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歷史上分歧的由來

一　「農民黨」、「軍黨」和毛澤東的「書記獨裁」問題

　　發端於 1942 年春的延安整風運動，在一定意義上是毛澤東長久以來對原中共中央不滿的一個總爆發。整風運動的起步有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它的近期的準備和醞釀，雖然可從 1935 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和部署中尋找到蹤跡，但其根源則可追溯到蘇維埃運動時期。在長達七、八年的時間，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最高層之間積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恩怨，雙方既有過合作，但更多的卻是互相猜疑和防範。在毛與原中共中央的矛盾中，政見分歧佔突出地位，但其他因素 —— 由毛的個性和工作作風而引起的對毛的反感和排斥也佔據一定的比重。正是基於這些原因，中共中央對於毛澤東，一直是欲用不能、欲棄不捨。





　　毛澤東之在中國成為遠近聞名的人物，始自於 1927 年秋率眾上了井岡山，最先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從此成為中共武裝革命的著名領導人。在國民黨方面，毛固然為其心腹大患的「朱毛赤匪」的首領；而在中共及莫斯科方面，毛則是創建了可使中共賴以生存的紅色蘇區的頭等功臣。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毛卻因其思想、行為中的「異端」色彩不大見容於莫斯科及中共中央。毛澤東的「異端」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容與表現。1927 至 1930 年，是毛「異端」萌生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莫斯科和中共中央密切注視/毛澤東在江西的活動，儘管對毛的部分觀點存在疑慮，對江西共產黨區域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總的說來，對毛澤東的意見和毛在紅軍、根據地內的領導地位是承認和尊重的。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毛澤東對中共所作出的重大貢獻，這就是在 1927 年國共分裂後最嚴重的形勢下，毛以極大的勇氣和智慧開闢了一塊中共領導的根據地，發展了一支由共產黨領導的紅色軍隊，使中共在國民黨統治的汪洋大海中有了可以立足、並實現其政綱的地盤。1928 年 6 月，在毛澤東未出席的情況下，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仍選毛為中央委員。在處理毛澤東與其他重要軍政領導人的關係問題上，中共中央也極為謹慎，一般都以維護毛澤東的威信為重。1929 年 9 月，周恩來指導起草的著名的「九月來信」，在毛澤東與朱德間就紅四軍中前委與軍委的權限關係而發生的爭論中，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幫助恢復了毛對紅四軍的領導。1





　　1927 至 1930 年毛澤東主要以軍事領導人聞名於中共，其活動基本上也是圍繞軍事武裝問題而展開，理論活動只是其軍事活動的一個側面。中共中央認為毛的理論觀點仍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路線的框架之內，毛並沒有要求中共中央修正以城市為中心的總路線。





　　這一時期，毛澤東在江西蘇維埃區域和紅軍中享有實際的最高權威，中共中央對江西根據地的指示基本是通過毛澤東來貫徹和實行的。對於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根據現實和自己的需要加以靈活的解釋，因而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上海的中共中央對毛並不構成直接和具體的約束。毛所領導的紅四軍是維繫根據地軍隊、黨、蘇維埃政權生存的唯一重要的柱石，而毛所擔任的前委書記一職是紅四軍的最高職務。江西蘇維埃區域各級黨、政機構的多數負責人，和主

力紅軍的各級領導人中的大部分，都是跟隨毛上井岡山，或較早參加井岡山和贛南、閩西鬥爭的老同志。這些人雖然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充滿尊敬，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在情感和知識背景等方面卻和共產國際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存在/隔膜，他們對共產國際的尊崇和服從是以尊崇、服從毛澤東來實現的，因此，在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只有通過毛澤東才能具體影響江西蘇維埃區域，而這種影響大體也處在毛的控制之下。



　　但是隨/ 1930 年後中共中央對江西蘇維埃區域的日益重視，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逐漸向江西傾斜，從莫斯科學習歸來的幹部陸續被派往江西以加強根據地的各項工作，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關係漸漸微妙起來。





　　中共中央原先為了中共的發展和紅軍力量的加強，一度隱忍了對毛澤東某些「異端」觀點和行為的不滿，現在，從江西蘇區不斷傳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共中央對毛逐漸形成了某些消極性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