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基因
高更第一次赴大溪地是在一八九一年，那年他四十三歲，在大溪地住了兩年後，他重返巴黎開展。在巴黎停了兩年，他對於當時的巴黎社會與友人的疏離又漸感到絕望，加上當時的藝評和輿論界對他的畫作多所攻擊，他遂於一八九七年再度重返大溪地，並決定終老於此，這年他四十七歲，一九○三年他過世，年五十五。換句話說，他在大溪地的最後奢華時光共度過了八年，若再加上之前的兩年，恰整整十年。他的後十年在島與島之間流浪，在不同女人的身體作感官的享樂之旅，在自己的往事回憶中了餘生，在繪畫藝術裡沈默地面對襲擊而至的孤獨。 高更的邊緣性和內在時時渴望出走的因由，得追溯到他的童年經驗，他隨家人來到了南美的秘魯，從一八四九到一八五四年。異國情調的感官不知不覺地附著在他的體內血液，一個孩童在異鄉歲月裡殖入了與眾不同的體驗：黑人小女孩、中國僕人、有色人種保母、木頭加蓋的圓頂大教堂。六歲他隨著母親回到法國，之後隨著成長，他日漸發現歐洲於他是個單調之地，他童年的異國情調經驗開始甦醒，渴望獨自出去流浪的心愈發明晰起來。

高更於中年前往大溪地的原衷，還有個主要因素是十七歲的高更成了商業海軍學校的駕駛見習生，直至二十三歲他即開始出勤航遍了世界，南美、北歐和地中海都有他行經的步履遺痕。甚至當他在印度得知母親過世的消息時，他所收到的遺囑竟是他母親擔心他會流浪一生，殷殷囑他要發展事業，以免落得孤寂以終。

雖然高更在前中年期之前曾進入證券交易所任職，往後歷經結婚生子，過起儼然上流社會的生活，然而最後他那潛伏於內的流浪和藝術基因仍在他的人生裡大肆興風作浪起來，他不僅棄守高所得工作，開始習畫創作，大膽向藝術人生前進，最後連整個歐洲都棄離，告別妻兒，忍受不負責任拋妻棄子的悖德之名，孤獨一人來到大溪地，最後竟還是走入如他母親所擔心的「孤寂以終」的命運。

當時高更一心想要追求寧靜，走入原始生活，逃離文明，「我最想做的事便是逃離巴黎，巴黎對可憐的人而言像是沙漠」。在赴大溪地之前，高更去了巴拿馬，且還因被迫生活所需去當了巴拿馬運河的築壩工人，並被瘧疾和痢疾等疾病纏上身。

在這段時間，高更發現最吸引他的還是「人」的本身，他仔細地觀察和畫著穿著刺繡有著繽紛之衣的黑人女子，畫作亦開始脫離以畢沙羅為主導的印象派風格，而以一種帶著神秘氛圍的豐饒來傳達他對異國情調的懷想。

這些旅程無疑可說是他前往大溪地的先聲。
百年前，高更經過六十三天的航行，遠遠地見到夜空澄澈地倒映著鋸齒狀的黑色山脈時，拂曉時刻他抵達了大溪地。在Noa Noa︵︽芳香芳香︾︶一書的日記中高更自述著：「面對著這片無邊無際的海洋時，會讓人生起莫名的孤絕感來。」

然而當白天他到了首都帕比堤之後，他發現他來遲了，歐洲殖民白人主義已在此統治了幾十年，他發現自己逃無可逃，因為白人日漸移入後，所謂的原始蠻荒已不復存，內心的桃花源竟成了一座被複製的小歐洲，隨著歐洲白人帶入的習俗風格和假文明的做態種種，都讓高更不禁懷疑起這趟旅程會不會只是自我推演的重重幻影，他在日記裡寫道：「是不是反而把我推近原先想逃開的事物呢？」我們從他最初至大溪地的畫作裡可以見到當地女人身著傳教士認可的歐洲式樣的服裝，足見歐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