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結構主義者對於翻譯的觀點，給跨國文化與文化翻譯研究帶來相當大的啟發。跨文化研究者從翻譯中找尋靈感，將本源性及翻譯忠實性的問題轉移到「差異」的問題。如果翻譯仍然無可避免，相較於觀照原文的本真性與翻譯的忠實與否等問題，跨文化研究者發現更有趣的問題是，不同語言間的假設性對等（hypothetical equivalence）以及譯文在新的文本中生成變化的歷程──用劉禾的話來說，即「生成的方式」（manner of becoming）。如劉禾所展示的，跨語或跨文化的研究不該再強調翻譯的權威或忠實性，而應著重於譯文在新的文本脈絡中變異的可能性與生成方式。如此一來，跨語言及跨文化研究的主要興趣變成是新的語彙、意義、觀念、概念、表達方式，如何在語言領域中跨越語言的疆界，然後在另一個語言當中居住下來的過程，以及透過此過程，在特定語言領域當中形成傳達、操作、佈置以及支配的方式。換句話說，從跨文字與跨文化的角度來看，翻譯的研究變成是一個「可能性變向」的研究，或者用劉禾的話說，「是關於語彙、觀念、範疇以及話語關係的一種動態歷史的研究」（1-42）。

在劉禾的研究中，我們看見翻譯與文化研究之間的密切聯繫。翻譯的概念揭示文化翻譯研究的幾個面向：首先，文化翻譯是否預設了文化之間的本源性與優位性？再者，翻譯理論是否必然將譯文轉為「深層意義」（profound meaning）的詮釋（interpretation）。周蕾提出了這些問題。在她的文章中，這些提問也成為東方與西方，或者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外另種「第三詞彙」（third term）可能性的探問（173-202）。

然而，文化翻譯掩蓋的正是權力的配置。蒲芮（Mary Louise Pratt）所提出的「接觸境域」（contact zone）一詞，早已是一個權力相互競逐的場域。儘管此一空白的境域從先前的歷史與地理的連續性中脫出，但佔據此一境域的旅行者，並非以「分離」（separateness）或「隔離」（apartheid）的族群姿態出現，相反地，在不同的主體互涉當中，不均衡的權力關係仍然介入操作（6-7）。

後殖民主義論述也同樣觀照原文（西方）與譯文（東方）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然而其論述一方面難以脫去二元對峙的論述邏輯，一方面又似乎預設原文的優位性。 薩依德（Edward Said）的「旅行理論」（traveling theory）在東西方學界旅行，看來似乎豐富了跨越國族文化疆界的比較文學研究。 儘管不斷強調旅行路徑極可能產生的轉化，但其出發點仍然是「起源」（origin）。印度裔學者尼南賈娜（Tejaswini Niranjana）在其著作《定位翻譯：歷史、後結構、與後殖民脈絡》（Sit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中，透過重新閱讀班雅明、德‧曼、及德希達的翻譯理論，試圖重新翻譯或重新書寫印度的歷史，但其論述中仍不能免去將西方視為優位或本源性的存在。另外，史匹瓦克（Gayatri C. Spivak）試圖扭轉東西方文化翻譯不均衡的權力關係，重提翻譯的殊異性與翻譯政治。做為第三世界的女性翻譯者，她批評西方的第三世界文學翻譯忽略了其語言、文化及地域上的差異。史匹瓦克認為翻譯者必須回到文本的「修辭」（rhetoricity），以期使讀者可以感受到第三世界文學的殊異性，而非只是做為一個文化、一個差異文化，或是社會的表徵（397-418）。對此，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更直言，諸如此類西方人類學式的文化翻譯，背後其實隱藏了西方意識型態及種族主義的政治謀劃，因而提倡所謂的「厚翻譯」（thick translation），進一步理解異文化底層更深的內涵（417-29）。