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外交

隨著交通的發達，不只外長親自出馬拚外交，總統、總理或首相也經常親自出馬，從事外交工作。元首外交的形式相當多，正式的「國是訪問」只是其中的一種方式，其他如婚喪喜慶、度假、看病等，統統可以成為外交的方式。所以下次我們只要看到哪一國的國喪，或哪一位王子或公主的婚禮，各國元首雲集，通常也就是私下兩兩接觸的外交場合。

福田康夫到中國的訪問，就屬於首腦外交的層級，但是這裡也突顯了中日外交的兩個特色。第一，日本無論是跟中華民國，還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個人外交」都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過去岸信介與台北的關係，或是田中角榮與北京的關係，都可以看出「個人外交」的特色。

其實在亞洲，外交一向有很濃厚的個人色彩。過去李光耀在新加坡長期執政，他也經常施展個人外交，在各國之間穿梭。印尼也是一樣。一九五五年，印尼總統蘇卡諾在印尼的萬隆召開亞非高峰會議，北韓的金日成帶著兒子金正日與會。蘇卡諾帶女兒梅嘉娃蒂在機場迎接，還叫梅嘉娃蒂表演跳舞給金氏父子看。後來，梅嘉娃蒂和金正日在兩國各自當政，當北韓核武問題引起國際關切，梅嘉娃蒂曾想運用這層舊識的老關係，親赴北韓擔任調人，希望能說服金正日放棄核武計畫。後來當然是無功而返。不過梅嘉娃蒂跑北韓一趟，也可看出「個人外交」在亞洲扮演的角色。

中日外交的第二個特色，是兩國之間的「文化」關係。這一點從清朝到現在都是如此。從李鴻章和伊藤博文開始，每每中日兩國外交官見面，或前面談到的福田康夫與溫家寶的首相與總理見面，都喜歡吟一點漢詩，顯示雙方共同的文化經驗。這是西方國家跟中國的外交所辦不到的。

高峰會議通常具有相當的戲劇性。因為是眾所矚目的場合，所以各國莫不將其辦成一場秀。當元首到他國訪問，無論是到哪裡獻花、在哪裡抱小孩，表現親民的風格、帶不帶太太、雙方交換什麼禮物，都是精心設計過的，於是也成為我們可以觀察的重點。

一九六○年代末期，新加坡和印尼的關係，一度因為新加坡處死兩名在星洲犯法的印尼陸戰隊員，而陷入谷底。後來新加坡駐印尼大使安排李光耀訪問印尼，並力勸李光耀到兩人墓前獻花，這才使兩國的關係逐漸緩和。

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則打過夫人牌。一九八六年美蘇冰島峰會時，原來會前安排兩位元首都不帶夫人與會，結果戈巴契夫把夫人蕾莎帶去，一下子成為記者追逐報導的焦點，搶盡鋒頭，美國（應該尤其是雷根總統的夫人南西）發現被擺一道，氣得直跳腳。

兩韓的峰會則更是一場秀。二○○七年盧武鉉訪問平壤時，帶了南韓的茶葉，還帶了全套李英愛演的《大長今》ＤＶＤ，因為金正日非常喜歡看電影和電視劇。

當時為了營造盧武鉉夫婦跨過北緯三十八度分界線的戲劇效果，南韓特別用黃漆把三十八度線清楚畫了出來！不然哪會有一條線在地上等著讓人跨過？



高峰會議既然是一場秀，當然也會暗中較勁。二○○六年十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中國大陸。根據日本《產經新聞》的報導，當時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紙條上寫了三個重點給安倍，提醒安倍到中國時：「一、不要用雙手握手；二、不要鞠躬；三、下飛機時要與夫人比肩步下階梯。」安倍會心微笑點頭，將字條收入胸前的口袋裡。

安倍和麻生擔心像過去歷屆政府一樣，訪中時美其名為「日中友好」，後來卻讓中方導演成「朝貢外交」，所以這次安倍與中方領導握手微笑答禮時，視線始終注目對方，一刻也不離。

高峰會議是正式的，但是多邊會議場外的非正式接觸，哪怕只是盡在不言中的一句話，有時都比會場中的發展更有看頭。

一九七五年，印尼兼併原葡萄牙殖民地東帝汶之後，印葡兩國隨即於第二年斷交。二十年後，印尼對東帝汶的政策已逐漸放鬆，而葡萄牙新政府對印尼的態度也不若前任嚴苛。一九九六年二月，亞歐會議（東協與歐盟）在曼谷舉行。就在餐會前夕，葡萄牙新上任的總理古特雷斯擠到印尼總統蘇哈托旁邊，說：「我想我們中間的確有些問題必須談談（I think there is a problem to discuss….）。」

蘇哈托笑了笑。雖然兩國的關係沒有立即突破，但一般認為整體氣氛已有改善。因為這是兩國自一九七六年斷交以來，雙方領導人的第一次講話。

元首出訪，有的時候是去參加會議，有的時候則是想以親身行動，表達對某個地區的關切。尤其美國總統更是如此。如果美國總統能親自出馬，對衝突相關國家進行說服或斡旋，會讓當地國家至少感到比較窩心，也比較放心。中東問題就是最好的例子。

中東問題非常難解決，但是每一任美國總統都希望能對以巴問題做出一點努力。他們多半會派出特使，進行穿梭調解，然後自己再親自出馬。我們從觀察者的角度，經常用「前座開車」還是「後座開車」，來比較不同總統對中東問題的涉入程度。

柯林頓總統對中東問題涉入甚深，這時美國就像是坐在車子的前座，自己開這輛中東和平的車子，我們稱之為「前座開車」。當時以色列抱怨，巴勒斯坦老是縱容激進份子對以色列進行攻擊，巴勒斯坦則矢口否認。於是美國由中央情報局介入，訓練雙邊的安全人員，教他們如何對付恐怖份子或激進好戰份子，甚至連群眾該怎麼隔開，崗哨怎麼設，劃界怎麼劃，都幫他們一一規畫。所以那時我們發現，主導美國中東政策的，居然不是國務院的外交系統，而是中央情報局！

到了小布希總統的任內，則因為全副精神都在對付伊拉克，所以對以巴問題就比較不上心，而希望當事國能自己多負一點責任。這就是所謂的「後座開車」，前座讓以巴雙方自己坐。

下次我們看中東新聞時，就可以看美國除了派特使之外，國務卿自己到中東幾次？美國總統去過幾次？主持過幾次中東和會？在中東問題上出力最多的，是國務院還是中情局？藉此就可以大致判斷這一任美國總統是坐在「前座」還是「後座」。



像美國總統這樣四處奔波，安全問題自然也成為很重要的考量，所以美國的祕密勤務局在海外就有十五個辦公室，隨時為出訪的美國總統提供安全維護。美國總統出訪，防彈車及隨扈車隊經常都是跟著一起走，然後再配合當地的警方與安全人員，做好最周延的防範。

柯林頓總統在卸任前曾出訪巴基斯坦。然而由於當時巴基斯坦的情勢不安，美國共動員了三輛總統座車。當柯林頓的車隊行經高架橋時，三輛車一起上去，然後他在橋上換車，車隊再開下來。所以上橋前總統可能乘的是第一輛，下橋後變成第三輛，讓恐怖份子摸不著頭緒。

出訪的外國元首帶著自己的防彈車一起走，會令有些地主國覺得很不是滋味。例如中共曾在外國元首座車離機前，派人上去把車子的四個輪子換了，這樣一來雖是外國的防彈車，但是仍沒接觸中國領土（因為是中國的輪子，在中國的領土上行走），以保持民族的尊嚴。

正因為元首的安全問題會引起這樣的小摩擦，也就成為一個可以用來作文章的機會。一九八七年，日本首相竹下登出訪菲律賓，刻意只帶十二名隨扈，其他一切由菲律賓警方負責。當時的菲律賓情勢不安，連東協領導人到馬尼拉開會，都有軍艦在馬尼拉外海警戒。竹下登並非東協的會員，居然對菲國這麼信任，讓菲律賓大感受用，也反映在當時菲人的民調，認為日本是最值得信任的國家。

當然，並不是每一次峰會都要這麼大費周章。以歐洲國家為例，因為距離較近，有時法、德、英等國領導人碰頭，開個工作會議就走，沒有前面講的那麼多複雜安排。有時候甚至是通電話。尤其在危機發生時，美國總統可能跟相關國家元首一天通幾次電話，以掌握該國動向並進行說服。元首的電話外交，也是元首外交的一種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