有兩種德國的存在：『一個是瀆武好戰的德國，完全卑微臣服於權威，致力於侵犯他國，同時強烈拘泥於形式；另一個則是抒情詩般的，人文主義哲學的以及世界大同的德國。德國曾經嘗試走俾斯麥和施利芬( Alfred von Schlieffen)的路線，現在則是走歌德和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t)的路線。』威瑪共和走的是抒情詩般的歌德路線，文化璀璨的威瑪，雖然創造力充沛，但兩本回憶錄筆下都透露出政治紛亂、懦弱，經濟動盪、疲軟之狀，甚至暗殺頻仍。這個溫和的共和路線，顯得脆弱無能，所以短命正可以預期。因為好戰的德國：鐵血當道、效率鮮明、口號激昂、行動迅速，比起軟調、抒情的德國更孔武有力，且能解決屈辱的問題。只是他們沒有預期，這個充滿殺戮亢奮的政權會把他們帶到滅亡之境。

上述的陽剛精神也是哈夫納所描繪的「同志般的生活」（非同性戀），一種屬於戰爭的產物。他強調這類集體意識，思想缺乏立足之地，存在的是群眾的原始妄想，他回溯他幼年以及青少年時期那種集體狂熱，正是這種同志化狀態的表現。所以納粹上台之後，將此強加於百姓，德國人的反應是普遍接受，根據哈夫那的說法，是因為德意志民族缺乏『塑造個人生活，追尋個人幸福的生活』的養成。在洛維特的記載中也透露相同的概念，德國文化太過陽剛，缺乏舒坦的人性。他特別透ˋ過和義大利人的民族性，比較其差異，洛維特曾兩度居住在義大利，一次是戰爭被俘，一次是流亡避難。兩次的印象都比他在德國的生活要美好的多：『對義大利人來說，法西斯主義的選戰口號「信仰、服從、戰鬥」 只是一個修辭的口令，笑一笑就不會放在心上了；對德國人來說，希特勒所說的 「我的意志就是你們的信仰」，則是一句意義深邃，必須以義務視之的命令，然後再通過博學的德文學者的幫助，把命令詮釋為「追隨」、「忠誠」、「準備犧牲」』。也許\洛維特目睹太多德國文化負面的陰暗，他甚至說『德國的美德很容易招致怨恨，義大利人的狡猾則甚至可以贏得欺騙者的心』。藉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法西斯在義大利的災害不若德國那樣具有毀滅性。

納粹的災難過去六十年了，大家還有同樣層疑惑，這樣的事還會發生嗎？洛維特經常在回憶錄裡提出一個詞叫「振興」，這個振興不是給德國帶來幸福與希望，而是充滿了仇恨與排擠，帶來難以估量的災厄。盜賊仍然會來，以不同的面貌光臨塵世，繼續偷竊、殺害與毀壞。也許\規模不若納粹，但原則卻是相同。這六十年來，許\多的屠殺、迫害、羞辱、鬥爭，不是都充滿了冠冕堂皇的振興嗎？結果帶來了什麼？我們安靜思索，就能得知毀壞的年代不只發生在1933年，也在將來，只要我們相信盜賊的謊言，提供他們發展的地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