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新興市場的崛起
「美國以外沒有市場！」

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當時的我還是個乳臭未乾的年輕人，擔任紐約信孚銀行（Bankers Trust Co.）的行員。那時公司要我針對循環油元（recycling petrodollar）做一份研究。當然，「協助其他國家的政府做到真正的全球化投資」，聽起來的確是個很合理的概念。不過，當我去和銀行的信託部門（當時稱得上美國最大的信託單位之一）會談時，那個令人望而生畏的高級主管邊講話邊扯著他的紅色吊帶，憤怒的對我咆哮：「美國以外沒有市場。」

那個人的銀行產業經驗至少比我多二十年，不過無論如何，我個人的觀點卻和他不同，畢竟我是在荷蘭長大，從還是個小男孩時，我就已經持有幾股的飛利浦（Philips）、殼牌（Shell）
石油和聯合利華（Unilever）公司的股票了。那個和我對話的同事也絕對想不到，信孚銀行這個神聖的機構竟有一天會被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購併（其實我自己也沒想到），而德意志銀行正是來自他所謂的「非市場」裡的一個全球性勁敵。

這個經驗讓我開始對約定俗成的觀點抱持懷疑的態度。這些經驗告訴我，一定要嚴格審視錯誤的假設，因為即使專家都可能因過於「理所當然」而做出錯誤的假設，事實上，專家特別容易犯這種錯誤。由於我曾在荷蘭經濟學院修過簡‧丁伯根教授（Jan Tinbergen，他是非常傑出的計量經濟學家，後來成為第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發展經濟學課程，所以我對當時被貶為「第三世界」的國家特別感興趣與著迷。後來，一九六○年代末期，身為耶魯大學蘇俄與東歐研究所的研究生，我漸漸瞭解到中央計畫經濟與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終將結束，所以，我也特別渴望釐清「外國投資」究竟將對第三世界的發展形成幫助還是傷害。

在信孚銀行工作時，因為業務上的關係，我得以接觸到許多較為奇特的第三世界經濟發展模式。我協助伊朗航空（Zran Air）租飛機，並幫他們在衣索比亞招聘機組人員；另外，我也參與了迦納的可可亞外銷融資案件。這些經驗讓我增長很多見識，從中也逐漸瞭解已開發國家和這些「前」歐洲殖民地（多半是）的互動方式（很多「互動」其實很可笑，根本就是單向的予取予求）。我在信孚銀行的第一份工作尚未滿一年，不知為何，我就突然且不尋常的對該銀行信用部門總是以分析美國企業為主的作法感到極度厭煩，不過，我更訝異竟然只有我有這種感覺。不知為何，其他人好像對這個世界的快速變化視若無睹。幸好我在信孚銀行的上司很樂於接受新觀念，於是我說服他讓我到亞洲出一趟公差，目的是為研究該地區的外國投資情況，我告訴他，這麼做對信孚銀行和我個人應該都很有幫助。

以當時的流行語來說，那一趟旅程是令人極感震撼的經驗。我在一九七一年抵達首爾機場時，入境處的軍警人員誤把我口袋裡的太陽眼鏡當作是武器，差點對我扣下扳機。當時的首爾市市容看起來像極了蘇聯的某個城市（我搭乘橫跨西伯利亞的火車時，曾經路過一些蘇聯的城市）：破落、冷冽且貧窮。當時擁擠的市中心尚未蓋起摩天大樓，幾乎每個街角都明顯可見到許多地對空砲台。而即使當時韓國的經濟已連續十年創造了九％的高成長，但人均國民所得卻依舊低得可憐，只有二二五美元（目前約一萬美元），雖然這個金額已比當時的印度高三倍之多，但終究很低。另外，我遇到的韓國企業主管個個都對外銷市場懷抱著美好憧憬，一切似乎就只等強制性的軍事訓練活動何時停止。

第一趟亞洲之行讓我見識到一個極為奇特的異國大陸；當時越戰正熾，日本則正經歷著戰後最嚴重的經濟蕭條；那時的中國還拒我這種外國人於千里之外，而印度則因孟加拉計畫脫離巴基斯坦而緊張不已。當時新德里的道路上只能見到一些一九五○年代製造的汽車。儘管環境如此動盪，我卻已能深刻感受到受訪企業的充沛活力與急於放手一搏的堅定決心。那時，我也聽說香港和新加坡的企業正開始將最人力密集的作業移轉到成本最低廉的亞洲鄰國。那一趟亞洲之旅讓年輕的我直覺的領悟到：總有一天，當地的跨國企業都將受到吸引，將勞力密集的作業轉包給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供給的國家，絕不會甘於故步自封地繼續當一個在受關稅壁壘保護的本土大眾市場裡從事零組件組裝業務的小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