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洋子
小野洋子二十歲時，住紐約，崇拜凱奇，開始創作自己的概念藝術，當時人們還未把她看作「那女人」看待：像李維特一樣，她編造類似俳句的指引文字，有時會拿出來表演，有時只是想像：「點燃火柴，看著它熄滅。」她在曼哈頓南區的錢伯斯大街（Chambers Street）一一二號頂樓擁有一間沒有暖氣設備的閣樓，當時的曼哈頓南區是藝術界的西伯利亞，卻住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夢想家，小野洋子與楊格合作了一系列的表演和其他前衛即興演出，杜象以及在麥迪遜大道（Madison Avenue）經營AG畫廊的前衛活動組織人喬治‧馬修納斯（George Maciunas） 都出席了。《煙畫》（Smoke Painting）是小野洋子請大家燒灼的一張畫布。《踐踏的畫作》（Painting to Be Stepped On）正是它聽起來的那回事。馬修納斯留意到這件作品，於是邀請小野到畫廊演出。當時畫廊還有另外兩場演出。其一是強生的作品《虛無》。

小野洋子的母親出身日本豪門，父親則是貴族。她的曾祖父是子爵。她的祖母嫁給一名武士，他成為銀行總裁。她的父親在參與家族事業之前原本想成為鋼琴家。她從小是佛教徒和基督教徒，唸的是為皇室子弟開設的貴族學校，與天皇之子明仁和未來成為作家的三島由紀夫是同學，她受過訓練，會演唱德文藝術歌曲和義大利歌劇的，也學過鋼琴。她父親調任美國時，一家人移居紐約斯代爾鎮（Scarsdale），於是她進了莎拉勞倫斯學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就讀。披頭四（Beatles）樂迷認為她是奪走約翰藍儂（John Lennon）的無名之輩，可是她在現代藝術圈以及日本上流社會，卻是一位擁有文化成就的重要人物，而後愛上了一位大名鼎鼎、自認有文化的流行歌手。他們的關係看起來至少對雙方都有利。《切片》（Cut Piece）是她早期的前衛演出之作。舞台上的她不動聲色坐著，像一尊菩薩，在場的人們慢慢裁去她的衣服，這是她在大多數人還不清楚什麼是女性主義時所發表的女性主義宣言，也是一件性暴露作品，顛覆自己的名門教養，而其中的儀式暴力成份，儘管稱不上切腹，卻是某種劇場形式的自我犧牲，這是她日後在愈趨公開的生活中持續探索的議題。

小野在馬修納斯的畫廊首次演出之際，馬修納斯與其他人正構想出他們所謂的「激浪派」（Fluxus），指的是一種無政府主義、嘲諷式的多媒體運動，結合了音樂、凱奇、即興演出、佛教、雜耍、游擊劇場，這些正是小野當時正在做的。她早期作品的基本精神是消極的：抽離自己、將自我擱置在一旁、由他人取而代之。殘缺不全、流離失所、離奇古怪是其主題。小野曾設計一種自動販賣機，供應一塊塊天空。1962年在東京的演出中，她把一部分作品，例如《煙畫》，轉換為指導文字，交由畫廊觀眾去演出。這些指引由她當時的作曲家丈夫柳慧手寫成日文，小野再將他寫的內容影印下來，因此展出的作品其實是複製了別人所寫的東西，而這些文字內容必須由另一個人來完成。我們同樣可以在音樂界找到類似的創作形式：作曲家的作品必須透過音樂家演奏才得以實現，而音樂是小野的試金石，終其藝術生涯，她都在消融音樂、表演、寫作、和藝術的界限。音樂和表演顯然是她與藍儂之間的聯繫。他們相遇後，唯獨觀眾的人數發生變化：1960年代早期，她在舞台上當著數十個藝術迷面前劃火柴；到了1960年代末，她只需和她丈夫鑽進被窩，就能驚動媒體。

1966年，藍儂走進倫敦的因迪卡畫廊（Indica Gallery）、爬上梯子，讀到小野貼在天花板的板子上寫著小小的「YES」，因而愛上這件作品，也愛上創作者。他與她進行多項合作計畫。在《影片第五號（微笑）》（Film No. 5 (Smile)）當中，藍儂以慢動作對著攝影機微笑，這是小野早期雕塑作品《一盒微笑》（A Box of Smile）的變形。小野拍過幾部影片。為了完成影片《強姦》（Rape），她讓攝影組人員追趕一名女子、進入她的公寓，讓她越來越驚恐。這部片和《切片》一樣，都是探討強暴的作品，如今以小野顯赫的名聲，顯然具有言外之意。

這種類型的藝術，要不是嘗試了解，就是無法完全理解。兩種反應皆可配合，就像強生的拼貼畫以及我的故友亞歷克斯收藏的圖書。我們或可從自己的反應審視自己。《一盒微笑》（打開活動盒蓋，對著裡頭的鏡子審視自己）是個簡單、造作的主意，卻象徵「生活即藝術」的哲學。對著鏡子微笑。就這樣。讓你得到自我啟發，這是一門正面知覺的藝術。非常具有禪宗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